勇敢机智的女侦察员
我的母亲李庆华1927年出生在山东滕县一个封建家庭里，但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
村子里所有和她一样大的女孩子都被迫缠足，她却又哭又闹坚决不依不从。没办法，她的奶奶和族人们只好将她双手捆绑起来，强行将她的双足缠上。小小年纪的母亲，竟用绝食与封建势力对抗到底。
最终在我开明姥娘的帮助下，我母亲的双足才成了解放脚，也才有了她后来行军打仗的先决条件。
我母亲是在我舅舅牺牲之后，1944年，才正式穿上八路军军装的。参军前她是村里的姊妹团长，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她多次被派往敌占区侦察敌情，无数次孤身深入虎穴，多次在家人和乡亲们的掩护下，化险为夷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我母亲年青时英姿飒爽,平日里除了肩上挎着我父亲送她的文件包外,腰间系着的我舅舅送她的军用皮带上，左右各别一把手枪。（一把是组织上配给她的，另一把是我父亲的战利品，上级奖励给父亲，父亲又转赠给了母亲）
我母亲机智勇敢,经常到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因为有汉奸的告密,她曾是鬼子悬赏大洋捉拿的“要犯”。
那天,我母亲执行任务刚进村,就碰上鬼子进村搜捕,母亲只好暂避我奶奶家的厨房里。她把随身带的文件包、枪支，藏在柴草堆里。奶奶忙将自己头上的毛巾取下来,把母亲的短发包裹起来,顺手在炉膛里抓了把黑灰，往母亲脸上擦抹。然后，让母亲坐在灶膛前，假装正在做饭。
母亲稳稳地坐了下来,一手拉风箱,一手不紧不慢地往炉膛里添着柴草。
说话间,一个汉奸带着鬼子冲了进来。鬼子用刺刀对着母亲狂叫:“什么的干活!”母亲缓缓地站起来,指着带路的汉奸说:“你问他,我什么的干活!”
只见汉奸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点头哈腰对鬼子说:“她,她良民的干活,良民的干活。”
原来带路的这个汉奸,就是当年和父亲一起投奔八路的同村青年。他对我父母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鬼子俘虏后,变节成了汉奸。他本来是给鬼子带路，搜捕抗日分子的。谁知面对面碰上八路时,他却被我母亲的气势镇住不敢说出我母亲的真实身份。
等鬼子走后,众人异口同声地问母亲:“你不害怕吗?”母亲答:“我怕什么,他是汉奸,我是八路,邪不压正。”
大家又说:“他要真指出你是八路怎么办?”母亲答:“我量他不敢说。因为我死了,他也活不了。共产党会为我报仇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母亲的胆量,更敬佩她的沉着冷静，镇住了认识自己的叛徒，迫使他不敢当面把我母亲出卖给鬼子。
为了摸清敌情，她曾只身闯入还乡团团长家，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冷冷地对他说：你要么就老老实实把鬼子扫荡的时间、路线讲出来，戴罪立功。要么就把我交给鬼子去领赏，日后等着共产党来给你算总账。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由于母亲临危不惧，果断强硬的态度，终于迫使汉奸，交待了鬼子的全部行动计划。我军抓住时机，粉碎了鬼子的阴谋诡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当地的老百姓。
宁死不屈的女八路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我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在山岗上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当时敌众我寡。母亲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弹尽粮绝,许多战友牺牲了,眼看敌人已经逼近,为了尊严,我母亲和其他受伤的战友，纷纷跳下悬崖,宁死不做俘虏。
战斗结束后,当地老百姓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被挂在半山腰的母亲。经过抢救,母亲终于活了过来。
乡亲们告之母亲:“幸亏你的挎包带子挂在树枝上,你才捡了一条命。”而她的一些战友们,却永远地埋在了那片山岗下。
生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都被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感动,所鼓舞。
殊不知在八年抗战中,有多少壮士像他们那样,为了民族的自由解放,纵身山崖在所不惜。
为了信念他们可以坚持,为了信念他们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真实写照。它不单单是哪个朝代、哪个党派的个别行为, 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气节和魂魄的缩写。
解放战争中，我母亲更是英勇无畏，她枪法很好，而且使用双枪，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在革命战争的考验下，她的阶级立场更加坚定。
巩固边疆 南下保山
1951年1月7日, 母亲刚生下我没多久, 父亲毅然决然告别我们，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随后母亲也怀抱着才满三个月的我, 日夜兼程地追赶部队来了。
1951年1月底，母亲和我踏上南下征途，不辞千辛万苦，历经七个多月的长途拨涉，边走边与沿途国民党残匪战斗。于1951年8月，在云南边疆的保山专区公安处，与我父亲胜利会合。
从此，母亲与父亲并肩提着脑袋参加到剿匪、锄奸、反特的工作中。在革命的熔炉里冶炼成坚强的革命干部。
转战南北 克己奉公
1954年8月至1955年4月，母亲随父亲，转业到云南地质勘探公司，在昆明勘司机关工作。
1955年4月至1957年11月，母亲随我父亲调到会泽306地质勘探队。我父亲是勘探队党总支书记，会泽铅锌矿党委常委，母亲是勘探队保卫科副科长。
1957年12月至1958年7月，母亲随我父亲调到路南大兑冲311地质勘探队。我父亲是勘探队党总支书记，母亲是勘探队保卫、人事科副科长。
母亲十几岁就投身中国革命,风风雨雨几十年,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的事业。她一生只有耕耘不计收获，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一切服从组织调拨。
为了更好地干工作, 她坚守在勘探工作第一线，同时也把自己的孩子们搭了进去。
为了国家早日找到矿藏，拖儿带女的母亲，她没有像其它领导夫人那样，为了照顾孩子，留守在城里的机关工作。而是主动跟随父亲，长年累月转战在深山老林或边远山区辛勤勘探找矿。
当时的地质勘探工作非常艰苦，环境恶劣，流动性大，没有固定的住所，经常搭帐篷或借宿当地老乡家。
听当地人说，大兑冲的山沟里，有麂（ji）子、豺狼、老虎、豹子、狗熊、毒蛇、有吊在树上的死人……
我亲眼看到山坡的树枝上，挂着用草席裹着的死婴；
看到盘在屋梁上的蟒蛇；
看到小路上经常窜出的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毒蛇……
总之,路南大兑冲对我们来说，就是“人间地狱”，恐怖之极。
母亲是个自尊自强的中层干部，在恶劣恐怖的环境里，她除了担忧自己的孩子被野兽伤害外，一方面为了不给当领导的丈夫分心添乱、不让自己因孩子拖累影响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了孩子们更好的成长,她硬是狠下心, 把孩子们分散安置。
1957年底，母亲让我舅妈，将两岁的鲁昆带回山东老家。
将五岁的鲁云，全托在昆明冶金幼儿园。
将不滿7岁的我，送进了大兑冲乡村小学一年级当旁听生，目的是防止我到处乱串，被野兽毒蛇伤害。
我们姐弟四个中最小也是唯一的弟弟鲁滇，境遇比我们还悲惨。虽然他是留在母亲身边的幸运儿，却因无人照顾被五花大绑，捆在洗衣盆里, 放在家中由他自己照顾自己。
母亲上班走后，他就在洗衣盆里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哭。他哭出来的鼻涕眼泪，掺糊着饼干渣糊在脸上，差点让贪吃的公鸡，啄瞎了眼睛,还算他哭声大,终于自己救了自己。
而做出如此残酷决定的母亲,她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要忍受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期盼的煎熬。
为了工作,她内心的担忧和痛楚,又能向谁诉说呢?
那个时代当领导干部，所具备的觉悟和奉献精神,促使母亲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这条道路,这就是我母亲的党性原则。
1959年2月，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单位将一些参加革命早的工农干部，送到云南省委党校学习提高，我母亲就在其中。
终于盼到家人能定居昆明的时候,母亲却因在党校学习劳动时,扭伤了腰，长期卧床不起。加上高血压疾病等身体状况，已不能再适应野外工作了，组织上正式将她调回到昆明，在公司机关工作。
母亲在治疗期间，把我们收拢到身边,用革命道理和孔孟之道教育培养自己的孩子们。身边有了母亲的呵护，我们的生活学习才步入了正轨。
她严厉地要求我们正直勇敢、积极向上、德、智、体全面发展, 要求我们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做个好孩子、好学生。
她用军人的要求严格管理每一个子女: 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按时到校、不准迟到早退、认真完成作业、不准敷衍了事、尊老爱幼、团结友爱……
为了维护他们身处领导地位的形象，也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成长，我们从小被压制管教得很有章法。
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不近情理，甚至专横武断。她不准我们“仗势欺人”、不准“脱离群众”，不准“贪占小便宜”、不准和其他孩子“打架吵嘴”……，一旦发生矛盾,不论青红皂白,也不管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宣,一律格打勿论。
由于母亲的众多“不准”，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道德法律，死守着做人、做事的基本底线，不去违犯。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我们都成了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好职工、好干部,没有一个子女不成器。
同时，母亲让我们学会并掌握了做一系列家务活的本领,什么洗衣服、订被子、织毛衣、蒸馒头、包饺子、收家、理财、跑采购……，统统不在话下。
是母亲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和条件, 教会我们关心人、爱护人,从小培养了一颗善良的心，一颗明辨是非、坚持原则的心。
我们比同龄人更早地树立了“家”的概念,培养了勇于担当、勇于负重前行的责任心。自发地关心照顾父母、弟弟妹妹及亲人,自然而然地造就成了中国传统女性。
传统教育 崇尚英雄
五、六十年代,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学校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总会请参加过革命的同志，到学校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我母亲有幸参加了这些活动。
母亲被邀请到学校，坐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为全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没有讲稿，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语重心长的殷切希望。她朴实而真情实感，受到台下师生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少先队员们举着队旗，围坐在母亲身边，津津有味地听她讲革命故事，同学们被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所感染、所激励。从小立志以英雄为榜样，决不辜负先辈们对我们的期望，争做革命事业接班人。
中国工人日报，报道了我母亲教育子女有方的文章。
中国工人日报记者，也曾到学校专门采访了我和我的班主任，了解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经历和事迹。
党的好干部 群众的贴心人
我的母亲是个受党教育很深的老党员,长期以来从事政治工作。
母亲所在单位领导及广大职工，都知道她的能力、威信远远超过许多领导夫人。但受我父亲的限制和影响,一辈子当副职,直到离休后还在享受副处级待遇。
在这之前她在保卫、人事、干部、工会等部门工作过。由于工作性质，培养了她高度的原则性。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时时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克已奉公。她扑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了照料家人。
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的威严远远胜过妈妈的慈祥。但母亲对她的下属同志，却又是极端的热情大方，关心爱护胜过对自己家人。
尤其是对来自野外勘探队的同志，更是热心周到。谁有困难，我母亲都会主动帮助解决，而没有任何个人所图，纯粹是助人为乐。
可以这么说: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好领导、是个深受职工敬重的好干部。
但她却不是个勤俭持家的好主妇。她为别人考虑，胜过关爱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个对子女“狠”得下心的母亲。
慷慨解囊 不计其数
五、六十年代工作人员的工资普遍很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提倡低工资多就业。许多国营单位，普通职工的工资仅三十多元，有的甚至十多元、二十多元，五六十元就算比较高的了。
2021年2月8日，我到母亲原工作单位查过她的工资情况，经过查阅我母亲的原始档案，基本情况是这样：1、刚开始是78元（1952年在保山专区公安处时所定工资）。2、工资改革调整到88元（1981年临离休时，按职工比例工资才升了一级）。3、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是5838元。4、前后共13次左右工资变化（离休后，随着国家对离退休人员工资调整，逐年增加了十二次）。
2021年4月6日我到煤化工集团组织部查阅了我父亲的原始档案，在《工资升（定）级核定表》中明确记录：1952年在保山专区公安处时，工资130元，1960年纳入标准冶金简化10级，工资135元。1983年3月17日，临离休时，按职工比例工资升了一级，升为冶金简化9级，工资150.95元，1989年10月离休工资总额194.95。
按说我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前工资已经很可观了，远远超过了许多双职工的收入。我母亲每月七十八元，外加二元粮食补贴，父亲每月一百三十五元。来到勘探队后，他们每人每月平均再加十五元的野外津贴，每月总收入二百四十五元。
在当时的勘探公司领导层来说，夫妻双职工总收入应该是数一数二高的。但我们家的积蓄却不多，我们姐弟几个穿的都很“艰苦朴素”，就连我母亲也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究其原因，母亲掌管我家经济大权时，她经常救济困难职工，每次出手都是二三十元。母亲私人给困难职工的救济，等于他们半个月的工资，可供四口之家吃一个月了。
她还不断地把钱寄往山东老家，赡养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娘，接济我的姑妈、舅妈、姨妈。甚至一些不沾亲的老乡，只要向她开口，她都会慷慨解囊。
理由是：“当年要是没有这些家人和乡亲们的帮助支持，我们怎么能战胜敌人，打下江山？我们有今天，不能忘了他们!”
这么“有钱”的家庭，母亲甚至还向她的同事私人借款，直到1962年，才算还清了所有的“内账”“外债”。
说给外人听,大家都不会相信,但我和父亲相信，和母亲一起工作的同事相信。
他们这样评论我的母亲:“老李心地太善良,老家一要钱就寄,除了一大叠汇款单外,真没什么积蓄。手也太散，经常帮助困难职工，真没有太多的存款”。
因此,一旦家里有个急事,钱总是不凑手。这些自然应该归罪在母亲不会当家理财上。也难怪她当了几十年家庭主妇，没存下几个钱。
在她大把地对外人救济钱财时,对自己的子女却倍加克扣。从平时购买东西到给予的零花钱，都是抠了又抠，理由是：要艰苦朴素！
我上中学后,一直想买个篮球,几次求母亲都被她拒绝了。
为了这个梦想,我硬是从牙缝里，省下母亲每天给我的早点钱，凑齐了8.1元, 买了一个麻子点的篮球，才圆了这个对她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就可实现的篮球梦。
把从牙缝里省下的粮票 馈送困难职工
困难时期，城市无论大人小孩，全凭定量供应粮食。因为当时油水少，我们又是吃长饭的年龄，每顿按量分享食物，总觉得吃不饱。
父母是干部，每月除从定量口粮里，扣下两斤支援给国家外，母亲每月还有意识地从定量里，节省出一两斤粮票，以备不时之需。
就这么勒紧裤腰带省下的粮票，她也常常会主动给予困难职工。
把极其珍贵和有限的糖果糕点票 分送给野外同志
困难时期糖和糕点，都要按人头凭票供应。每次买回糕点糖果，父母舍不得享用，母亲都交给我统一分配。我们姐弟四人每次只舍得分吃一个饼子。我将一个饼子先分成大小两块，将大块的平分成两份，先发给鲁滇和鲁昆。然后将小块的又分成大小两块，大块的发给鲁云，小块的留给自己。
我们姐弟四人用牙齿小口啃着、用舌头舔、慢慢的、细细的品尝当时对我们来说唯一的既是充饥，又是难得的美味零食。我每次都会强制自己，“别吃完，留一口给鲁滇”，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
即使是这样，母亲却不管我们如何哀求和反对，仍然一如既往地把有限的糖票、糕点票分送给野外来的职工。
把家里的衣物 救济给困难职工
困难时期每人按量发放布票，当时的人没有太多的衣物，一般有个二三套换洗衣裤就不错了。尤其是勘探队伍流动性大，职工家属更没有多余的行装。
但凡野外队职工，带子女家属路过昆明，或来看病的，只要天气突变，母亲碰见他们或子女衣物单薄，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正穿着的衣物，转送给他们。
最让我不能原谅的是：她不经我的同意，就把苏联专家送给我的最喜欢的纱巾，也送给了困难职工的孩子。母亲的理由是：因为野外毒蚊子太多，小孩的脸上已被叮咬化脓，用纱巾遮盖可防蚊虫。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文革初期，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夺权风暴”。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党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被夺权被批斗。我的母亲也不例外。
记得有一天，母亲单位所有大小干部，统统被造反派揪上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然后再一个个，举着双手从台上“滚”下来。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许多领导只好忍辱负重举着双手“滚”了下来。
而我的母亲仍像她平时那样，昂首挺胸大步从容地走下主席台。顿时，一群手里挥舞皮带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围住母亲，咆哮道：“你为什么不举手投降！”
我母亲不屑一顾地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面对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我都没有举手投降，今天我向谁投降？！向你们？哼！”
说完，母亲把头向上一昂，眼睛都没眨一下，径直往前走去。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一语惊人，镇住了造反派高高举起的皮带，也震撼了台下所有职工群众。
母亲宁可死、不可辱的高大形象，更让我将母亲和刘胡兰、江姐等无数的共产党人，联系在了一起。让我刻骨铭心，激昂振奋。
服从革命需要 国家利益至上
年青时候的母亲，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与我父亲分多聚少，送丈夫上前线是常事。
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
白发苍苍的母亲，照样鼓励自己在部队服兵役的独儿子，在对越自卫战争中英勇杀敌，为国争光。
母亲在众人面前，她仍然是把党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老革命，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老妈妈，是久经考验的“双枪老太婆”。
殊不知同样是血肉之躯的母亲，照样为儿子的生死安危，坐立不安，日日夜夜焦虑难眠。
所有当妈妈的弱点，她同样具备，只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发泄、表现出来而已。
这种担忧，在众人面前，母亲不会说，也不能说。
她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影响，因为她的身份不同。
母亲在给弟弟的信中，一如既往地要求鲁滇：勇敢、坚强、不怕流血牺牲！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勇往直前！
救济贫困 不忘初心
母亲救济困难群众由来已久，到了晚年，更是变本加厉不计血本。她不停地将自己的钱财物资，有计划有歩骤地分送给老家的众亲友。
母亲临终前，我女儿到医院去探望她。握着姥姥冰凉的手问：“姥姥，你的手怎么这么冷？”
她撸起姥姥的棉衣才发现，姥姥除了身上的棉衣外，里面竟然只穿了件薄秋衣！我女儿忙起身翻箱倒柜，想为姥姥找件毛衣挡挡寒。
不料，装衣物的柜子，空空洞洞，连一件能御寒的衣服都没找到！ 平时我们给母亲买的无数件厚的、薄的毛衣，早已被她私下分送给了众亲友，连一件都没有为自己留下！
我女儿立马开车到商店，化3000多块钱，为母亲重新买了一件羊绒毛衣，硬逼着给母亲穿上。谁曾想，这竟是母亲生前最后一件毛衣！
不幸的是，这件新毛衣，在子女们的监督下，母亲只穿了几天，没等到老家亲友赶到，她就仙逝了，否则，不知又会赞助哪位亲友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和朋友聊起母亲救济老家亲友的往事，与我同住一个小区的陈老师说：“你母亲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让所有穷人都过上好日子。你们比那些农民生活条件肯定好多了，你母亲这个老革命‘打富济贫’的初心没忘，不打你，打谁？”
是啊，母亲自己的财物，能给的都给了。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光靠她个人的能力，短时间没法彻底解决。
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她唯一能再想的法子，就是拉上自己的孩子，能解决一点算一点了。
这就是我母亲，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所思、所作、所为。这是她心里随时想着基层民众的疾苦，要尽自己微薄之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她崇高理想的具体实施。
几十年来，母亲心里有党、有国、有人民，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党员。
世界上最美的一段话：平淡养心，真诚养友，善良养德，知足养寿，送给母亲是再合适不过了。
通情达理 体贴子女
自从父母步入老年后，住院治疗成了常态化。以前，只要他们一住院，我们姐弟四人就要请假到医院照料，一大家人忙出忙进。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同时也扰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
有一次，母亲又住院了，一家三代人围在母亲病床周围。
虽然母亲再三申明，身边只需留一个人守候，其它人员都回去忙自己的工作。无奈，谁也不愿离开病房。
我女儿见状，就对我母亲说：“姥姥，我想说说我的看法，你再让他们走，好吗？”
我母亲忙答道：“好的，你快说，姥姥听你说。”
我女儿接着说：“因为我妈、姨姨、舅舅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太好，你和姥爷一住院，大家全都跑到医院了。先不说影响工作，就说他们的身体也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再说，这样全体总动员，没有排班轮值，集中一起都来了，也太浪费资源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看行不行。我出钱，专门为你请一个护工，二十四小时陪伴你。家里人，一天来一个值班。我妈身体不好，我替她值班。”
母亲马上说：“好！这个主意好！不用你出钱，姥姥有钱，姥姥自己出钱。” 随后，子女们就根据各自单位工作及家庭情况，经过协商，合理分工安排，排列出轮值护理表。
由于母亲的通情达理，采纳了合理建议。母亲把子女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看得比金钱重要。当即拍板立即请护工，以减轻子女负担。
从此以后，但凡父母生病住院，大家都按既定方针有序进行，既照顾了病人，也没有太多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尊重母亲意愿 为她坚守最后的尊严
面对己经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我曾经试探地问过她，如果吃不进东西是否同意插胃管？母亲表示不同意。她是个爱面子的人，她不愿意临死了，再让医生在她身上动任何的大小手术，她要完完整整体体面面地去见“马克思”，不愿伤痕累累地去见地下的亲人。
因为母亲曾在昆明43医院重症监护室住过几天，深知那里面的残酷无情：没有亲人守候、患者和家人都没有亲情相依恋。每天只有十多分钟的探视，而且只允许一个人进去，双方想说的话都没机会完全表述。总之，那里不是她愿去的地方。
鉴于母亲的意见，我与兄弟妹妹事先商量了，为了陪伴母亲走完她人生的最后时光，我们尊重她的选择和决定。
陪伴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2014年2月6日，母亲症状不太好，鲁昆用车推着她到医院花园晒太阳，两人正聊天，母亲头一歪竟然重症昏迷过去了。鲁昆急忙将母亲送回病房，请来医生会诊。检查结果出来：母亲肾功能衰竭！
当天晚上，我和女儿、儿子专程赶到医院探望母亲。
母亲的病房单独连带一间客厅，我们一进客厅护工就说：“老人家从中午一直睡到现在都没醒，她三女儿刚回去拿东西……”
没等她说完, 我们轻步走向病房。很远我们就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精神焕发地睁着眼睛朝门口张望，仿佛早已料定儿孙们会来看望她。见我们来了她非常高兴，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来了，我给两个重孙子的压岁钱收到了吗？”说着就要起身迎接。
我的儿子女儿同声答道：“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姥姥。”
他们一边说，一边忙跑到母亲床前，拉着姥姥的手，左一个“姥姥”右一个“姥姥”喊着问长问短，逗得母亲喜笑颜开。
接着母亲对跟着走进病房的护工说:“快，把钱包给我，我要给我的孙子孙女压岁钱。”
我的儿女们听到姥姥说要给他们发红包，很是诧异。自从他们参加工作有了经济来源后，姥姥就不再给他们发压岁钱。反而是他们领到工资后，每年春节都自觉自愿给姥爷姥姥送红包，从来没有间断过。每年父母亲，都欣然接受。
马上表示：他们遵守母亲早几年的规定：“参加工作的一律不再给压岁钱”的章程，不再收受姥姥的压岁钱。
当即我女儿从自己手提包里拿出早已为姥姥准备的红包，交到母亲手上说; “姥姥这是我给您的红包（2000元），祝您早日康复。”
我儿子也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他为姥姥准备的红包，交到母亲手上说; “姥姥这是我给您的红包（1600元），祝您一路顺，早日康复。明年我还要再给您送红包，祝你一路顺顺顺！”
这次，母亲却坚决拒绝收受孙子孙女的红包，并再三强调：“我不需要了。”
经我们再三劝说后，她才勉强对护工说：“暂时收着吧，明天再交给鲁云。” 随后她执意让护工把钱拿出来给我的儿女们。
眼看姥姥坚持要给压岁钱，为了让姥姥开心，我女儿只好接过护工递过来的姥姥小钱包问道：“姥姥，给多少？”
只见母亲颤颤悠悠地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说：“200。”
我女儿打开姥姥小钱包，见里面只有500元，就故意问道：“姥姥，是一人给200，还是两人共给200？”
母亲说：“每人200。”
我女儿说：“只有500， 每人给200，您就只剩100了。”
母亲说：“100就100，我已经用不着了。”
我母亲清楚自己在人世间没几天了，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心心相念的只有孙子们。
我的儿女们也知道，这可能就是姥姥对他们最后的关爱了。为了冲淡这生离死别悲凉的气氛，我的儿女们轮番对母亲说：“姥姥，我们明年还要您给的压岁钱！”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 忙把话题扯开了说:“今年是马年，祝你们马到成功！” 接着母亲又开始了她的政治说教，要求孙子们努力工作、注意团结同志、注意身体锻炼、注意休息、注意加强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等等。
母亲巴不得倾其所爱，全部交待给眼前的这两个孙子孙女。她明白眼前这两个孙子孙女，可能就是自己最后能见到的唯一孙子辈了。
最后，还是母亲主动提出：“时间不早了，你们的孩子还小，赶快回去照顾他们吧。你们明天还要上班，早点休息，才有精力更好的工作……”
母亲一生都把关心别人、关心工作放在首位，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初心，真的无愧是老共产党员。
2014年2月7日，鲁云值班照料母亲。一大早鲁云刚跨进病房母亲就兴奋地说：“昨天晩上李林李植和你大姐来看我了。我给了李林李植每人200块的压岁钱。李林李植都给了我红包，在护工那里，我没有用了，你还给他们吧。……”
母亲接着说：“告诉你大姐，从我的工资里再给李林2000、给李植2000。”
（自从母亲这次住院后，她的工资由我代领。母亲执意要我每月从她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交给鲁云支配。由鲁云交付护工费、购买食物用品，根据情况再给母亲少许的零化钱。其余的，我统统帮母亲存在银行里。所以，但凡需要大数额钱款时，都由鲁云通知我去办理。）
因为母亲基本出不了医院大楼，她拿着钱也确实不方便购买东西，她索性把自己的零花钱连同钱包一起交给了护工，由护工代为保管和花销，母亲活得是何等地轻松洒脱！
由此可见，母亲对外人的信任，以及对钱财的无所谓，充分显示了她的高风亮节。这需要什么样的气度，和胸襟才能做到？！
接着母亲对鲁云说：“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我要给你压岁钱。” 鲁云同样很诧异，她故意开玩笑说：“给多少？”
母亲说：“给2000。”
母亲接着对鲁云说：“你大姐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给你大姐2000。”
母亲歇了口气又说：“鲁昆也很尽力了，也给她2000。”
母亲停顿了片刻说道：“给鲁滇2000”……
凡是来探望母亲的，她临终前每人都给了2000元。
钱不在多少，而在于母亲知情知义，心存感激。
虽然她那几天时常会昏迷过去，但是，当她一旦苏醒过来，谁对她亲疏好坏，母亲心中都一清二楚，至死都不含糊。
母亲交待完后，又昏迷过去了，醒来后不想吃东西，状态非常不好。医生建议插胃管，鲁云不同意。
她对医生说：“我会喂她的。” 经过反复努力，鲁云终于给母亲吃下去了约两个红糖煮鸡蛋。这是母亲亲自点明要吃的食物，鲁云满足了她的需求。
因为母亲知道鸡蛋是大女儿鲁平送去的，红糖是二女儿鲁云细心切碎早己准备好的。母亲最后强迫自己吃下红糖煮鸡蛋，她这一辈子心满意足矣！
医生又建议将母亲送重症监护室，又遭到鲁云坚决反对。表示尊重我母亲的选择，坚决不进那个“鬼地方”。我们不愿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亲人陪伴。
2014年2月8日，按原计划，轮到鲁滇来医院值班照料母亲，因他有事，便与鲁昆调换，由鲁昆提前值班。
那天母亲状态还是不好，时常昏迷，好不容易醒过来，主动要求吃面条。当时医院食堂已经下班，外面馆子因为吃饭时间太早还没开张。情急之下，鲁昆亲自动手和面，为母亲赶制了一碗新鲜面条。
2014年2月9日，鲁滇值班，照料母亲，母亲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主动提出想吃豌豆粉。因为医院食堂没有，鲁滇急忙开车到外面馆子寻找，终于为母亲买来了一碗豌豆粉。
母亲非常欣慰地吃下了她这一生最后一顿饭，这是她最牵挂的独儿子，尽心为她买来的最后午餐。
至此，母亲去世前始终没有插胃管，坚持把每个子女孝敬她的食品吃了，不仅心满意足地品尝着人间美食，用心品尝着子女们的爱心，最后品尝着家庭亲情的温暖。
饭后，母亲对护工说她想方便一下，让鲁滇暂时到门口回避。
母亲解完手，待护工帮她清洗干净后，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心安理得地与她分别六年的丈夫团聚去了。
母亲是本书 是我仰望的山峰
母亲这一生,算不上荣华富贵, 更谈不上官运显赫。
但她一生没有大起大落受到屈辱，在她那个年代的妇女中，称得上是巾帼英雄，够威风、够值价、够光宗耀祖了。
母亲是个传奇女子。在我的同学同事中，没有哪个母亲比得上她。
母亲的经历，好似一本永远吸引我不断翻阅的教科书，其中的深刻内涵，值得我一生细细品味、认真思索。
我母亲曾有一句我姥姥留下的格言：“情愿与聪明人打一架，也不愿跟糊涂人说一句话”。母亲一生，都爱帮助弱小打抱不平。她从不欺负比她差的人，更不惧怕比她强的上级。但她却愿意跟比她强的同事来往，她认为只有跟水平高的人学习交流，才能取长补短，才会有共同语言，也才会让自己提高。而对一个没有思想，糊里糊涂半天都讲不清事理的人，就好比对牛弹琴，白费劲。
我由衷地同意这句格言，母亲从来就是我心目中的“聪明人”。
薪火永续 后继有人
小时候，我把母亲看成是刘胡兰、江姐一样的女英雄来崇敬。
步入社会后，我把母亲看成是指引我前进的标杆，不达目的地，决不罢休。
当我长大成人后，我认定母亲就是屹立在我前头的一座山峰，她永远激励我不惧艰险，攀登不止，不翻越山顶，誓不为人。
我立志实现母亲对我的夙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和母亲都是属虎的，我母亲是经过战争年代洗礼的女强人，我是经过实践证明同属女强人一类。
我和母亲一样，一辈子自尊自强自爱，凭借自身能力争强好胜，永不服输。
我和母亲一样，为人热情豪爽，助人为乐是我们的初心。快人快语，不讲究方式方法，是非分明是我们的个性。
我和母亲一样，性情刚强，吃软不吃硬，在恶人面前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把人品、气节、尊严看得比生命重要……
总之，我们母女骨子里相通相连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可惜，我却是个不讨母亲喜欢的孩子，虽然我是老大，但我从小就不是个乖乖女，我比许多男孩子还顽皮。
我的“鬼点子”“怪点子”没少惹母亲生气，也没少换来母亲的打骂。不过我又是在母亲棍棒底下，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我的人品、综合素质都不错。按父母的要求，给弟弟妹妹带了个好头：
我十五岁入团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十八岁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自愿下乡，成了所在生产队知青出勤率最高、工分最多、一身正气的五好社员。1970年二十岁的我，成了全公社第一个入党的先进知青。1971年经过层层推荐选拔，成了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我在父母工作单位子女中，是第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知青。为父母在单位中、在同事面前，挣足了面子里子，成了父母的荣耀。
我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考上了脱产带薪全日制的电视大学，凭自己的工作业绩晋升科技处副主任科员。
我在销售部工作时，担任片区主任兼销售部工会主席，拿一份工资干两份工作。在各级领导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使片区市场年销量从三万二千大箱，飙升到十二万多大箱，一举成为工厂省外第一大市场。销售部工会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荣获的奖杯奖状一大堆。
我个人也被各级领导部门，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标兵、劳模等称号，我得的奖状、奖品一箱子都装不下。
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和组织的栽培。就连我当知青时，腿上受伤做手术，在麻醉失效的情况下，我忍受着医生一刀一刀割肉刮骨的巨大疼痛，豆大的汗珠下雨般滴落下来。我双手紧抱着的大腿上，留下了深深的十个指头印，紧咬的嘴唇流出了鲜血。而我始终坚持做完手术，没哼一声，硬是挺了过来，没有给母亲丢脸。
我的坚强意志，一方面源于家族中众多英雄前辈的遗传基因，培养了我坚韧不拨、战胜困难的性格和勇气。
另一方面，促使我咬紧牙关挺过来的精神支柱，就是我的母亲。
在我最难熬的时候，想起母亲讲过，她当年胳膊负枪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将子弹取出来的情景。
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母亲的化身。我就是当年那些不怕死、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勇敢顽强女战士中的一员。
如今，母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我再也没有了生我、养我、疼我、教我的亲妈了。
永别了,亲爱的母亲
母亲从重度昏迷到离世只有四天的时间。在这之前，母亲每天坚持正常饮食正常休息，坚持晒太阳活动四肢，坚持看新闻联播、看电视剧。她不间断地接待着单位领导、同事的探访，接待并转移物资给远道来的山东亲戚和乡亲。
总之，母亲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她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要早上睁开眼睛，能见到太阳，她就会满怀希望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
母亲在最后的四天中，她见到了自己牵挂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交待了所有能交待的事情。
她从从容容走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旅程，像我父亲那样没有给单位和子女增添任何的麻烦和负担，没有提任何一丁点儿的要求，平平静静地走了。
母亲像我父亲那样干干净净地走了，就像她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不曾有任何一点污泥浊水那样，坦坦荡荡地走了。
我从内心深处呼唤着:
“妈,请原谅女儿我以往对您的不敬和过错，您老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