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华，笔名白玉，1918年10月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第八区前屯村（现属安丘市）小学校长兼教员之家。其父牛景文是清末的落第秀才，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笃志乡村教育，崇尚男女平等，主张女孩子应和男孩一样学文化受教育，男孩每年学费3元，女孩则只收2元。他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办事公道，开明至诚，德高望重，名重乡里。玉华8岁时，和弟弟芳稷一起入了父亲执教的小学，1934年夏毕业。又是父亲的鼎力支持，姐弟俩得以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父亲的初衷是，姐弟乡师毕业后，能够继承乡村教育事业。姐弟俩深知父母的艰辛和不易，倍加珍惜时光，如饥似渴地苦读。令姐弟更加兴奋的是，学校里的政治空气浓厚，不仅有多名教师思想进步，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而且还有共产党的组织秘密活动，经常以“读书会”的名义开时事讨论会，并向学生介绍进步书籍。学校图书馆里也不乏进步书刊，但仍不能满足其所需，姐弟俩便节衣缩食，省下钱去“东方书店”买《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母亲》、《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蟹工船》和鲁迅的著作单行本等进步书刊。
1936年10月，经同班同学胡旭介绍，姐弟二人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5月，姐弟一起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济南市学联在撅山上召开的纪念“五•一”大会，学唱了《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等革命歌曲，还听了同学们关于动员抗战的讲演。这是济南市一次较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大会号召，热血青年要脱下长衫，走上抗日行列。从此，玉华心中的血沸腾了，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经常和同学们商量怎样参加革命队伍，当一个女兵，打击日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令玉华倍感震惊。暑假后姐弟回到学校，希望从那里找到通向革命之路。谁想校园令人满目凄凉。原来，学校奉国民党之命，带领一部分学生南迁（即流亡）了。有些同学则通过党的关系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全校只剩下七八十名学生无奈观望。国难当头，大家虽然抱着一颗投笔从戎的热心，希望为挽救危亡的民族而尽力，但不了解济南一带各方部队的底细，又找不到贴实的关系，不敢盲动。玉华便约了在济南高中读书的同姓哥哥牛树禾、在女师读书的姐姐牛玉温等人商量，决定先回家乡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宣传和武装、救护等训练，然后再想方设法去延安……。8月的一天，她们相约回到了家乡。 姐弟俩的抗日激情得到了父亲的慷慨支持，并一起参加了策划。要抗日就必须动员广大民众，他们首先筹划召开一次规模宏大的抗日动员大会，但只凭一群毛手毛脚的毛孩子谈何容易！老人亲自出马，向景芝镇上各商号募捐，游说乡间开明人士和有识之士参加。牛玉华等则根据分工，抓紧排练抗日歌曲和压轴戏——《放下你的鞭子》，她扮演剧中的“小孙女”。抗日动员大会如期在景芝西门外的浯河沙滩上召开，到会的人数出奇的多，有的人估计有七八千，有的人说是上万，总之，虽非绝后，却是空前。牛景文首先登台演讲，接着是四五个小青年登台亮相，激昂陈辞，然后一群青少年上台演唱抗日歌曲，最后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这次抗日动员大会，就象一声春雷，震动了景芝周围的村庄。 抗日动员大会之后，牛玉华一边教本村和外村的青少年们唱抗战歌曲，一边参加弟弟组织的军事训练和战地救护，晚上还要办夜校和识字班，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可谓夜以继日。
1938年冬的一天，中共诸胶高工委代理书记曹涌涛来到前屯，他是曹家郭庄人，这年6月入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涌涛和芳稷于这年春在自称抗日的马海秋游击中队相识，志同道合，后来相约愤然离开马部，在前屯开展抗日活动。不久，涌涛去了根据地，分手时有言在先，谁先找到共产党、八路军都要互相联系。涌涛践约而至，于1939年1月10日首先介绍芳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命芳稷为中共高密县第八区区委书记，然后于3月又介绍玉华入了党。1940年3月，曹涌涛根据五地委指示，决定第二次从前屯调骨干分子到地委学习，玉华争先报名。前屯党支部决定派牛玉华、牛玉温（党员）、牛玉丽、李自珍四位姑娘前往。比起2月第一次派李振、李干去地委学习，这次困难得多，颇费了一番思量。因为，前屯一带在“土皇帝”张步云的控制之下，一旦被其侦知后果不堪设想；玉华、玉温家长坚决支持，而玉丽、自珍尚在父母的阻拦之中，事后家长出来吵闹，要有应对办法；前屯距地委驻地数百里，四个姑娘沿途遇上敌人盘查要有应付措施。最后决定，四个姑娘都扮成天主教徒，遇上敌人盘查，就说去教会上学。四人到教堂借了十字架和《圣经》，并临时抱佛脚地学了《圣经》。涌涛与芳稷商定，举事之夜让张进（党员）在村西头放三枪，四个姑娘听到枪声就到村西苇湾崖上集合出发；事后若有人问，就说是景芝的敌人下来“清乡”，把几个闺女吓跑了。他俩想了想，觉得这理由不够周到，又让牛景文老人定音：“让她们放心走就是了，不管谁问，我就说是我让她们到沂水城上学去了！” 那天半夜里枪声响了，玉华急忙吃过母亲擀的面条，接过母亲靠养蚕攒得一块银元和父亲从腰包里掏出的仅有的2角5分钱，便急火火地赶到了村西苇湾崖。村党支部的同志和曹涌涛早已在那里等候。玉温第二个赶到。玉丽也来了，气喘喘地说：“天黑后我先把凳子放在墙根下，听到枪声我就跳墙跑出来了。”李自珍也赶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俺娘刚睡着，我听到枪声就跑出来了！谁知道她醒了找不着我会怎么样呢？”多么惊险的一幕啊！曹涌涛领着四个姑娘，于茫茫黑夜中踏上了去根据地的路程。这就是当年高密西南乡风传的“曹豁子（涌涛系兔唇）拐跑了四个大闺女”的真情实景。从这一天起，玉华再也没见到父亲。天亮后，玉丽和自珍的家长吵闹到学校，问他们的孩子哪里去了。还是牛景文出来劝解，二家长见跑的人中也有牛玉华，便信以为真，火气大消。 四个姑娘一路上还算顺当，只是多走了些曲折的路。因为曹涌涛熟悉这条路况，遇上敌据点或封锁线，便绕道走，避免麻烦。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到达五地委驻地。 牛玉华被分配到莒南县工作。她拿着地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又走了近百里路才找到莒南县委所在地高家沟，被分配到县委妇委任宣传委员（对外称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县委组织部长曹明楼和她谈完话，即送她到妇委会去。出来迎接的妇委书记刘琳，原来是济南乡师高牛玉华一级的同学，又是同一宿舍。刘琳温文尔雅，和蔼谦逊，令玉华钦佩，高兴地说：“真没想到，咱俩走到一条路上来啦！今后可要给我当老师啦！”刘琳则开门见山说：“听说你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就会写传单、画漫画，向敌人据点里散发，进行抗日宣传。现在来到根据地，更是可以大显身手啦。眼下正搞‘三八’节纪念活动，我们不仅要写传单、画漫画，更要写《告妇女同胞书》、《妇女解放宣言》，这个担子就得你来挑了！” 尽管玉华不大懂得什么叫《告妇女同胞书》，什么叫《妇女解放宣言》，但她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在刘琳的帮助下，她写了几遍才成功，再请县委宣传部长辛玮审查，然后送县委书记白炎波过目。县委领导点了头，她就抓紧时间刻蜡板油印，最后将印好的宣传材料发给各区妇救会，由她们到各村念给广大妇女听。除了作文字宣传外，她就到较大的集镇上去演讲，她那慷慨激昂的陈辞，总是博得妇女们的热烈掌声。演讲完了，就亮出她的高招——教唱革命歌曲。妇女们最爱听她唱歌，也最爱跟她学唱歌，久之，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歌篓子”。她在莒南的日子里，就是靠写、讲、唱三项技能，赢得了人们的信赖。
小麦快好开镰的时候，鲁东南“肃托”的妖风大作，晴天霹雳无情地落在了牛玉华的头上。那天下午，她在一个村里正演讲，突然，县委组织部长曹明楼来到会场，睁大双眼直盯着她，示意她快些讲完。在一片掌声中她结束了演讲，走下石头台子，跟在曹明楼身后向县委住地走去。路上，曹明楼缓和地问：“你认识曹涌涛吧？”这一突然的发问，令玉华顿生狐疑：难道他不知道曹涌涛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不知道我们一起在敌占区搞过地下工作？不知道曹涌涛将我带到根据地来？也许他俩同姓，还有另一层关系？他素来可是兄长般地关心我，绝不能错怪了他的问话。 玉华热情地回答：“曹涌涛！怎么不认识？可以说太认识了，我对他也许比对你还熟悉得多哩。我们一起搞了一年多的地下党的工作，怎么还说认识不认识？”“你认为曹涌涛这个人怎么样？”明楼又问。“那还用问吗！这个人真是太好了！有学识，朴实无华，关心同志无微不至……”玉华恨不得把曹涌涛的优点一口气全道出来。 曹明楼开导说：“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要打满分，也不要单凭印象论定。看来你还是有点天真幼稚呵！认识一个人，真正了解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你认识曹涌涛也不过一年多。” 玉华摇了摇头说：“何止一年多，他介绍我入党就一年多啦。要说认识，起码也两年多了。他庄离俺庄不远，家中有寡妇妈妈，还有个姐姐这次也带出来了……”她仰起脸质问道：“不说好，难道他还是个大汉奸，大特务？” 曹明楼被反诘得无语对答。住了一回又握着玉华的手追问：“你真实地告诉我，曹涌涛除了介绍你入党之外，别的方面和你还有没有关系？” 玉华淡笑道：“曹部长，你想到哪里去啦？尊敬一个人并不等于爱一个人，你问的难道是那样的事？那可是根本没影的事。谁不知道他是个兔唇，人们都叫他曹豁子。” 曹明楼应付道：“我问的不是这样的事，这方面我对你也是了解的。” 不觉到了县委住地村头，曹明楼低声说：“你不必再到妇委去了。另给你找了一间屋，听说地委要来人找你谈话。” 一路上蒙在鼓里的玉华怔了一下，说：“不管发生什么大事，我还是非到妇委不可，那里有我的书，日记本，还有一个小包袱。”曹明楼只有依从。 一进妇委会的房间，曹明楼不辞而别。只见锄奸干事卞墨林坐在那里。玉华脱口叫了一声“小卞”，下意识地感觉到周围的冷清，拿起自己的东西，跟着小卞来到庄头老乡盛草的一间房门前。小卞推开门，点上小油灯，屋里除了厚厚的地铺外，只有一张小桌两个小凳，墙上没有窗，满屋发霉的味，玉华顿时觉得又闷又恶心。小卞很不自然地坐在凳子上。玉华直言道：“小卞！为什么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你锄奸干事该去锄汉奸，怎么锄到同志头上啦？”小卞无奈地说：“你先沉住气，我也是奉命执行任务。究竟是什么问题咱们慢慢说，我先去给你打点饭来。” 不一会，小卞端着一碗豆沫，夹着几张煎饼回来。玉华本来又渴又饿，此刻一见到饭却想吐。她双眉紧蹙，嘴唇不停地哆嗦着，望饭兴叹。小卞说：“论起来咱们平日相处不错，同志们和县委的领导人都对你挺好。但地委通知要对你进行审查，很快就派人来，先叫我和你谈谈，你入党时党员登记表的一角有没有什么记号？”玉华反问“什么记号？”小卞说：“譬如说，在表格的角上有没有写着‘鸡组’或‘鸭组’？”玉华被气得噗嗤一笑：“什么‘鸡组’‘鸭组’，我们共产党员都成禽兽啦！”小卞被诘得发愣，其实，他也不明白原委。原来，地委正在“肃托”，大搞“逼供信”，被牵进去的人受刑不过，信口雌黄，社会部信以为真，发令对有瓜葛的人全部审查。 玉华并不知托洛茨基是什么派，只依稀记得他是苏联人，是斯大林的死对头。在乡师读书时，也听到有同学骂托洛茨基是“拖拉死鸡”。“现在居然要把这个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我非争到底不可！”她暗暗地咬着牙，下定了决心。 小卞确实没把玉华当敌人看待。他一边用红绸子擦着手枪，一边开玩笑说：“你到地委弄清楚问题，说不定就不再回咱这穷莒南县了！”玉华很自然地回了他一句：“要是真叫人家打成‘拖拉死鸡’，你恐怕……”话说到这儿，小卞的枪响了，玉华一个趔趄跌到地上。小卞慌了，一边扶玉华，一边再三道歉，他是不小心走了火，并安慰道：“你是不是托派并无结论，因为入党介绍人出了问题，他所发展的党员都要接受审查。就算你真的是托派，我小卞也没权处理你。”玉华昏沉地缩在草铺上，只觉得天旋地转，霹雳声好像还在头顶轰鸣。小卞向玉华歉意地笑了笑，轻轻地拉开门走了。 玉华心中如一团乱麻，陷入了无限的深思：我千里迢迢从敌占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为什么突然遭此不幸？难道真的如辛玮所说，革命路上也有挫折和坎坷？即使曹涌涛出了问题，我怎么会成了托派？县委领导为什么不把问题向我说清楚，只叫一个锄奸干事看着我？他的手枪走了火，万一打死我，我什么也不用说了，人家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呢？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梁头上挂着的那根草绳发呆，恍忽中看到草绳上吊着一位年轻媳妇，像是家中邻居的一位嫂嫂，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而屈死！又想到父亲叮嘱她不要想家，出去当个花木兰……游游荡荡进入了梦幻中。不一回，曹明楼来了，玉华两手紧紧抱住他的双腿，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说“小卞的确不是有意的，是不小心走了火；我也的确不是托派，我的党员登记表上没有‘鸡组’、‘鸭组’之类的东西……”曹明楼发话：“不管怎么说，小卞是不应该的，他受到了县委的严厉批评。你好好休息，等地委的人来了，再复杂的问题也会弄清楚。咱们党决不会冤枉好人，那些‘鸡组’、‘鸭组’的传言也不必记在心上。至于曹涌涛，你知道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好人怎么也不会变坏的。你到莒南的时间虽短，但县委是了解你的，我们也会如实地向地委来人反映对你的看法。”说完想出去。玉华哀求道：“曹部长，你千万别走！只要你在这里，我就什么都不怕，也不打盹。”曹明楼说：“你看天都蒙蒙亮了，我去给你弄点水洗洗脸，再给你弄点饭吃，说不定地委的人已经来了。你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人家看见会笑话的。”玉华送曹部长出门，忽然发现门前早已站上一个武装整齐的战士，心中不由一愣：“老天爷啊！人家真地把我当敌人看待啦！”又是一阵眩晕，倒在了地铺上。 不一会，曹明楼端来一瓦盆洗脸水，身后跟着一位战士端了一碗粥，拿着几张煎饼。后面还有一位穿草绿军装的同志，玉华一眼便认出是地委组织部给开介绍信的朱桂五，但处于这种境地，还是缄口为好，便认真地洗过脸，端起那碗粥喝了一口，又咬了一口萝白咸菜……曹明楼中和道：“你们早就认识吧！是不是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朱桂五说：“地委没有交代我谈话的任务。”玉华放下碗，盯了朱桂五一眼，说：“你没有和我谈话的任务，那来干啥？”朱桂五和气地说：“这个问题只有到地委锄奸科再说，他们直接对上级社会部负责。我的任务只是把你带回地委机关去。” 玉华知道，社会部是保卫党的机关对付敌人的，此刻只有豁上了，便诙谐地说：“那你就‘起解’吧！”朱桂五接着玉华的话音说：“还是趁着早晨凉快早点走吧！”曹明楼也说：“既然非到地委解决不可，还是早点走好。反正没有真凭实据，到哪里也不能定案。”玉华会意了曹部长的同情和希望，提出了最后要求：“曹部长，我现在还是莒南县的一员，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你带我去见见白炎波、辛玮、刘琳……”曹明楼一挥手：“免了！一切由我代表好啦，到地委解决了问题再回来！” 到了地委住地村头，朱桂五指着在村头散步的人，转脸对玉华说：“那就是地委书记高克亭同志。”玉华顿时兴奋起来，不由自主地说：“地委书记应该不会冤枉好人吧！”朱桂玉沉默了一刹，说：“肃托是自上而下单线进行的，他的秘书也被牵进去了。你到了地委以后，也得由锄奸部门单一审查，我们组织部管不了啦！”玉华心里更纳闷了，组织部管不了党员的事，还叫什么组织部？ 高克亭已走到了跟前，似问非问地叮嘱朱桂五：“来了吗？不要集中，她原来做妇女工作，还回到妇救会去！”听到高克亭的话，玉华心里平静了一些，因为前几天已经听到一些“肃托”的传闻了：“凡是和托派沾边的人，都要集中在一起，头上给戴一个黑布袋，只在眼睛和嘴巴处抠个窟窿；一根绳栓好几个人，连大小便都要一起行动；被定为托派的人，连子弹都不舍得用，大刀片往脖子上一砍就行了；有的人被砍之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玉华一声不吭，被带到妇救会住的老乡家，把小包袱扔到大通铺上，等待发落。 第二天，玉华被传到锄奸科谈话。一进院，看到了曹涌涛画的抗日宣传画贴在好多扇门板上，心想：“他怎么会成了托派分子？托派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不觉迈进了锄奸科长张洪林的门槛。张科长说：“先给你讲清楚，现在并不是确定你个人有什么问题，调你来主要是揭发曹涌涛的问题。”玉华反问：“什么问题？”张科长接着说：“他向你散布了些什么托派言论？他介绍你入党的时候，填写的表格上有些什么特殊记号？等等！”玉华大惑不解，只觉得这些提问太离奇，呆呆地坐在对面，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张科长便递上几张白纸说：“如果你感到嘴上不好说，回去写一份材料交给我也行。”玉华没有马上接纸，壮着胆又反问道：“托派到底是什么东西？叫我揭发曹涌涛，他不是还在画抗日宣传画吗！要我回忆入党表格上有什么特别记号，是什么意思？”张科长解释说：“有人供说，托派填的表角上写着‘鸡组’‘鸭组’，……”玉华不耐烦地大声道：“这个，你们最好亲自问曹涌涛，他给我的表格是地委统一印的。”张科长板着脸训斥道：“你别那么高声！曹涌涛他们就住在隔壁。今后不允许再和曹涌涛说话。”又冷笑了一声：“不过你也不可能和他说话了，他已经被禁闭了。你回去好好想想，写揭发他的材料吧！” 玉华茫然地回到那个大通铺上，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用警觉的眼光看自己，走路时常听到人们背后以“小托匪”相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压得她直不起腰来。正当她沉思的时候，一位好友悄悄告诉她：“听说莒南县委派人来保你！”她又惊又喜地问：“真的吗？是派谁来的？”好友说：“曹明楼！不过听说他挨了张科长一顿批，并说，要是再来连他也牵进去。”玉华凄然地想：曹部长啊，你来不是自讨没趣吗？连地委书记的秘书都被牵进去了，莒南县委又怎么能给我打包票呢！好友叮嘱道：“真金不怕火炼，越是火候上，越要沉住气！半句胡言乱语也不能说。”玉华陷于了痛苦的深思中，一个字也没写，经常独自到村头转悠，希望能再次碰到高克亭。
几天后，地委组织部的同志找玉华谈话：“不是肯定你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曹涌涛有托派嫌疑，正在接受审查。他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你的组织关系也暂时中断，不再过组织生活，不准参加支部大会，不准唱《国际歌》。”她像失去母亲的孩子，感到特别孤单。当听到同志们唱《国际歌》时，更忍耐不住，便一个人跑到山上放声高唱，唱完往回走的时候，又不断地擦着眼泪。有一次从山上回来的路上碰上了高克亭，问她：“你干嘛去了？”“唱歌去了。”玉华一边回答，一边流下了眼泪，满肚子冤屈却说不出来了。住了一会，才呜咽着说：“人家都叫我小托匪”。高克亭低沉而严肃地问：“你自己呢？是不是也认为是一个小托匪？有句古话，‘真金不怕火炼’，你明白吗？”玉华豁然开朗，感到获得了莫大教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首要的是自信。从此，她挺直了腰板，充满了信心。
敌人向根据地发起了一次猖狂进攻，地委的全体人员，带上那些托派嫌疑人和受牵连的人向山里转移。在一座山下吃饭的时候，玉华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叫她的名字，循声望去，只见那群头带黑布袋、被绳子拴着的人群中的一个好像在向她打招呼，便壮着胆子走过去，从布袋下面那个窟窿露着的兔唇上，准确地找到了曹涌涛。玉华悲喜交加，不知说什么好。曹涌涛问：“给我一块咸菜吃好吗？”玉华顺手把自己的那块咸菜递给他。啊呀！他伸出接咸菜的那只手都成了黑的了，大概被禁闭后再没洗过，玉华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没等玉华说话，这群托派嫌疑人就被带去了远处的那座山坡。玉华万没想到与曹涌涛竟成永诀。曹涌涛等在转移的路上遇到敌人，紧急情况下，有关负责人下令，将“托匪”嫌疑者统统就地处决。这群优秀分子，就这样含冤惨死在同志手下。“肃托”运动草草收场，受牵连的人被宽释，牛玉华也从不白之冤中解脱出来。
（鞠维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