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曾给周副主席当过警卫员。第五次反“围剿”时，我离开了周副主席，调到总部侦察支队当分队长。
一九三五年初，红军从遵义沿川黔公路向四川逼近。我们侦察支队在支队长毕占云的带领下，行进在行军纵列最前边，侦察我军前进方向上的情况。在一个落着毛毛雨的夜里，我们从桐梓出发，向綦江方向行进。
这一带正是山区，公路九曲八盘，满地是又稀又滑的泥巴。天快亮时，只隔一座山岭就要到达松坎了，突然遭到军阀王家烈部的截击，我们虽然只有二百人，但个个都久经战斗锻炼，一能顶十，一阵猛冲猛打，敌人就狼狈地溃退了。我们乘胜追击，忽然前面一个陡崖拦住了追路，同志们纷纷跳下，我刚把左脚一抬，右脚一蹦，却不料猛地摔了下去，晕过去了。
醒过来后，左腿疼得我直流眼泪，一看，别人都追敌人去了，只有战友王早生和“豁子(绰号)”亲切地问我：“分队长，怎么样?”这一问，弄得我挺不好意思，我一把抹去了眼泪，说：“不要紧。”
我想站起来，只觉得左腿疼得要命，不由得又腾地一下坐在地上。“让我们扶你吧!”说着，他俩便搀着我走到公路上。我说：“你们快追敌人去吧……”他俩关切地望了望我说：“那好，我们去了，你先坐在这儿，咱们的人一会儿就会过来。”说完，就急忙向松坎跑去。雨不下了，可是山顶仍被乌云笼罩着，
山坡、树林是水漾漾的一片雾气。我坐在路旁的小树丛边，心里就像铅块似的那样沉重。一看腿，膝盖肿得像个大葫芦，皮肤变成了紫色，肯定是错骨了。我焦急又懊丧，失望地想着：这回不能再跟部队走了，北上抗日，闹革命，如今就凭着两条腿，可是，腿坏了，怎么跟部队走呢?让收容队给些钱“坚壁’’到老乡家里吗?
不!从十五岁参加革命，我一直把党当作最慈爱的母亲，把部队当作最温暖的家，要离开她，是多么痛苦的事!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前进!部队刷刷地过来了。队列里不时有人在喊：“小鬼，走啊!”他们有战斗任务，顾不上照顾我。
望着他们健壮的脚步，我多羡慕呀，可是自己却弄得这样倒霉!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忽然，总部过来了，远远地只见周恩来副主席在他那一匹灰黑色的骡子前边步行着。看见他魁梧、熟悉的身影，我真像见了亲人一样高兴，劳累、饥饿、疼痛都不觉得了。
周副主席周恩来(曾经仕作)越走越近，我看看自己，满身泥巴，趴在这里，就凭这副狼狈劲儿见他吗?我不由得一阵惶恐，像小孩捉迷藏一样，低着头，捂着脸，凡人指缝里偷偷地瞧周恩来副主席。那熟悉、亲切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到了我跟前，忽然停下来，向我跟前跨了两步，这使我更加紧张了，两手紧紧地捂着脸，可是，就像孩子见了母亲一样，热泪不由得顺着指缝流了下来。“小鬼，你趴在这里干什么?”周副主席温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
我慌里慌张地抬起头，想说话，可让他这一问，更使我喉咙里像夹了个大疙瘩，流着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嘿嘿!”周副主席笑了起来：“红军战士还哭!快说，小鬼，怎么啦?跟了我半年多，还怕羞?”“腿，腿摔坏了!”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的脸色忽然严峻起来，弯下腰，忙问：“重不重?我看看。”“不要紧。”
我尽量想法掩盖，忙用左手去捂左腿，不料这一来反倒暴露了目标。事后我想起自己当时的模样还好笑，自己那时怎么这么憨呢!“都肿成这样啦，还不要紧，怎么不说实话呢?”他用慈爱的口吻责斥我，伸出手就要检查我的膝盖，我又急又慌，忙说：“就是走不动了!”说了这句话，猛的又觉得更露了馅，赶紧又补充了一句：“我还能爬!”嘿，这一句话本来想“补窟窿”，不料却越补越大了。“爬?那还行?”周副主席不知是觉得我天真呢，还是什么，又微笑了起来。他转过身叫他的警卫员冠朝东：“把小鬼放在我的担架上!”
我一听，这还行?这副担架是因周恩来副主席为革命事业不分昼夜地工作，专门为他准备下的，我怎能躺在上面呢?况且我又是满身泥巴……担架放在我的身旁，我望了望周副主席，又望了望担架，对冠朝东说：“不行啊，我坐……”周副主席催促我：“快上!”“不!不!”周副主席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说：“快上，不要耽误行军。”没办法，我又推辞说：“把担架弄脏了……”
“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这个!”他叫冠朝东：“把小鬼抱上来。”冠朝东把我抱在担架上，接着就又向前行进了。我怕把毯子弄脏了，便将毯子往旁边一拨，只见那还是我给他当警卫员时的那两条旧毯子——这还是周副主席从外国带回来的昵!担架一上一下有节奏地颤动着，望着周副主席宽大的背影，我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两行热泪不由得又滚下来，吧嗒吧嗒地掉在担架上……
在周副主席的嘱咐下，冠朝东像亲兄弟一样照顾着我，加上医生的治疗，我的伤很快就治好了，又能跟着部队前进了。这件事情一直激励着我。我们的领袖不仅以最伟大最深厚的感情，日夜不息地为祖国为人民工作，而且，对于一个普通士兵，也爱得这样深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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