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山的日日夜夜/牛玉华

    抗日战争年代，各抗日根据地对敌人进行反“扫荡”斗争，是经常不断的事，特别是青纱帐（即高粱）一倒，大伙就要进行反“扫荡”的各种准备，使敌人穷凶极恶的来，损兵折将的去。当然，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也要遭受到一些损失。反“扫荡”胜利以后，重新收拾被敌人摧残破坏的家园。
    难忘的1941年初冬，日军集结了5万多的兵力，由他们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率领，从11月2日起，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灭绝人性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当时，我正在鲁中区党委宣传队工作。领导上事先得到各方面来的情报，决定我们非战斗人员化整为零，有一部分地方武装带领我们，向北大山转移。和我们一起转移的，有宣传队队长张健和10多个小宣传队员。我们从沂南西部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小村出发，男同志发了几支枪，女同志每人只发了两颗手榴弹，作为遇上紧急情况，对付敌人和进行自卫的准备。出发前，有些军装已发给了战斗部队，我们只好从被服长领了一些衣料和棉絮，准备带到山上隐蔽起来以后自己做。
    北大山，从远处看像是一堵矗天直立望不到边沿的长墙，向上攀登，却是悬崖峭壁，有万丈深渊，也有嶙峋的怪石，有山洞的流水，也有枯黄的野竹，只是很少看到树木，也很少有住的人家。有时，偶尔在山坡上看到几株山枣树，风吹的树上的黑枣吧嗒吧嗒地往下落，几棵柿子树，光秃秃的枝干中吊着几个干黄的柿子，山崖里一些桲萝条子，颤颤抖抖地在山风中摇曳，高山上的一些石洞，便是我们临时的家。十几个临时被化整为零的小青年，不敢高声唱歌，有时出来晒太阳，还要注意别被敌人的飞机发现目标，大伙儿都感到有些荒凉和孤寂。
     我们的口粮，除了斜背在肩上的米袋子，还有一口铁锅。队长为了节约粮食以防万一，发动我们三三两两地到山洼里捡落在地上的黑枣充饥。初冬的风，刀子似的割着我们的脸，夜里更是彻骨的寒冷。我们想把我们带来的布料快点缝起来，可是山洞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到山坡做吧，敌人的飞机又整天歪歪着翅膀在山头上盘旋，有时轰隆轰隆地往下扔炸弹，有时嘟嘟嘟嘟地向山崖上扫射，我们到处寻找掩体的地方，以便能展开布料做棉衣。有一天，我在一个较小的山头上，忽然发现一块歪歪斜斜几仗高的大板石，像一位“石头老人”伸出的大舌头，底下虽然比较阴冷，但是即可以展开布料，又可以躲避敌人飞机的扫射，我高兴地跑去报告，队长看了看说：“咱们就在这盘大炕上做棉衣吧！”谁想打开包袱，缝衣服的针线带来了，就是找不到剪刀，没有剪刀可怎么裁衣服？几个人分头到各山坡寻找有没有住户，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宣传队员，向我们飞跑过来，喘着粗气向远处的一个山洼里指着：“看，那里有个放羊的老大爷，他能在这里放羊，就可能住在这里，咱们快去问问！”我喜上心头，又警惕的一想，这放羊的该不会是敌人装扮的密探吧？不管怎样，还是上前去问问，反正我们都穿着便衣，就是密探，也不可能从我们嘴里打听到什么秘密，我便硬着头皮向那位大爷走去。大爷一看见我们，叹了口气，密切的问我们：“孩子，你们也是上山躲避那些狗杂种的吧？”我们向他点点头。他仰脸向天空望了一下，“可得注意点敌人的飞机”。满是皱纹和胡子茬的脸，显得十分痛苦。他对我们说：“俺那个16岁的儿子，就在前天叫敌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和孩子他妈，把这几只羊，还有一盘小磨连夜弄到山上来，等反‘扫荡’胜利了再下山。你们饿了，我还带上来一些地瓜叶来！”当我们问他有没有带裁衣服的剪刀上来时，他告诉我们：“这些针头线脑的东西，都是你大娘收拾的，我带你们去问问她。”老大爷赶着几只羊和我们一起来到山洼的一个用茅草搭起来的小窝棚里。老大娘正在那里捡干菜，看到我们进来，笑脸相迎地握着我们的手。我们还没来得及向她说借剪刀的事，她就指着窝棚外面的那盘小磨说：“孩子，我这里有个小磨，还有地瓜根、地瓜叶，你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带上点豆子来？要是带来，可用大娘的小磨磨点豆沫子吃。”我们将借剪刀的事向她一说，她打开包袱翻弄了好几遍，也没翻弄到剪刀，长叹了一口气：“唉，针线都带上了，怎么忘了带剪刀。”我们没有找到剪刀，只好安慰了大娘几句，回到自己的住处。
    “天下没有难倒人的事情！”队长双眉一扬说：“我们的祖先不是用磨薄的石片当刀吗，咱们也来磨薄石头片当剪刀行不行？”他的话提醒了大家，男同志专管磨石片，女同志就用磨薄的石片在布上划，没用三天的功夫，我们的棉衣做成了。同志们穿上棉衣，全身暖暖的，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欢呼石头磨成剪刀的一大胜利。一个小伙子笑着说：“回去以后咱们编个小戏，告诉人们，鲁中军区党委的宣传队过一阵子新石器时代的生活。”
棉衣刚刚做好，鲁中军区党委专门派了地方部队的几位便衣给我们送来一点粮食，告诉我们，我们上山的第三天（11月4日）的黎明，敌人的主力部队采用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突然奔袭了住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11月5日夜，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经过周密的部署，没费一枪一弹，率领几千人的大部队从留田向南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但丧心病狂的敌人，还要进行更残酷的“扫荡”，要我门暂时在山上住一个时期，有什么情况以后再告诉我们。听完来的同志的传达，我们才发现旁边蹲着正在抽着旱烟袋的房东老大爷，身旁放着半袋黄豆和黑豆，还有煮熟了的地瓜。地瓜用破棉花套子包的严严实实的，拿出来还有点热乎气，同志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房东老大爷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吧，吃吧，吃饱了在山上多编几支歌，写几出戏，等到反‘扫荡’胜利了，回去唱给乡亲们听，演给乡亲们看。日本鬼子这些王八羔子，都是些狼心狗肺的家伙，咱庄家叫他糟蹋不成样子了！我家几间草屋也被他们烧了，等反扫‘荡胜’利了，我盖起新房，你们再来住。”从来的同志们口里，我们知道，他们能爬上北大山找到我们，就是这位老大爷从熟悉的小路上给他们带的路。大家拥上前去，向大爷问长问短，听到他家大人小孩都还好的消息，才算放了心。
     我们有了黄豆和黑豆，又有了新棉袄穿着，便躲在防备敌机的地方，有的编歌，有的写戏了。山下的老乡们，也经常上来给我们送信，告诉我们一些根据地人民和日军及汉奸斗争的情况，我听了一位大爷说的一个民兵杀敌上山的动人故事，热血沸腾，激动万分，一口气写出了这样几句墙头诗：
          听说鬼子来了，
          我急忙和同志们爬上东山。
          两天两夜麻雀战，
          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敌人败阵啦，
          才想到两天没吃一口饭，
          眼前发黑肚里饿，
          浑身无劲口里干。
          想到小娃和她妈，
          一口气往村里窜。
          悄悄溜到门口，
          听到小娃撕破嗓子只喊。
          进屋一看，
          全身颤颤，
          孩子他妈手里拿着剪刀，
          向着那个家伙呲牙咧嘴的脸。
          我顺手摸起锅台上的菜刀，
          “喀嚓”一声，
          人头落地，脸朝天，
          我抱起小娃拉起他妈，
          锅、碗、瓢、盆忍痛地丢了吧，
          等到歼灭了敌人，
          咱回来再从新建设家园。
    队长看过之后，交给一位上山联系的同志，请他带到部队，设法多油印一些，散发到各庄，当宣传材料。反“扫荡”胜利以后，我们回到山下，还看到许多村庄的墙上，贴着这首油印的墙头诗，心中乐悠悠的，自卫的想，总算在反“扫荡”中做了一点宣传队员应该做的事情。其他同志也写了一些顺口溜和活报剧。
    快一个月了，我们还没能下得山来。几个年纪较小的同志，有的说：“光吃草根拉不出屎。”有的说：“吃了黑豆光放屁！”队长看着同志们一张张又瘦又黑的脸，提议将老乡送上来的黄豆，到那位放羊的老大爷那盘小磨上磨几碗豆浆营养营养。我说：“喝豆浆不解馋，咱不如做点豆腐吃。”这个个建议比队长说的更受欢迎，但当队长问谁会做豆腐时，大家哑口无言了。我壮着胆子说：“我在家的时候看见妈妈做过，只要有点做豆腐点的卤水，想试试看。”几个小同志自告奋勇到山上躲“扫荡”的人家找卤水，说巧也真巧，在那位放羊的老大爷家里找到了点豆腐的卤水。大家忙着泡豆子，磨豆浆，剥蒜瓣，多么想吃上几口豆腐！可是，我虽然看到母亲做豆腐，但多少豆子要点多少卤水，却没有实践经验，也忘记了问问大娘应当怎么点卤，一锅热气腾腾的豆腐做出来，大伙争着去尝鲜。我尝了一口，又白又嫩吃到嘴里苦涩涩的，自知是卤水太多了。同志们却都说好吃，没有一个说苦的，只有队长低声在我耳边说：“卤水下的太多了吧？自己没亲自做过，也不去问问大娘！”我红了脸说：“有了这次实践经验，下次再做，保证不会再苦了！”队长一边吃着豆腐，一边咬着蒜瓣，向同志们笑着：“咱们总算吃着自己做的豆腐，等反‘扫荡’胜利了，再下山吃老大娘做的嫩豆腐！”同志们嚷嚷着：“自力更生嘛！俺尝着自己做的豆腐更有滋味！”“不管什么滋味，总算是自己做的！”
    区党委又派人上山给我们送信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围着听反“扫荡”的胜利情况。来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次反“扫荡”可真够残酷的，取得了很大胜利，也遭到不少损失；消灭了大量敌人，我们自己也牺牲了一些好同志。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北大山下面，敌人已经放火烧了许多村庄，很可能还要在这里进行更大规模的“铁壁合围”。要我们跟着一股小部队从北面的小路下山，向以取得反“扫荡”胜利的泰山区转移。
我们急忙做好准备，趁着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的深夜，冒着凛冽的寒风，跟着率领转移的小部队，从峭壁上滑到半山腰，然后沿着崎岖小路，往山下转移，终于弯弯曲曲转下了大山。我们下山的时候，周围一些村庄，正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汉奸鬼子们在那里野蛮地狂喊乱叫。在他们的叫嚣声中，燃烧着我们的同志和同胞的血肉和白骨。看到敌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我只有愤怒，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
    在进行军的路上，天忽然阴下来，星星也看不见了，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只好拉着衣襟前进。有时候又累又困，一面行军，一面竟然做起梦来，直到碰到前面同志的背才醒。当时，我们不知道是那股部队带领我们转移，他们只要求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会前面传达命令“把枪塞”，一会又是“准备好手榴弹”。我手里紧紧抓住皮带上的那两颗手榴弹准备随时和敌人拼。这样转来转去，忽上忽下，直到拂晓才远远地看到一个没有被大火烧着的村庄。部队的同志进庄打听消息，我们便在村头的薄石板上躺下。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老乡们给我们送来开水和窝窝头，我们七倒八歪地在薄石板上吃了一顿。
    我的两条腿，只觉得硬梆梆的，和木头差不多，但听到继续转移的命令，精神立即振作起来，腿也有劲了。我们高高低低地又走了将近50里路的样子，天已黑了，要趁夜连续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才能转移到泰山区。前面火急地传达命令：“扔背包！”我的背包里只有老大娘给做的两双鞋子，还有在北大山上写的一些材料，我咬咬牙，使劲的将那个背包扔到路边的深沟里。我们轻装前进，一溜小跑，来到敌人封锁线附近，远远地看到敌人炮楼上的探照灯，像一只只猫头鹰的眼睛，放射着又绿又蓝的颜色。这时，前面又传来“匍匐前进”的命令。我们迅速卧倒，胸膛紧贴地面往前爬。刚过了封锁线，又是一阵小跑，连续通过敌人两个据点，然后放慢脚步走了近50里路，才真正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泰安地区。我问队长：“咱这半天零一夜，到底走了多少了？”他闪着胜利的眼光笑着：“整整150里！”这是我在根据地第一次受到的急行军锻炼。
    老乡们听说沂蒙山区转移过来的队伍，都出来看。几位大娘、大嫂子、小姑娘听说我们是宣传队员，争着拉我们到自己家里住，让我们吃上焦黄的小米煎饼。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她们便让我们唱歌。我想起了正在与敌人搏斗的沂蒙山区的人民，便唱了一支《沂蒙山小调》给她们听：
          人家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唉，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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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日最爱说说笑笑，跳跳唱唱，这一次唱起这支歌，嗓门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再也唱不下去！听的人也泪汪汪的。一位老大娘擦着眼泪说：“孩子，别唱了，等到反‘扫荡’胜利了，咱们再敲锣打鼓地唱歌够！”
    在泰山区住了将近一个月，我们才回到反“扫荡”胜利的沂蒙山区。这是敌人向我们发动的一场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也是我们沂蒙山区党政军民齐心合力，不怕流血牺牲的一次最激烈、最顽强与敌人的大搏斗。我们从乡亲们那里听到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沂南李家庄村的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八路军的伤员，这个故事后来被写成《红嫂》，编成话剧，歌剧、舞剧，还拍成了电影，为千百万人传颂。沂南东辛庄的于大娘（王换于）精心护理我们的伤员，收藏党的文件。沂水朱家岭、高家庵子群众在敌人的机枪、刺刀面前毫不畏惧，保住了《大众日报》的机器。多少个村庄被烧光，只沂南马牧池一个村庄就被敌人纵火烧三次。多少人宁死不屈，全沂蒙山区被敌人杀害的就有3000多人。人们埋藏了亲人的尸体，擦干眼泪，重建家园。更令人心痛的是，我们的一些指挥员，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鲁中军区党委社会部长朱毓淦，为了掩护群众转移在领导部队粉碎敌人合围芦山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山东省妇救会的负责人陈若克（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爱人）被敌人俘去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沂水城内被敌人残杀；姊妹剧团的负责人辛锐（山东省著名抗战民主人士辛葭舟先生的女儿），这位外秀内慧、能写会画的女共产党员，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想想过去艰苦斗争的岁月，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在我心头闪耀，1941年反“扫荡”斗争的壮烈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后人能从这篇回忆中得到一点启迪，永远不忘过去，牢记毛主席的教诲，那我将得以激励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