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南报》创刊于1948年9月26日。她是由《鲁南时报》、《鲁中大众》、《滨海农村》三个报纸合并而成的。建社初，驻沂水古城村，10月后搬至临沂附近的曲沂。1949年7月份以后，迁至临沂城内。不久，又随中共鲁中南区党委进驻曲阜。1950年5月，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鲁中南区党委，《鲁中南报》随之停刊。
《鲁中南报》是形势发展的产物。1948年3、4月间，进行自卫反击的山东兵团发动了胶济线春季攻势，3月11至22日展开周村、张店战役，歼敌三万余人，解放了张店、周村、益都、淄川、临淄、邹平、桓台、长山、章邱、齐东、博山、莱芜、蒙阴等城镇；28至30日，胶东战线又收复了龙口、蓬莱和威海。胶济铁路中段敌人龟缩于昌(乐)潍(县)地区。4月初，我军攻克潍县，昌乐、安丘之敌弃城逃跑。潍县战役的胜利，切断了青岛和济南之间的联系，使渤海、鲁中、胶东完全连成一片。津浦路以东的山东地区，除青岛、烟台、临沂三点以外，已全部解放。5月，山东兵团又在津浦路发起夏季攻势，接连收复泰安、曲阜、邹县、滕县，以及战略要地兖州。在此大好形势下，7月，中共华东局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决定撤销中共鲁南区党委、鲁中区党委和滨海区党委，统一组建鲁中南区党委。区党委的机关报《鲁中南报》社也相应成立。报纸为四开四版，铅印，三日刊。
编制机构和主要领导人
《鲁中南报》是由三个报社合并而成，人事方面，经区党委决定，做了妥善安排。原定《鲁南时报》赵宏弼同志任社长，负责经理工作，但没有到职，即调到区党委任行政处长去了。原《鲁中大众》宫达非同志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底，区党委调沂山地区(三地委)宣传部长刘健同志任副社长、副总编，协助宫达非同志工作。1949年秋末冬初，宫达非同志调区党委办公厅工作，报社社长兼总编职务由刘健同志担任。
在社长总编统一领导下，报社设两个部：一是编辑部，一是经理部。编辑部主任最初是方源同志，后来是李维光同志，经理部主任于光，在经理部任领导工作的先后还有耿梅村、战光霁等同志。
编辑部下设四个室：
编辑室：主任编辑方源，副主任编辑牛玉华。方源同志在任职两个月后即病逝，牛玉华任主任编辑，赵孜同志任副主任编辑。
通联室：主任编辑邱伟，副主任编辑马云汉。在通联室先后任领导工作的还有张明、郑光拂等同志。
采访室：主任编辑徐刚，副主任编辑方正。
报道室：主任编辑徐刚(兼)。
编辑工作除行政领导之外，实行编委会集体领导制度，有关重大方针、政策问题，由总编辑定期召开编委会讨论贯彻。建社初期，编委会成员有：宫达非、方源、牛玉华、邱伟、马云汉、徐刚、方正。随着时间和人事的变动，编委会成员也不断变动。
区党委对报社的领导及社内党的工作
当时办报纸，十分强调“报纸的党性”，“党的喉舌作用”。报纸编辑必须要配合党的工作，要求起到集体的宣传作用和组织作用。党委通过党报领导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因此，区党委很重视对报纸的领导，特别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方面的问题。《鲁中南报》四个报头字是当时任中共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的康生写的。创刊号的大样和最初几期大样都是送党委审查的。至于报纸社论，几乎都是为配合当时的某项重要工作而写的，是党对地方工作指示的另一种形式，重要的都须送党委审查，或由党委负责同志来写。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寄愚同志，对报纸的领导更为具体，有时亲自写社论。他为了写好一篇社论，吃了晚饭即到报社，在小油灯下熬夜，甚至在报社住一宿，第二天再回区党委办公。他那种辛勤认真的精神，对报社同志影响很深。
除区党委的重视之外，报社党支部加强对党员群众的思想教育，对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也起了应有的作用。建社初期，原来三个报社的人员合并起来，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党员只有五十三名，党员占总人员的比例较少，再加上各方来的同志互不熟悉，又不太了解合并的意义，干部、群众思想比较波动：有的认为在后方编报不如上前方打仗光荣；有的认为混合编制不如与原单位同志在一起好；还有的认为社大了，人员多了，层次也多了，不如原来的小摊子方便；也有的同志从地位名誉出发，直接提出调动工作。面对这一现实，出报前后成立了一个临时支部，由区党委组织部指定临时支部的支书、副支书。临时支部于7月28日成立。这天，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同志向报社全体党员作了“当前形势与党报的光荣任务"的报告，临时支部发动大家进行了讨论并向党员提出“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共同进步，做好工作”的号召，经过二十天的学习和工作，三个单位的同志逐渐建立起新的革命友谊，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规。8月12日，便在小组提名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正式建立了党支部，选出九名支部委员，具体分工是：
牛玉华任支部书记；
马云汉任支部副书记；
方源任组织委员；
徐刚任宣传委员；
王肖桐负责工勤人员学习；
乔子林任生活委员；
任新祥任民运委员；
赵子文协助民运工作；
张云生协助组织工作；
支委会成立后，很快地公开了全体党员名单。党员身份的公开，先锋模范作用显著提（7）高，群众纷纷要求入党。支委会反复讨论发展新党员、增加党组织新鲜血液的问题。10月底，首先在支部大会上通过了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陈毓明同志入党，不久又通过了译电员胡静波等同志入党。党员人数不断增加，支部组织、学习、生活的正规化，保证了报纸的顺利出版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编辑部党支部建立之后，又成立了包括经理部党员在内的总支委员会，选出宫达非、刘健、于光、牛玉华、邱伟等为总支委员，宫达非任总支书记，于光任总支副书记。
为了加强党和人事工作，区党委组织部决定郑斌同志为支部专职副书记抓人事工作，行政上任命为人事科长。1949年末，郑斌同志被选为总支副书记。
《鲁中南报》与新华社鲁中南分社的关系
《鲁中南报》一建立即与新华社鲁中南分社一起办公，宫达非同志兼任社长。初期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两个牌子一个组织。在选稿过程中，总编辑认为哪篇稿件有全国意义，即指定编后电发新华总社。随着工作的发展，组织必须相适应，于是分社也就有了自己的建制，特别是在上前线派记者方面，更需要这样做。当时正是我军发起济南战役，在“一功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报社先派程浩等同志为济南战役支前记者组，不久又派通联室副主编马云汉同志到济南前线建立了前线支社。由于形势的发展，又决定派徐刚同志去徐州建立支柱。徐刚去徐州后，与山东《大众日报》沙洪同志汇合，又建立了新华社徐州分社，并创办了《徐州日报》。
除派出济南支社与徐州分社外，报社与新华社鲁中南分社还派出了两个支前支社：
一是新海连支社，由李新雨、徐世宾同志负责。
二是济宁支社，由康英、乔建寅等同志负责。
上述分社、支社带去的记者、编辑和电台工作同志，都是由报社派出的。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一部分仍回报社工作，一部分随军南下，一部分留在新区工作。由于大批人员上了前线，报社内部机构进行了部分调整。区党委先后任命了邱伟与牛玉华为编辑部正副主任。各室领导同志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编委会进行了补充充实。下半年实行了采通编合一制度。
“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是当时党的工作，也是报社工作的指导方针。报纸除了刊载国际上某些重大新闻外，以报道前线胜利消息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了生产救灾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宣传。
1947年敌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之后，不少人被抓走了，牲口被拉走了，而且瘟疫流行，自然灾害严重。区党委提出了“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报纸用木刻的特号大字，在一版通栏标题标出来。群众在报纸上看到了党的号召，提高了生产自救的信心。各机关工作人员也挨受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在工作中抽出时间帮助群众开荒种地，群众也将仅有的一点口粮省出来支援前线，鱼水之情更加深厚。
通俗化、大众化的编辑工作
《鲁中南报》诞生以来，即继承和发展了《鲁南时报》、《鲁中大众》、《滨海农村》三个通俗化报纸的传统，在采访、编辑工作中，牢记着“报纸为什么人”的重要原则。当时解放区的工作重点仍在农村，承担战争和支前这个严重光荣大任的也都是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办报纸，这个问题则更为突出与重要)。当时的农村，仍然是除了小学教师以外，有文化的人很少，包括一些村干部和劳动模范，也不过粗粗地认识几个字，甚至只认识自己的名字，文盲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改革以后，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都希望能读报了解天下大事和国家大事。为了适应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报社同志不论写论文、消息、通讯，都提倡通俗化、口语化，反对文诌谄的八股气。记者、编辑每次下笔，都在这一方面下功夫，考虑某句话是否能够使群众听得懂。记得有一篇报道，其中有“群众不禁潸然泪下"的句子，编辑反复思考，把这句话改成“大家伙都难过得流泪了”。类似这样的句子，举不胜举。为了搞好通俗化、大众化，编辑、记者有一句口头语： “脑袋里装着大众，笔底下会出来通俗化。”许多记者、编辑的口袋里都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群众中的“庄户话”，供写作时参考。群众听了、读了报纸上的消息文章，既通俗又生动，有的给报社写信： “鲁中南报，真是俺庄户人的庄户报。”
早先，宫达非同志在一次编辑、记者大会上，作过“大众化的编写工作”的报告，把多年来大众化编辑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同志们认为讲得有道理，补充了许多意见，经于寄愚同志修改后印刷成册。这本《大众化编写工作》小册子成为编辑、记者同志的工作参考。
通联工作中的工农通讯运动
《鲁中南报》的通讯工作，在原来三个报社开展工农通讯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山东解放区各地报纸，差不多都在1943年底开展了工农通讯活动。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报纸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开展工农通讯运动的意义。《鲁中大众》报发展的第一个工农通讯员叫密士交，他写的第一篇稿子是“教育教育土先生”，土先生就是谎大夫，以香灰等当药骗取群众的钱，有时还治死了人。密士交这篇稿子登在《鲁中大众》头版头条，群众看了拍手叫好。有的说：“要想报纸给咱们说话，还得咱们自己去说。”与《鲁中大众》同时，各地报纸也纷纷发展工农通讯员，刊登工农通讯员的稿子。到《鲁中南报》建立时，只《鲁中大众》一个报社，就发展工农通讯员二千三百多名。三个报社加起来，工农通讯员近五千名。多数工农通讯员是劳动模范、学习模范和村干部。他们写的都是耳闻目睹的感人事迹，群众看了特别亲切，把报纸看成自己的报纸，争着给报社写稿。有的人有材料，但文化程度低，自己不会写，就请村里的小学教师代笔；有的干脆将不会写的字空出来，请报社同志给填上；有的错别字请报社同志给改过来。报社为了多登一些工农通讯员来稿，在报上专门开辟了《工农习作》专栏，并提出“工农写，写工农”的口号。区党委高克亭同志还专门为报社写了“进一步发展工农通讯运动”的文章，以示关切与倡导。
开展工农通讯运动，不仅使报纸密切联系群众，工农通讯员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如著名的“孩子诗人”苗得雨，被介绍为工农通讯员的时候，只是一个上了两年私塾、一年小学的十四岁的赤脚少年，由于他努力学习，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用打油诗、顺口溜的形式给报社写了几百篇稿子。淮海战役期间，他还用这种形式写了《支援淮海大战七章》投到《鲁中南报》，其中有一首是《碾米》，主要内容为：
吱咯吱，碾儿响，
家家碾米日夜忙，
推的推，簸的簸，
称的称，装的装，
簸得小米没有糠，
做饭保管扑鼻香。
忙忙忙，急忙送前方，
淮海大战灭蒋军，
眼看我军就要渡长江，
大军解放全中国，
人人都要献力量。
这种形式的稿子都是从事实出发，感情真挚朴素，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读起来顺口，听起来动人，记起来容易，传起来广泛。象这种形式的稿子，报纸上几乎每期都有，成了吸引群众、教育群众的良好形式。
《鲁中南报》的同志在发展培养工农通讯员方面，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如帮助改错字，修正不通顺的句子，退稿时给他们回信都说明稿子为什么不能用，今后应该怎么写，等等。为了表扬优秀的工农通讯员，报社还和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会议，从精神鼓励到物质奖励，都做到了尽力而为。不少工农通讯员在有关单位的帮助教育和自己努力学习之下，政治、文化、劳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如朱富胜由工农通讯员被选为沂南县的县长，王兑一成了鲁中南地区的劳动英雄，王安友成了作家、诗人，苗得雨调到报社学习当编辑。1949年春天，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当时还称北平）召开，苗得雨也以《鲁中南报》的工农通讯员、孩子诗人、学习模范等条件，被选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目前，他已是山东文联的副主席，写了将近一千首诗歌，还出版了好几本集子。但不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忘不了培养教育他长大成人的老师们，特别是帮助他改稿的《鲁中南报》的编辑、记者同志们。
为了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报社还轮流派记者有重点地到一些村庄去，推广读报小组，开展集体读报和黑板报运动。特别在冬季，利用办冬学的机会，开展工农通讯运动。 这些措施，对当时文化极为落后的农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回忆《鲁中南报》从创刊到结束，虽然仅仅两年的时间，但她在火红的战争年代，在解放战争取得全面伟大胜利的前夕，已完成了她应有的使命。当年意气风发、生龙活虎般的小青年，目前已大都成为两鬓秋霜的老人了；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活着的也大部分离休或退居二线，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战斗的已为数不多了，而且散布在全国各地，平日很少联系，但大家一回忆起在《鲁中南报》社这段战斗历程，回忆起在一个地铺上睡觉，一盏油灯底下写作，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战斗友谊，无不十分留恋。让我们继承着过去艰苦奋斗、壮志满怀的优良传统，在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新的使命面前努力前进吧！
1989年1月于北京
（原载《临沂地区报史资料汇编：四》，临沂地区报史志编撰办公室编印，198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