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转至淮安、淮阴一带休整。1949年2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十三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我任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三营七连三排排长。2月下旬部队从两淮地区出发，沿湖涂（原建湖县城古称糊涂镇）、海安等地挺进至长江附近，做渡江战役前的准备工作。
淮海战役后，部队补充了许多解放战士，当时只要贫苦出身的国军士兵，通过诉苦教育，迅速转换身份，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军官通常不留，教育后遣散回乡。
渡江战役前，淮海战役时被俘的敌十八军炮连的一个中尉副连长被甄别出来，此人被俘后隐瞒身份补充到我排当战士，被甄别出来后，营里要求把他交回去。在平时的接触中，我感觉此人虽然有些牢骚话，但本质上并不坏，于是我向营长拍着胸脯保证：“把他交给我看管好了，我一定能把他改造成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我认为，在当时兵员紧张的情况下，多争取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同志就多一分力量，此人担任过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虽然平时有些牢骚话，并不意味着就真的反动透顶。
行军中，我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讲革命道理，希望他能有所转变，没想到他对自己被俘非常不服气，认为解放军这样的装备能打赢国军纯属偶然，他甚至公开讲：“国民党空中有飞机，地上有大炮，江上有军舰、还有长江天险，你们是无法打过长江的。如果你们能打过长江，我就真正的佩服你们，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实际行动教育他，改变他的错误认识。
部队向长江挺进时，经过一夜行军，天亮时进入胡集镇（今江苏海安市），街道两旁摆放着许多木桶，联想起昨晚出发前教导员的动员讲话：“明天我们将进驻江北名镇海安，那里的经济比较繁华，较为富庶，我们要严守群众纪律……。”我认为可能是卖什么吃的，就对七班长说：“去看看老乡们卖的什么东西，买点来吃。”七班长刚要前往，两个南方藉解放战士赶忙拉住他，“那是马桶，晚上用来装大小便的”，大家听后哈哈大笑，我也不禁尴尬的笑了，相信许多北方人初到南方也闹出过此类笑话。
渡江战役时，一一五团的预定任务是攻打江阴城，战前部队集结于海安，针对江南多水网的情况开展了渡河训练，主要还是围绕攻城做准备。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起最后的猛攻，当时部队的战斗积极性很高，29军作为第一梯队先行渡江，当晚徐援团长即带领一营抢了一梯队的两条船先行渡江。
渡江战役开始后，形势发展很快，江阴要塞起义，江阴城随机被我军占领，4月23日南京解放。我团预定攻打江阴城的任务取消，改为拦截南京溃逃之敌，徐团长率领一营随即向南追击敌人。
我随部队于第二天夜间从南通地区的九圩港顺利渡过长江，率领全排头顶着黄梅细雨，脚踏泥泞小路，忍受饥饿，昼夜兼程，勇猛穿插，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奋力截歼南京溃逃之敌。
渡江后，淮海战役时被俘的那个国军中尉一直跟在我身旁，出于安全考虑，没给他配发枪支，只让他背着一个炸药包行军。当他看到解放军在群众的支持下所向披靡，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便安静地跟着部队前进，再无怨言。
为了尽快穿插到浙江，堵住南京溃逃之敌，干部战士昼夜行军，饿了就啃一口干粮（小火烧中间扎个眼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渴了就喝口路边水渠中的水。
由于在追击敌军途中饮用了不洁净的水，我身染恶性痢疾（阿米巴病），一天后出现便血的情况，腹泻无法控制，浓水血水顺着裤腿往外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以顽强的意志跟随部队前进。
我的行为对那个国军中尉触动很大，他找了一个担子，一头挑着炸药包，一头挑着我的背包，搀扶着我继续前进，并对我说：“你都这个样子了，却没有吭过一声，没有动过掉队的念头，干部处处带头，吃苦在前。所以，我终于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胜仗了！打仗不仅打得是武器装备，更是打得精神和毅力！”，在我实际行动的感召下，这名国军中尉彻底转变了立场，后来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快到宜兴时，我终因体力不支昏死在路边，当时担任收容队队长的副教导员看到我已经不行了，拦下一辆黄包车，拉了我二三十里路，到了宜兴将我交给了野战医院。
我醒来时人已在医院，腹泻仍未止住，战争年代医疗条件比较差，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靠一些土办法，每天坐在烧热的砖块上热敷以缓解症状，持续半个月才止住腹泻。后来乘小船经太湖转至无锡后方医院才逐渐康复，也算捡回了一条命，因此我错过了上海战役。
进军福州前我病愈归队，在总结前段时间战斗时得知，我们团后续部队在宜兴一带与徐团长带领的一营汇合，随即继续追击敌人。最终在安吉、考丰（广德地区）一带堵住了南京国民党溃逃之敌，歼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物资。
1951年1月，我从船管队回到九十三师二七七团七连任连长，老连长是上海战役时四连副连长王凤民（音），他给我讲述了上海战役时的一些情况。
上海战役时，敌人将守卫官兵反锁在阵地的地堡里，死守阵地，做垂死挣扎，战斗十分惨烈，给我军造成很大伤亡，我们团打得也非常英勇顽强。
四连在攻占高行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大楼（银行大楼）时伤亡最大。当时没有火炮等重武器，枪打上去只能在楼房的墙体上留下一个小坑，攻占大楼只能靠战士往上送炸药爆破。
由于敌人火力很猛，好几个爆破组都倒在了大楼前面，连里的干部或牺牲或负伤，仅剩下副连长王凤民和二排副张万顺（音），王凤民把张万顺叫到身边，“连里的干部就剩咱俩了，这个大楼必须打掉，是你去还是我去？”张万顺说：“你是副连长我是副排长，当然是我去了！”说完扛起一包重50斤的炸药冲了上去，在后方火力的掩护下，他成功的抵达大楼下，而此时他却犹豫了，他看到先前送炸药的战士虽然负伤但并未牺牲，不忍心引爆炸药伤害自己的战友。王凤民看到他迟迟不爆破，于是掏出匣子枪向他的方向打了几个点射。张万顺心里明白，只有炸掉大楼才能完成任务，才能减少更大的牺牲，于是他把前面送上去的两包炸药和自己带上去炸药一并引爆。巨大的爆炸声后，大楼瞬时安静了，王凤民立即带领战士们趁着烟雾冲进大楼，一百多斤炸药将大楼炸出的洞虽然不大，但楼内墙体上到处都是爆炸碎片冲击的小坑，楼内的敌人已被爆炸冲击波震的耳鼻出血，或死或伤。张万顺引爆炸药往回跑时，身上被敌人的冲锋枪打了七个洞，身负重伤。
周志坚军长回忆（《峥嵘岁月》）： “5月18日上午，第二七七团团长徐援指挥二、三营攻占了高行之后，该团一营在师侦察分队的配合下，向顾家宅之敌攻击，乘敌混乱之机于下午2时迅速占领了东沟镇”。
上海战役中我们连打的很好，得到了表彰并获得了奖旗，连队伤亡很大。我离队后龚排长任排长（原副连长，养伤归队）打上海时负伤离队；六班长小周提拔为排长，上海战役牺牲；七班长代理排长也在上海战役中牺牲，我回到老连队时，原来的老兵或牺牲或负伤，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战争是残酷的，能活下来真是万幸啊，每一次战斗都有许多熟悉的面孔离开我们，胜利的取得往往是无数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那些为新中国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根据家父讲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