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石英同志早在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时期。一九五五年他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调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特别在他一九六二年任副市长兼财贸办公室主任期间，我因在市人委办公厅任职，工作上向他请示汇报较多，逐渐熟识。我认为他到市人委工作后，是主持市人委工作的曹荻秋同志（后来任市长）的得力助手，在财贸工作和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上，获秋同志总是乐意找石英同志商量，他们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同时，石英同志善于团结干部，能很好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据我耳闻目睹，他在任副市长期间，与金仲华、赵祖康等几位非党副市长，关系非常融洽，遇到财贸方面牵涉到他们分工掌管范围的问题，他总是登门求教，虚心商谈。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动乱初期，中国大地上空乌云滚滚，在市委、市人委机关受到被人煽动、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时，曾获秋市长委托石英同志主持市人委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接待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处理一起又一起的闹事。在这非常困难的时刻，石英同志带领我们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他突然患急性出血胰腺炎逝世的前夕，他还打电话给我，要我代他出席第二天早上几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
石英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个年头，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优良作风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上海党内外许多同志、朋友，都认为石英同志是一个党性坚强、忠心耿耿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个工作踏实，作风纯朴，终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实干家。在石英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写下我了解的他生前的一些片段情况，聊表对他的崇敬和哀思。
（一）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遭到我华东野战军发起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的连续打击。国民党统帅部尽管一再损兵折将，仍不肯罢休，三月上旬，又集中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其中包括蒋军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四十五万人的兵力，气势汹汹，大举进犯我鲁中地区，妄图寻找我军主力决一死战。我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的指示，三月份在山东淄博地区进行了休整、训练，并积极准备发起新的战役。这时，为了适应大兵团连续流动作战的需要，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和有关方面协商后。，决定成立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对内为华野供给部供应处)，专门负责野战军部队及地方武装、子弟兵团近四十万人的副食品供应事宜。上级决定调我到该站任副总站长，我到职后第一件事，即奉命去山东省政府联系工商部门支援部队副食品供应工作。我首先拜会了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郭子化同志，蒙他热情接见，介绍我与山东省政府委员、支前委员会经理处长辛葭舟同志洽谈。辛葭舟为山东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已年过半百，但精神矍铄，他带我去见山东省工商总局局长石英同志。辛老与石英局长非常亲热，谈笑风生，石英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外的委员非常，尊重。当我说明来意后，石英同志立即对我说，我们已在工商系统干部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示，作好了一切准备，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一定坚决保证野战军的副食品供应。石英同志的讲话简短扼要，但我看出，在他思想上是有着充分的信心和决心的。当辛老问他具体供应办法时，石英同志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今后只要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写个公函，说明需要的副食品数量，盖上公章，我们各地工商局即可照发，以后再行结算。为了使这项措施能够具体落实，石英同志还派了一位专区的工商局长到总站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回到总站，向领导汇报后，大家对石英局长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无不表示钦佩。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效果确实是比较好的，只要我们总站或分站、支站拿了公函，到当地工商局联系，基本上都能及时领到部队需要的副食品数量。由此可见，石英局长在山东工商系统中说话是算数的，在干部中是有威信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军遵照中央军委“敌军密集不好打，但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新泰、沂水、莒县，陷敌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的指示，将主力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养精蓄锐，待机歼敌。这时，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迅速做好新的战役（即后来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的紧急动员和副食品供应的准备工作。为此，我们又到山东省工商总局向石英总局长汇报，请他大力支援。石英同志听了汇报后，答应以工商总局的名、义，向山东各级工商货管部门，发出紧急通令，并明确指定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几个大区的工商部门，尽快先调拨给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食油五万斤，食盐一万斤，花生米五十万斤，鱼干十五万斤，还有大豆、粉丝、干菜各数万斤。石英同志还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地督运这批物资，要求在新的战役前转交到我站指定的地点。由于石英同志的大力支持，各地工商部门积极配合，上述大量副食品都非常及时地送到作战部队手中，加上各野战部队就地征集大批鲜菜、豆芽、豆腐干，因而使战士们在硝烟遍地、炮火连天的歼灭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中，吃到了足够数量的副食品，改善了部队伙食，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战役结束后，我站总结工作，向参战单位和人员评功授奖时，同志们对石英同志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
石英同志是一九五五年一月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作岗位上，调到上海市工作的，先后担任过市人民委员会第四办公室主任、轻工业局局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财贸办公室主任等职。．一九六二年八月，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仍兼任财贸办公室主任。在他调到上海工作期间，我和他接触逐渐增多，他给我的印象是：不仅在财贸工作上和曹荻秋同志观点一致，配合得很好；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能顶住来自上面的“左”的压力，旗帜鲜明地站在荻秋同志正确立场的一边。
在市人委的性质、职能和机构设置等问题上，石英同志一贯支持荻秋同志按宪法、组织法规定办事的观点，他认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是省市一级地方政府，同时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当时尚无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市人民委员会行使其职权），对市人委各工作部门和区、县人民委员会应该实行统一领导，按照法律规定，管理本市范围的政法、财经、科技、文教各项事业。他认为市人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不能条块分割，自行其是，但在具体权限上，应明确分工，各行其职，不能事无大小，都提到市人委来解决。特别对市人委办公室的性质、任务，石英同志自觉执行一九六二年制订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办公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规定》，从不把他主管的财贸办公室看成是凌驾于有关局之上的一级行政组织，他既不用办公室名义向下发布决定、指示，也不以办公室主任身份向有关局及区、县人民委员会直接布置工作。他对于许多重大问题，都事先向市长办公会议提出请求讨论决定，然后再向有关局和区、县财贸部门进行部署。例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因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影响，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上海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猪肉的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水产品每人每月只有一斤半，蔬菜每人每天只有二两。为了缓解这些困难，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准备在市区与郊区交接的地区开放若干个农副产品集市贸易市场，以争取增加居民的某些副食品供应量。为此，石英同志亲自到各处察看现场，在取得第一手资料后，拟订方案、计划，提请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特别使人感动的是，他对方案、计划草稿非常认真谨慎，为了少出或不出差错，他有时拿了文件草稿到我的办公室来商量研究，要我们帮他查阅国务院及商业部、水产部等中央机关发布过的法规或文件，发现有不妥之处，当场加以补充修改。因此，市财贸办公室提请市长办公会议或市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文件，一般都能顺利通过，在贯彻执行中也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落实。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他积极支持曹荻秋同志的“既要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又不要包办行政工作”的观点，这在“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在政治上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特别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市委主要负责人签发了《关于市人民委员会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后，上海市人委有关全市性的工作，不论大小，都要集中到市委去处理，公开宣布今后市人委实行“虚君共和”，它的任务只限于接待外宾，接待各省市来人，保持与民主人士的接触，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办理法律手续。石英同志对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颇为忧虑，他认为这样不仅不会加强党的领导，反而有可能削弱党的领导。他说，党和政府的职权不同，党是领导核心，但对政府工作如何进行具体领导，值得研究，何况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非党人士，在实行“虚君共和”后，他们怎么能做到有职有权呢?他认为上海几位非党副市长都有其专长和丰富的经验，与我党干部合作共事，关系比较融洽，工作上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与荻秋同志和其他几位副市长一起，不怕当时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压力，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民委员会会议按期召开外，仍然支持金仲华副市长抓文教工作，支持赵祖康副市长抓市政建设方面的工作，使他们的积极性均得到发挥。至于在他主管的财贸工作范围内，他和当时市委财贸部负责人李研吾同志关系处得较好，许多问题，经过商量，向获秋同志汇报后，仍然由市人委下达文件。“虚君共和”搞了三年，市人委这个政权机关被架空，工作上受到很大影响，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终于在获秋同志主持下，组织办公厅许多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起草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府部门作用》的方案，经市委讨论通过，下达各区、县各部门贯彻执行。从此，市人民委员会才恢复了地方政权机关的功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工作作风方面，石英同志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经常深入基层，注意调查研究。他不习惯于坐机关靠想当然发号施令。一九六二年他任副市长后，为了理顺城乡经济关系，畅通商业渠道，他带了财贸部门一些干部，到南汇县搞恢复供销社的试点工作。由于他认真和农村干部、群众商量，很快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在全市恢复各级供销社的方案，提请市人委会议通过施行。又如在任轻工业局局长期间，他亲自到工厂调查研究，找技术人员、工人谈话，找干部商量，狠抓手表、照相机、金笔、自行车等几个新产品和拳头产品，促进了产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为以后上海创造十二个名牌产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轻工业系统有些同志至今提起此事，仍念念不忘石英同志带领他们艰苦创业的功绩。再如他任市计委副主任时，受市人委委托，赴江西、山东等兄弟地区，与有关部门共同筹建新余钢铁厂、薛城钢铁基地。他每到一处，就与干部、工人同甘共苦，因为粮食供应紧张，他和大家一起吃杂粮和地瓜千。他在主管财贸工作时期，国家经济遇到挫折，市场物资短缺，供应非常紧张，为了增加水产品供应，他积极主张建造一百条渔轮，到海上日夜捕捞，使全市居民能够吃到一定数量的鱼鲜。为了增加蔬菜供应，在他积极支持下，把郊区的菜田从十八万亩扩大到四十万亩，使全市居民能够保证吃到必需的新鲜蔬菜。他还主动与外省市联系，调拨来大批鸡鸭，使全市居民在猪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吃到一定数量的其他营养食品。财贸系统干部说：石英同志为了居民碗里多一块肉，桌上多一碗菜，确实操碎了心，他起早带晚，到各个菜场、蔬菜田、商店实地查看，听取居民的反映：他这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作风，感动了许多同志，大家公认他是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好领导。
（三）
一九六六年，北京的红卫兵一批又一批涌到上海造反，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四日两次冲击市委会场和机关。从八月下旬开始，市人委机关门口也沸腾起来，一些街道集体事业纷纷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获秋同志决定请在参加“四清”的石英同志回市人委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是处理当时不断发生的许多棘手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上海市造反组织开始成立，一批又一批的名目繁多的造反队冲到市人委机关，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纠缠，达不到目的就揪斗干部。连续的围攻，使石英同志一个多月得不到休息，有时甚至一整天吃不上热饭，只能啃几个冷馒头。我发现石英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消瘦，精力渐渐不支，劝他回家休息几天。他叹了一口气说，现在这样乱糟糟的，市委那边压力太大了，我不能休息，要替市委负责同志分忧。他的话，使我非常感动。我们研究了一个由市人委副秘书长、各办公室主任一级干部轮流值班接待的办法，以减轻石英同志的劳累。这时，石英同志尽管自己处境困难，身心憔悴，仍时刻关心金仲华、赵祖康等几位非党副市长的安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石英同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接受大家建议，回家休息。当晚十点多钟，他还打电话给我说，明天风雨操场有几个造反组织联合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他出席，他不能起床，要我代表他去接受批判。我表示同意。不料第二天中午，石英同志的秘书来电话，告诉我石英同志病危，已送到华东医院抢救，我大吃一惊，急忙赶到医院，他已双目紧闭，停止了呼吸。
一些造反组织借口石英同志之死，大做文章，吵吵嚷嚷。市委得悉后，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同志当天（十二月十三日）下午赶到华东医院，首先代表市委，看望了石英同志的家属，在向石英同志的遗体告别后，又向医院详细询问了抢救经过和致死的原因。据院方医生说，不进行病理解剖，对死因难以作出确断。一平同志即与来医院探望的杨士法、李研吾、裴先白、王鉴等同志商量，并征得家属同意，决定对石英同志遗体进行解剖。解剖结果，石英同志是因患急性出血胰腺炎不治之症而逝世的。据此，市人委办公厅拟了石英同志逝世的讣告，并发出消息，于十二月十四日分别刊载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上。一平同志与荻秋同志通了电话后，石英同志追悼会于十五日在上海警备区军人俱乐部大礼堂举行，由张承宗副市长主持并致悼词，王一平同志代表市委出席，并向石英同志爱人和子女进行慰问。由于一些造反组织拥到礼堂门口，要冲击追悼会会场，因此追悼会约举行了半小时就匆匆结束。参加追悼会的市委、市人委几位负责同志及各部、委、办、局、区、县负责人和机关干部随即到万国殡仪馆，向石英同志遗体告别。轻工、财贸系统一些领导人在哀乐声中，面对长眠不起的石英同志的遗体，痛哭失声，为无情的折磨使石英同志过早离开人世而万分惋惜……，
石英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他那种忠心耿耿、踏踏实实、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至今仍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大家怀念他生前的许多动人事迹，并以他为榜样，正在奋发图强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石英同志，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