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石英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宛然在目。战争年代，，他在山东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的卓越贡献，更时刻索绕在我们的脑际，现简述一二，用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解放区战场最困难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更加强调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要对象的作战方针。一九四一年，日本集中在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六十三）以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疯狂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年中，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达一百七十四次，比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总兵力达八十三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日寇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使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加上华北地区连续几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使解放区的财政陷入极为严重的境地。
滨海地区是山东省最早的根据地之一，而且是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日寇当然更重视这一地区。军事上不断合围“扫荡”，残酷地推行“三光”政策；经济上封锁、掠夺、破坏，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根据地物资匮乏，物价上涨。革命队伍每人每月津贴一元钱，每天菜金只有几分钱，几乎到了没有棉衣穿，没有鞋着，发大衣的就不发被子，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战胜困难，一方面要领导广大军民普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开辟财源；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战线上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四三年，肖华同志指名要把石英同志从太行山调到滨海地区。他来了之后，同志们奔走相告：“这一下可好了！有一位经济专家来了。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秋，上级正式宣布：为了统一财贸战线上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以原滨海区税务贸易局为基础，成立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管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财经贸易工作。总局局长就是石英同志，总局监委是周纯全同志。总局内设税务、经营、工矿、合作、统调、人事、秘书（包括通讯排）等七个科。总局下设三个分局，分局下设支局，支局设稽征、干部、总务、合作指导四个股和．个县商店、一个税警队(也叫武装征收队)。各重要集镇设若干事务所及分商店，有的还没有酒店和盐店，在边沿重要路口设检查站，逐渐具备了商业和征收管理的整套机构。石英同志就任前后，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看到了山东地区对敌斗争的有利形势：山东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又有一支经过斗争考验富有经验的财贸队伍。因此，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完全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平抑物价、支持战争”的任务。在胸有成竹以后，他果断地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根据党中央"劳力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在战斗频繁的环境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因地制宜地成立生产作社、小工厂（场），生产日用工业品，如肥皂、毛巾、纸张、皮革、纸烟等。发动农村妇女纺线织布、做军鞋等，产品由商店包销，支援部队，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战士们“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通过自产自救，军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基本上达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禁止伪币，停用法币，为我们自己发行的本币扫清了流通的道路。滨海区各县总店都挂有兑换货币的牌价。凡属敌占区商人带来的伪币、法币或其他货币，必须先按照牌价兑换成本币才允许流通。兑换牌价的高低，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一九四三年初，游击区本币和伪币的比值是八比一，到了一九四四年底，本币和伪币的比值已变为零点一五比一。这充分反映出我们在金融战线上取得的胜利。
（三）对食盐、花生油实行专卖，对酒类实行专酿专卖，获得了较高的利润，用来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原来滨海存在着一种“出口物资就是资敌”的片面观点，因此形成了不出不进的局面，经济领城有如一潭死水。石英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尖锐地指出“把我们多余的物资组织出口，这决不是资敌，恰恰相反，这正是解决边区经济困难的有效手段。试问假如根据地不进行对外贸易，哪有财力购进我们必需的药品、电池、子弹、炸药等物资？”实践证明石英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
（四）正确运用税收政策。收到寓禁于征的良好效果。当时我们对不同的进口物资，采取了不同的税率。如西药进口，一律免税，迷信物品（如锡箔之类），征税百分之百，如发现鸦片和进口香烟，则全部没收。我们的税收政策有力地鼓励了敌占区商人贩运我们迫切需要的军需民用物资。
（五）从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我们连续举办了两期会计人员训练班，每期一百多人。石英同志高瞻远瞻地指出：“要搞好财贸工作，必须健全会计制度；要健全会计制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懂得复式簿记的人。”训练班中成绩优秀的被分配到财贸部门，中等水平的到税收系统，成绩较差的担任出纳。这些受过训练的财会人员，出色地完成了滨海地区的财贸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了山东省工商管理总局，石英同志任局长。当时山东省的各种收入甚为轻微，除了发行货币以外，也没有其他财政收入。山东省工商管理总局通过税收和各种营业所得的收入，成了党、政、军所需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一九四八年八月，石英同志调任华东工商部部长。
石英同志具有远见卓识，办事果敢，关心干部，信任干部，一想起他，一种深切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石英同志：“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走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您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后继有人，您一定能够不断地听到鼓舞人心的捷报。”
（本文作者：范纬青上海市水产局顾问、上海市渔业经济研究会会长莫湘 离休干部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