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石英同志，在上海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同志都会引起对他深深的怀念。在十年动乱初期，石英同志即遭到严重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回忆往事，他那忠于人民的精神，改革求实的态度，处事严谨的作风，待人宽厚的度量，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石英同志是湖南湘潭人，早在风云变幻的一九二六年，他刚满：十七岁时就投身革命事业。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是上海市军管会第一任工商处长，不久调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等职。一九五三年我国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在这进行有计划建设的第一年，为了加强华东地区的财经工作，石英同志调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五年，石英同志调到上海市工作，一九六一年任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翌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仍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职务。在此期间，我们便在石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石英同志在上海主管财贸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我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也是为战胜困难而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石英同志积极而又审慎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并根据陈丕显、曹获秋同志的意见，清除商业工作在三年“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从多方面对商业体制作了探索性的改革，做了许多至今看来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工作。
为了搞活流通，繁荣城乡市场，石英同志十分赞同市委和陈丕显、曹获秋同志的意见，在流通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发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有益作用，把基本上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单一渠道的局面改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的格局，以利于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促进生产发展，方便人民生活。在这方面，给我们最深刻、最突出的印象是，实行了三项重要政策措施。其一，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三年“大跃进”中，城乡集市贸易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砍掉。这种“左”的做法，石英同志是不同意的。他和荻秋同志都认为，为适应农村社员经营小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需要，应该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交换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满足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在农民之间也可以调剂有无，这对活跃城乡市场是有好处的。石英同志根据市委的意见，积极筹备开放城乡集市贸易的工作。他先从地图上寻找在市区边缘合理设置集市的场所，然后亲自实地察看地形是否适当，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拟订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的措施，最后经市委作出决定，分步骤地开放了城乡集市贸易。这中间虽然有些曲折，但是石英同志坚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到一九六二年在上海市区边缘设立了四十多个城乡集市。其二，恢复供销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在所有制上出现了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商业并入国营商业，再加上个体经济合作化，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原来的国营、集体、个体三条渠道差不多变成了国营一条渠道，许多灵活的经营方针、传统的购销渠道被取消了。在经济调整中，丕显、荻秋同志和石英同志都力主恢复供销合作商业，石英同志专门作了调查研究，从经营方针、具体政策以至领导力量的配置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一九六二年，上海正式恢，复了市供销合作社。为疏通农副土特产品的流通渠道，由供销社开办了各类贸易货栈、代理行、代销店，仅各县供销社在市区设立的零售点就达二千三百多个，对组织农副产品进城，丰富市场供应，平抑物价，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许多恢复、开创工作，石英同志都参与领导和具体决策，倾注了很大精力。其三，适当发展了一批个体商业户。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及后来的三年“大跃进”中，个体户参加合作和转业受到限制，到一九六一年全市继续保持个体经营的仅剩六千余人。个体商业户具有经营分散、灵活、方便等特点，有时还串街走巷，上门服务，居民称便，减少以后使居民生活很不方便。在荻秋同志提议和丕显同志的支持下，石英同志组织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拟订发展个体户的具体办法。在三年经济、调整期间，发展了近三万个以修补服务、经营小商品为主的个体商业户，还将不具备条件转为合作的一千四百余户熟水店恢复为个体经营。采取这些措施后，调动了个体商业户的经营积极性，大大方便了人民生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实行这些政策措施是要担风险的，石英同志对此泰然处之，他认为只要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生产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应该积极去做，而不应计较个人得失。
石英同志不仅主张在商业流通领域中，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渠道并存，形成国营商业为主导、发挥集体和个体经济作用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而且还十分强调改善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改革不合理的流通体制。改革和创新，是石英同志一贯坚持的原则。这里，我们记叙三件事，就可见其一斑。第一件事是积极协助获秋同志领导商业部门大力改善经营管理。商业部门在三年“大跃进”中受“左”的错误影响，破了一些不该破的规章制度，还在一些“左”的口号影响下出现盲目收购，造成大量商品积压损失的问题，同时，经商不理财、不讲求经济核算的现象在有些单位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为此，国务院专门发出了关于商业部门改善经营管理的指示。石英同志在这项工作中，着重抓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扭转不管资金、不管费用、不管盈亏的现象，结合全面整顿和改革商业工作的过程，促使各级商业企业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制，扭亏转盈，增加盈利。二是针对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小商品不适销对路造成积压，或者环节过多影响产销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开展调查研究，大商品一个个地摸，小商品一类类地排，分别采取了改进办法。例如，对部分日用消费品推行“看样选购”办法，尽量做到“以销定产”，使商品适销对路。为减少某些商品的流转环节，对理发工具、箱包零件、皮件制品、螺丝、汽灯、老妙香化妆品、化纤新产品等七种商品的流通体制，由逐级层层调拨分配改为成立七个批零合一的专业商店，统一经营，并对这些商品实行厂店挂钩供货的形式，不仅减少了环节，而且产品更加适合销售，使产销两头都活起来。第二件事是对郊区各县批发企业，试行由按行政区划设置改为按经济区域设置，改变划地为牢、流通阻塞的状况，促进商品的合理流向。石英同志亲自到各县实地调查，首先在南汇县进行试点，把县里的批发企业由县城所在她迁往历史上的集散中心周浦镇。第三件事是改进职工分配办法的试点。当时为鼓励增加渔业生产，丕显同志认为应当实行超产奖励办法，石英同志为此对渔业生产情况作了调查了解，提出试行“包产到队、奖励到船”的意见，并与水产局、海洋渔业公司的同志一起研究实施办法，水产部门联系海洋捕捞的生产特点，实行综合的、单项的奖励制度，对调动渔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捕捞量，缓和当时市场供应紧缺的矛盾，有很大效果。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正确的做法却被诬为所谓“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完全颠倒了是非。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何从这个特点出发，发挥商业流通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如何发扬商业经营特色适应不同消费的需要，也是石英同志经常考虑的问题。由于他的倡导和推动，上海商业工作中有不少创新之举。例如，创设商品陈列研究室、新产品试销商店，以获取市场信息，用以指导生产。为促使上海轻纺工业品保持领先地位，举办主要消费工业品对外展览，把上海的产品同国内外产品一起陈列出来，组织产销各方参观，从而引导生产。这些活动，当时很受经济部门的欢迎。又如，石英同志很关心豫园商场发扬经营特色的问题，亲自到商场和周围单位现场察看，进行调查研究，直接听取老店员、老技工的意见。他认为应当保持和发扬老城隍庙市场“小、土、特、杂”的经营特色，同时，还具体指导改进商场的商店布局，帮助解决一些特色商店的营业场所。时至今日，豫园商场仍以继承发扬这一经营特色而名闻海内外，这同石英同志生前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又如，一九六五年上海曾发生过对某些服装、照相、理发、鞋式等的争论，获秋同志为了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建议由市财贸办公室举办一个“移风易俗展览会”，邀请各有关部门人员共同审定，以统一思想。这件事，由石英同志亲自抓，他认为对人们的不同消费需要不能限制过多，对服装、发型、鞋式等应该具体分析，美观、大方、健康的应该提倡，适应一部分人需要的应该允许，那些确实伤风败俗的才应该取缔，不能一阵风，搞清一色。这个展览会就是根据石英同志具体分析的指导思想，作了分类陈列，在当时起了有益的引导作用。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肯定的各种款式标准还是掌握从严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展览会却被斥为“宣扬封资修”、“为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服务”，罗织了不少莫须有罪名，荻秋同志为此遭到迫害，石英同志在离开人世之后还受到“批判”。
石英同志主管上海财贸工作期间，为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协助市委、市府领导，在经济调整中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为回笼货币，对高级糖果、高级酒、高级菜点，采取临时性高价供应措施；为搞活一部分工农产品交换所，实行综合换购政策；为保证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的办法等等，都是石英同志根据丕显、获秋同志的意见，在实践中加以具体化的。在那艰苦奋斗的岁月里，石英同志领导我们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石英同志金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为上海的财贸工作，呕心沥血，作出了很多贡献。
石英同志待人宽厚，严以律己，生活极为俭朴。他勤奋工作，潜心改革，锐意创新。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这正是石英同志生前所盼望的。让我们用改革和建设的新成就来缅怀石英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