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原上海市副市长石英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石英同志对党对人民是有很大贡献的，现在回忆起和石英同志交往的一些片断，怀念之情，实非语言所能形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当时中共代表团钱之光同志要我到上海，建立一个地下经济机构，对外作一般贸易业务对内为代表团经管一些经费。我到了上海，经过一番筹备，建立了“华益公司”。这个公司对外作纱布、油粮、食盐等商品买卖。在青岛、徐州、蚌埠、重庆等地设立分公司和办事处。在香港先与联和公司合作，后联和公司改名华润公司，便与华润公司合作。一直合作到上海解放，华益公司才宣告结束。在这几年中，山东解放区和我们往来密切。中共代表团刘恕同志到了山东，他回来时告诉我，已和山东工商总局局长石英约定，他们从山东运花生油等产品到上海出售，又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回山东，以供应解放区的需要。花生油等由山东石岛用船运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再装船运回石岛。
在这过程中，刘恕还和石英约定，山东解解区所掌握的黄金、美钞及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亦随船运到上海，在上海处理后，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上交中央的经费。
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到了上海，交到华益公司，由华益公司进行处理，处理后记入中共代表团帐内，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使用。当时山东经办人先是梁凤鸣，后是顾祖恒，他们代表山东和我结算。
华益公司收到这些黄金，美钞、法‘币后，法币可立即存入银行帐户，但黄金、美钞须到市场买卖。其中如烟台来的黄金，上面有“烟台”二字，在上海出售时，一则恐引起怀疑，影响全局，一则成色不一，卖不起价钱。因此，到上海后，还要进行加工，改成上海规格，打好上海标记。这件事是找了当时一个叫尤敏生的黄金经纪人去作的。从刘恕和石英约定之后，山东和上海经济往来一直未断，中央代表团彻退之后，仍然继续。最近读到山东党史资料，才知道石英在当时为了打破封锁，发展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建立了专卖制度。把山东有名的花生、花生油、食盐、酒类等商品纳入专卖范围，建立商业队伍，运出解放区，并从解放区外购进物资，以保证解放区的军需民用。石英此举对发展山东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几年中，我虽未见过石英，但山东来的人都谈到石英，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
真正见到石英，是在上海解放初期成立军管会时。他是工商处的军代表，我是轻工业处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见之下，所谈甚欢。但不久，石英去福建，我们又多时见不到了。一九六O年，我在上海商业一局工作，五月间的一天，我看到市委要调我到水产局去工作的文件，当时陆慕云同志向我说，市委已经讨论决定，正式发了文，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呢？我经过打昕，知道石英是水产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我很快去找了他。我向他说：“我这个四川人，生在山沟里，从来没打过鱼，也没有见过海。到上海也只做经济工作，没沾过水产事业的边，要我到水产局工作，我虽不怕困难，但从何着手呢，要请你指教指教。”
这时他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很沉着的说：“你年纪还轻，身体又好，去从头学起吧。”他讲了当时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状况，要缓和副食品供应，多生产一些水产品，很有必要。过去他兼任水产局的负责人，他工作多，分不开身，难得去，影响工作，他说： “市委研究了几次，水产工作要加强，水产局要配备专职书记、局长。经过挑选，大家要你去，你就大胆去吧。”同时，他给我出一个主意，要我到水产局以后，不要急于抓工作，先用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多接触群众和干部，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一步一步做去，要抓住主要问题，不要芝麻西瓜一起抓，一些日常工作由其他分管同志去抓就可以了。石英同志的这些谈话，使我有了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动员一切力量，打好发展渔业这一仗，为上海人民吃鱼多做努力，和石英同志谈话之后，我看了李研吾同志，我讲了心里话，他也谈了他的看法，并约定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三日到水产局。从这一天起，花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然后便正式在水产局开始工作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石英，并且去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谈了他的看法，使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三
第三次见到石英，那是一九六一年。
我到水产局以后，市场供应不仅没有和缓，反而越来越紧张。当时是凭证供应，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二两，水产品一斤半。为了保证水产品的市场供应，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增加造船，增强捕捞力量；增加养鱼水
面，增加淡水鱼上市量；把嵊泗划到上海，增加水产资源。但水产品的货源仍然不宽裕，特别是猪肉供应紧张时，要实行“以鱼顶肉”，这样，就增加了鱼的供应量。鱼本来不多，增加供应量更加困难了。还要出口水产品到苏联、东欧国家，以偿还对苏欠债，也增加了不少困难。这一年，天不帮忙，台风特别多，从五月三日第一次台风起，直到十月三日都有台风。台风一来，上海渔船要避风，嵊泗渔船也要避风，鱼产量当然要受到影响，实实在在的减少了。但市场供应不能少，实在很吃力。
这时，我和水产局许多同志商量，要充分发挥捕捞鱼船的作用，对船员要有特别政策，不然积极性难以调动，除了一般号召以外，还要有力的措施。这时，我们提出两条措施：一条是“政治上船”，在船上设兼职政工人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后方由工会加强家属工作，使船员免除后顾之忧。这条措施上级马上就批准，全面实行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第二条措施就不容易了。这第二条措施叫实行“奖金到人”。我们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提出鱼船在海上作业，每对船根据一定的条件确定航次产量，超过这个产量的，发给奖金。奖金按航次计算，超产就奖，多超多奖，少超少奖，不超不奖。船上拿到奖金后，按工作情况发到每个人。这叫“航次超产奖”。我们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质鼓励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在当时，社会上强调的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我们提的这个办法被称为“物质刺激”，不易得到同情，领导上也难下决心。
正在这个困难的时候，石英调米当财贸办公室主任，水产局的业务工作，属财贸办领导，我把实实在在的情况，他向作了汇报。他沉默良久，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子，“你可以先找几条鱼船试试，有效果就有说服力了’’。这样，我就回去和同志们商量，先在八条船上试验。通过试验，一方面看看有无预期的效果，一方面看看所制定的办法有那些地方还要修改。试了一个航次，效果很好。大家说，一个航次不能算数，还要再试几个航次。这样就一连试了几个航次，都是有效果的。向石英作了汇报，他很高兴。他向市委领导汇报后，同意扩大试验，我们从八条船扩大到三十二条船，试验结果，船员积极，产量上升，效果一直是好的。未纳入试验的船都要求参加试验，再向石英汇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全面推开了。这一年的重重困难，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终于被战胜了。中央水产部派人到上海，详细了解了“航次超产奖”的办法以后，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水产会议，决定在沿海渔轮上予以推广。这个办法在当时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办法被诬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不突出政治”，只突出“物质刺激”，宣布停止实行了。当时我靠边了，被下放到一个中药店的药材加工部门劳动。石英也靠边了。到十二月石英逝世的消息虽有人告诉了我，但不准我去参加追悼，因此，没能向他的遗容最后告别，至今心中仍万分遗憾。
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十年了，国家正在改革过程中，两个文明建设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石英同志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形势确实是很好的。我回忆这些往事，一是怀念石英同志，一是向石英同志汇报，社会正在向前发展，将来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实现的。
（本文作者：原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现为《上海商报》理事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