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原上海市副市长石英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石英同志生前作了很多工作，对党和人民作出很大贡献。现在回忆起和石英同志交往的一些片段，怀念之情实非语言所能形容。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当时中共代表团钱之光同志要我到上海，建立一个地下经济机构，对外作一般贸易业务，对内为代表团经管一些经费。我到了上海，经过一番筹备，建立了“华益公司”，对外经营纱布、油粮、食盐等商品买卖，并在青岛、徐州、蚌埠、重庆等地设立分公司和办事处。在香港先与联和公司合作，后来联和公司改名华润公司，便与华润公司合作。一直到上海解放，华益公司才宣告结束。在这几年中，山东解放区和我们往来密切。中共代表团刘恕同志到了山东，他回来时告诉我，已和山东工商总局局长石英约定，他们从山东运花生油等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回山东，以供应解放区的需要。花生油等由山东石岛用船运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装船运回石岛。
在这过程中，刘恕还和石英约定，山东解放区所掌握的黄金、美钞和国民党发行的法币，随船运到上海，在上海处理后，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上交中央的经费。为了保密，在运花生油时，有的油桶内放了黄金、美钞和法币，避免坏人破坏。
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到了上海，交给华益公司，由华益公司进行处理，处理后记入中共代表团帐内，由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使用。当时山东经办人先是梁风呜，后来是顾祖恒，他们代表山东和我结算。
华益公司收到这些黄金、美钞、法币以后，法币可立即存入银行帐户，但黄金、美钞须到市场出卖。其中烟台来的黄金，上面有“烟台”二字，在上海出售时，一则恐引起怀疑，影响全局，一则成色不一，卖不起价钱。因此，到上海后还要进行加工，改成上海规格，打好上海标记。这件事是找了当时一个叫尤敏生的黄金经纪人经办的。
自刘恕和石英约定之后，山东和上海的经济往来一直未断，中共代表团撤退之后，仍然继续往来。最近读到山东党史资料，才知道石英在当时为了打破封锁，发展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建立了专卖制度，把山东有名的花生、花生油、食盐、洒类等商品纳入专卖范围，建立商业队伍，运出解放区，并从解放区外购进物资，以保证解放区的军需民用。石英此举对发展山东经济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年中，我虽未见过石英，但山东来人都谈到石英同志的为人和工作作风，使我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解放初期成立军管会时，我才和石英同志见面，当时他是工商处的军代表，我是轻工业处的工作人员，相见之下，洽谈甚欢。但不久，他去福建，又多时不见。
一九六O年，我在上海商业一局工作。五月间的一天，市委决定调我到水产局去。当时陆慕云同志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到职。我经过打听，知道石英是水产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我很快去找了他，向他说：“我这个四川人，生在山沟里，从来没打过鱼，也没见过海，到上海后只做经济工作，没沾过水产工作的边，要我到水产局工作，我虽不怕困难，但从何着手，要请你指示。”
这时他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沉着地说：“你年纪还轻，身体又好，去从头学起吧。”他讲了当时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状况，说要缓和副食品供应，必须多生产一些水产品。过去他兼任水产局的负责人，工作多，分不开身，影响工作。他说：“市委研究了几次，要加强水产工作，决定配备专职书记、局长，经过挑选，大家要你去，你就大胆去吧。”同时，他给我出主意，要我到水产局后，不要急于抓工作，先用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多接触群众和干部，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一步一步做去，要抓住主要问题，不要芝麻西瓜一起抓，一些日常工作由其他分管同志去抓就可以了。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暗暗下定决心，要动员一切力量，打好发展渔业这一仗，为上海人民吃鱼多做努力。
和石英同志谈话之后，我又去看了市委财贸部长李研吾同志，讲了心里话，他也谈了他的看法，并约定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三日到水产局去。从这一天起，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正式在水产局开始工作。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石英，并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谈了他的意见，使我至今不忘。
三
第三次见到石英，那是一九六一年。
我到水产局以后，市场供应不仅没有和缓，反而越来越紧张。当时一部分副食品凭证供应，每人每月猪肉二两，水产品一斤半。为了保证水产品供应，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加紧造船，增强捕捞力量；扩大养鱼水面，增加淡水鱼上市量，还把嵊泗列岛划归上海，增‘加水产货源。但水产品的货源仍然不宽裕，特别是猪肉供应紧张时，要实行“以鱼顶肉”，这样就增加了鱼的供应量，鱼本来不多，增加供应量很困难。此外，还要出口水产品到苏联、东欧国家，以偿还欠债，困难更多。这一年，天不帮忙，台风特别多，从五月三日到十月三日，都有台风。台风一来，上海渔船要避风，嵊泗渔船也要避风，鱼产量当然要受影响，因而减产，但市场供应不能少，实在很吃力。
这时我和水产局许多同志商量，要充分发挥捕捞渔船的作用，对船员要有特殊政策，不然积极性难以调动，除了一般号召以外，还要有力的措施。我们提出两条：一是“政治上船”，在船上设兼职政工人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后方由工会加强家属工作，使船员免除后顾之忧。这条措施上级马上就批准了，全面实行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条措施是“航次超产、奖金到人”。我们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提出渔船在海上作业，每对船根据一定的条件确定航次产量，超过这个产量的，发给奖金；奖金按航次计算，每个航次超产就奖，多超多奖，少超少奖，不超不奖。船上拿到奖金后，按工作情况发给每个人。这叫“航次超产奖”。我们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质鼓励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在当时，社{
会上流行的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人民公社还实行过“吃饭不要钱”，我们提的这个办法被称为“物质刺激”，社会上得不到同情，领导上也难下决心。
正在这个时候，石英同志调任财贸办公室主任，水产局的业务工作属财贸办领导，我把实际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沉默良久，给我指示：“你可以先找几条渔船试试，有效果就有说服力了。”这样，我就和同志们商量，先在八条船上试验。试了一个航次，效果很好。大家说，一个航次不能算数，还要再试几个航次，这样就一连试了几个航次，都是有效果的。我向石英同志作了汇报，他很高兴，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市委同意扩大试验。我们从八条船扩大到三十二条船，试验结果，船员积极，产量上升，未纳入试验的船都要求参加。再向石英同志汇报，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全面推开。这一年的重重困难，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一一克服。中央水产部派人到上海，详细了解了“航次超产奖”的办法以后，在青岛召开全国水产会议，决定在沿海渔轮上予以推广。这个办法，在当时对增加水产品，缓和市场紧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只突出“物质刺激”，“不突出政治”，宣布停止实行。当时我靠边了，被下放到一个中药店药材加工部门劳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石英同志逝世，虽有人告诉了我，但不准我去参加追悼会，至今心中仍万分遗憾。
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十年，国家正在改革过程中，建设两个文明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石英同志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形势确实很好。我回忆这些往事，一是怀念石英同志，一是向石英同志汇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向前发展，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实现。石英同志，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