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上海市场上淡水鱼供应充沛,小水产中的虾,数量也很多。生产量、上市量、外地运沪货源均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
在这大好形势下,不能不令人回忆起那些最困难的年月，那些战胜困难的人们,战胜困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而这当中，石英同志是我们记忆其深的一位好领导。1958年12月20日上海市水产局正式成立，石英同志任党委书记兼局长他对水产工作作过许多重要决策。石英同志虽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我们经常怀念着,他在我们心中,仍然栩栩如生。
石英同志对工作勤勤恳恳,对人民疾苦关心信至。一九五九年清明节后,是昌泗洋小黄鱼汛,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的广大渔民驾着木帆船乘风破浪来到渔场扑鱼，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丰收年。谁知天时不利,于四月十二日刮来一场大风,人们虽尽力拼搏，无奈船小设备差,抗风力不强,有不少船只陆续翻船下沉,渔民在水中丧生者上千人。这场风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洋渔业遭受的最大损失,当时各省有关部门均深为痛惜。上海闻讯之后,石英同志于十三日晚乘海运局一小油轮连夜亲自去南通,立即到吕泗奔看灾情,石英同志在海滩徘徊良久,询问受灾渔民,了解当时实际情况,心情十分沉重。回来后,一面要上海有关部门赶运救灾物资,前往支援,恢复生产，解决渔民生活问题，一方面研究今后如何加强渔业抗风能力,发展生产。各级领导和广大渔民一致认为不能在自然灾害面前低头,我们战天斗海的精神还应发扬光大。
从那以后,将木帆船改为机帆船,大家认识一致,行动也就迅速了。机帆船的抗风力较强,航行速度较高,跨海幅度较大,有许多优越性，但制造并非易事。一要机器,二要材料,三要资金,四要驾驶人员。这在当时都是十分困难的。经过多方努力，资会山国家银行贷款支持,材料由物资部门调剂,机器由生产厂家制造,这些都有门路解决,而船上的驾驶人员,则只能从渔民中培训解决。这事得有一个过程。但这事后来也解决了。因为这和渔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很密切,渔民自身感到非学不可,不然便难继续下去了。
机帆船从无到有,上海在一年多里面便建造了近百条,郊区渔民的生产得到保障，海洋渔业的一支新力量产生了。如果没有石英同志的决策，机帆船的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不仅上海,江苏,浙江也造了大批机帆船,使整个海洋渔业得到了新的发展。
当时还采取了一条行政措施,成立东海渔业指挥部。由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共同组成,办事机构设在上海,上海市付市长曹获秋同志兼任指挥,下设鱼情预报,安全救助、通讯联络生产指挥等职能部门，还和海军联系，一旦有事，海军立即出动快艇支援，避免了许多重大损失。
当时据根上海郊区实际情况，还加速开展了海淡水养鱼工作，成立青浦和南汇两个养殖场,引导渔民从只扑不养,转为又扑又养，养扑并举。这对和缓当时市场水产品供应也起了-定作用。
石英同志支持增建渔轮发展海洋渔业。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上海市场供应甚为紧张，曾实行猪肉、水产品凭证供应。猪肉供应紧张时还实行过“以鱼代肉”的办法,即凭肉票购买水产品。这给水产品增加了市场需求量,增加了水产工作的困难。
当时石英同志调市计委任副主任,离开了水产局。我们水产局的广大职工和于部,对于战胜这个困难,做了许多工作,同时也提了许多建议,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建造渔轮。
上海临近东黄海,出海扑鱼,由来已久。过去国民党时期,曾有一个简陋的渔输队,但在上海解放前夕,遭到了严重破坏,所剩无儿。国民党蒋介石最后离开上海，是从这个渔轮队所在地复兴岛出走的。解放后,经过三年恢复,第一和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到1958年,渔轮已达七十六艘,具有一定的扑捞能力,年生产达到三万四千多吨,对市场供应起到不小的作用。市计委主任马一行,副主任石英同志都对上海扑鱼大力支持,关于增建渔轮，曾有多次热烈讨论。因为这时正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基本建设规模要压缩，有些已经开工的项目也要下马，而上海要增造渔轮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向石英同志作了详细说明,又向曹获秋同志作了汇报,算了一笔大帐,养猪要饲料,而饲料供应甚为紧张，海上捕鱼不要饲料,一条船一年的产量,相当于一百头猪左右，造好一条船可以用一、二十年,比较起来效益还是好的。上海在争取实现一亩地一头猪的同时,发展海上扑捞业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经过曹获秋同志、石英同志多次向市委领导说明情况,市委领导再三考虑商量,最后才作了决定,水产造船,不仅不减,还要加快速度,扩大规模,以适应增加水产品供应量的需要。
建造渔轮需要材料,当时市计委列了计划,按计划由物资局拨给材料，由于有的基建项目下马,物资虽紧张,但物资部门还可挤出支援,得以逐步解决。造船需要资金,这在当时是较为因难的。列入国家计划的船只，按国家拨款支付造船费用，但地方计划的造船资金则需另想办法。这些资金,有的由市财政局在地方财政项目下拨付,有的是用社会集资办法解决的。当时规定,出资单位所造船只可以自用扑鱼,自扑自食,也可委托别单位代扑,所扑鱼货供出资单位食用。这样做的结果,出资单位积极性增加，造船速度也相应加快。当时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求新造船厂、中华造船厂和水产局的渔轮厂都加紧建造渔轮,到一九六四年,渔轮达一百九十八艘,六年间增加一百二十二艘,每年增二十多艘,产量到一九六四年,达到十万零四千多吨,增产了两倍多,和一九五八年相比,两项都创历史最高水平。这支船队，直至今天,仍是上海国营海洋渔业生产的主力军。当时能增造这么多渔船，是和石英同志的实际支持分不开的。
为缓和市场供应石英同志多方面支持水产工作。一九六一年初,石英同志调到市财贸办公室当主任。上海水产局受市财办直接领导。当时,市场供应仍未缓和。这一年,台风频繁。从五月开始第一次刮台风,到十月仍有台风,严重影响上海扑鱼生产,因而市场供应甚为紧张。虽然当时嵊泗划到上海,能提供一部分水产品,但国营海洋扑捞仍是最重要的一环。
国营海洋渔业的造船问题得到解决后,船只逐年增加,但如何用好这支扑捞力量，则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做了四件事。
一、办水产学校。其中特别为海洋渔业培养了出海扑鱼人员:
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船上配备必要的政工人员，健全党团组织，负责船员思想工作,做到“政治上船”,在岸上,加强船员家属工作,由工会进行家访,解决船员家庭问题,使船员减少后顾之忧。
三、加强后勤工作。船未到港就做好一切准备。待船一到,立即卸货,卸货完毕，进行小修小补,加水加冰加供应品,一般要求渔轮今到明开或今到后开,以提高渔轮的出海率。
四、实行奖励。渔轮出海后,在海上扑鱼,产量多少既和资源有关,又和扑鱼工具、扑捞技术有关,特别是和扑鱼人员的积极性有关。要鼓励船员的积极性,除了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实处而外。还要有一定的奖励。这种奖励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经过海洋渔业公司领导和船员商量后提出的“航次超产奖"办法，我们认为是可以起到物质奖励的作用的。但在当时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物质鼓励被称为“物质刺激,”我们提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设想,也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向石英同志作了汇报，他大胆的同意我们先搞典型试验。我们便在八条船上作了试验,效果是好的,后来又扩大到三十二条船,效果也是好的。然后经市委领导批准,在全公司推广。后来,水产部在青岛召开全国海洋渔业会议，在沿海各省推广。这个奖励办法在“文革”中曾被批斗,废除，但在当时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不能抹杀。对石英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石英同志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仍兼市财办主任。这时他同市委、市人委领导同志一起,继续对水产工作予以关心和支持。如扩大郊区养色,他和陈不显同志一道,大力支持,将农委王树兹同志调来兼任水产局副局长,以便协调和发展淡水养殖工作，在扩大水产品加工方面,他和曹获秋同志一起,查看复兴岛鱼品加工厂生产情况，作出了对水产品综合利用的决定;还在药用方面得到有效利用。这些工作,石英同志都是深入细致加以研究后决定的,而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议而不决。这种多谋善断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的。
石英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他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都是很出色的,我们水产系统的许多同志,对石英同志都是深有感情的。当前上海水产工作正在迅速向前发展,石英同志生前关心的海洋渔业,已经发展到远洋,从去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展远洋渔业,前景是很广阔的。
三十年代上海有一部电影叫《渔光曲》由王人美和韩兰根主演,其中有一句歌词是:“鱼儿难扑租税重,扑鱼人儿世世穷。”浙江渔民也有:“网网落空,渔民吃风"的歌谣。说明旧社会的渔民,生产和生活都十分艰难。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在困难时期，党和国家对渔民都十分关心,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两种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截然不同。我曾写一首诗，其中有“昔日渔光冬益苦,而今大地春正回,和风吹绿江南岸,鳞光闪闪映朝晖。”今日渔光焕发,形势很好。饮水不忘掘井人，当年石英同志对水产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历时愈久,使人思念愈深。水产事业正在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石英同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