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石英相识于一九四六年的山东解放区。当时，我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任后勤部副部长，每个月都要去省政府找财政厅长方毅同志核批粮草军饷。在方毅处，我认识了石英同志。那时，石英同志还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风华正茂，但又显得持重老成。他担任山东解放区工商局长的重任，为解放区经济工作操劳奔波。他是方毅同志的棋友，每逢工作之余，总要找方毅同志酣战一番。我去找方毅同志，往往冲散了他们的棋兴，于是，围桌谈工作，论前途，讲理想。由于我也长期从事财经工作，与石英同志交谈十分投机。在我印象中，石英同志对经济工作十分’内行，他对解放区的工商、财经以及与国统区的物资贸易，都有深刻的见解。四十年过去了，而我与石英同志相处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解放战争时期，我随军过了长江，石英同志仍在山东负责经济工作。建国后，我转业到南京，又调往上海，他去了福建，一晃六、七年没有见面。一九五三年五月，石英同志调回上海，五五年一月任市政府第四办公室主任，负责对私改造，我任上海财委副主任。两个当年致力于解放区经济工作的年轻人，在人到中年之时，由于工作的需要又相聚在经济建设的岗位上。老朋友见面，说不出有多高兴。此后，我与石英同志并肩战斗，没有分过手。他搞工业，我搞商业，他任上海市轻工业局长，我任一商局长，他任副市长兼财办主任，我兼任财办副主任。工作上的接触，使我深深感到石英同志知识渊博，阅历宽广，社会经验丰富，是党内的经济专门家，有独特见解，有创造精神，是一位得力领导干部。
一九五七年四月，石英同志到轻工业局任局长。当时，上海轻工产品从整体上看是不错的，但是，质量差、品种少的问题比较突出。记得我对他说过，工厂出次品，商业挨批评。消费者批评热水瓶是“定时炸弹”，自来水钢笔是“龙头拐杖”、“拖鼻涕”。石英同志对此很重视，及时抓了轻工产品质量，检查新产品试制工作。经过年把时间的努力，热水瓶的爆炸率降低到百分之二以下，自来水笔的漏水现象基本消灭，试制成功和投入生产的新品种有一千三百多种。特别是自行车、钟表、缝纫机、玩具等行业，在石英同志主持下进行了行业改造，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上海轻工产品市场迅速改观，人民表扬我们商业部门，但石英同志为搞好上海轻工产品的生产，是费尽心血的，真正应该受到赞扬的是石英同志和轻工系统的广大干部和工人。
石英同志十分注意工商协作，主张顾全大局，相互支持。一九五八年市场商品供应偏紧，我们为鼓励工厂发展生产，曾提出过“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石英同志深知工厂的产品必须符合市场需要，商业收购并不是流通的终止。他为支持商业部门的工作，相应地提出了“需要么生产什么，需要多少生产多少”的口号。为此，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工商两家还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工商协作万人大会，把这两句口号高高悬挂在主席台两边，石英同志与我分别代表工业和商业讲了话，全场群情振奋，气氛十分热烈。会后，上海工商协作出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由于石英同志及时要求工厂生产注意市场需要，有效地阻止了粗制滥造、盲目生产的现象。从此，上海轻工系统注重市场需求，产品的款式、品种适应市场需要，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统。为了进一步搞好工商协作，百货采购供应站胶鞋科的同志创造了就厂采购、就厂检验、就厂调拔等“六就工作法”，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石英同志得知后十分高兴，他对我说，要迅速推广到整个商业系统和轻工系统。在石英同志的支持下，工商密切配合，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工商关系也进一步协调，在推广，“六就工作法，，的基础上，为搞好工商计划的衔接，我们又形成了“上签协议、下定合同”的工作方式，进一步协调了工商关系。石英同志在政治上很强，对经济工作中的政策性问题，他坚决从实际出发，从不随风摇摆，善于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六十年代中期，由于党内受“左”的影响，把丰富多采的生活爱好和多层次消费看作是“封、资、修，，的东西。商业部门首当其冲，压力很大。当时,石英同志任财贸办公室主任，我专门向他作了汇报。他明确表示，对某些确有问题的商标、图案是有清理的必要，但是要划清政策界限，弄清楚究竟哪些是“封、资、修”，哪些是正常的消费爱好，不要一刀切，不要草木皆兵。他又说，内外贸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在国外素有盛誉的老商标、图案，不要轻易改动。那种不经过慎重研究，就采取“这也不能卖，那也不能卖”的做法是不对的。他让我召集商业一局、商业二局、工商管理局联合举办一个移风易俗展览会，明确了提倡、允许、抵制的政策界限。他亲自与我们一起研究，定方案，审查展品，看预展。通过这个展览会，澄清了社会上的多种议论和认识，解除了职工和设计人员的思想顾虑，因而保留和坚持了一大批反映我国民族传统和人类文化结晶的商品艺术_服务艺术、受到了各界好评。展览会期间，中央颁发了“关于勤俭持家．，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对商品商标、图案的处理作出了政策规定。这些具体规定，证实了石英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开放自由市场，即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在当时是一件颇需胆识和魄力的工作，上下左右各种议论，其中不泛有“大帽子”压人和“上纲上线”之势。在曹荻秋同志支持下，石英同志不顾个人得失，亲自抓这项突破性工作。那时，曹荻秋同志和石英同志要去北京开会，临走前要我搞好调查研究，拟定方案，准备交市委讨论。石英同志鼓励我放手工作，明确表示支持开放“自由市场”。方案拟定后，在实施中又遇到困难，他又约我一起向曹获秋同志汇报，争取领导支持。终于使上海地区开放自由市场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开拓了一条新的流通渠道。为了进一步搞好城乡市场，在市委指示下，由财贸办组织农村商业调查组，除我与裴先白同志各带一个组去郊县外，石英同志亲自率队去南汇，进行调查研究，对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农村商业设施等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看法。
石英同志为人厚道和蔼，平易近人，民主作风好。他担任副市长以后仍然兼任财办主任，那时我离开一商局去财办任专职副主任。我们工作协调，相处很好，他放手让我抓工作，毫无“居高临下”之势。我们常常在谈工作之余，毫无拘束地畅谈家常，谈思想，大家推心置腹，加深了互相了解。我们几个长期与石英同志共事或长期在石英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老财贸，一回忆起这段经历，无不有心情舒畅之感o’石英同志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掌有一定权力，但他从不乱用领导权，工作上一贯高标准要求，而个人生活很简朴，他爱护干部，关心尊重人才，从不以权整人，与干部相处，是襟怀坦白，真诚待人，使我深受教益。
石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是我的良师、挚友。我常常想起他，回顾他革命的一生。石英同志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由于革命分工不同，他虽无戌马生涯，但一身奋斗在党的经济工作中成为一名经济专门家。建国前，开发了太行地区和滨海地区，建国后，叉：参与和主持了福建省和上海市的经济建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二十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采用法西斯手段，残酷打击迫害一大批革命干部，石英同志也难免其难，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不幸逝世。当时，我也被诬“为党内走资派”而横遭批斗，被打倒在地，以致与石英同志最后诀别的权利也被无情剥夺，只能独自默默衷思。今天，值石英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忌，我写下这篇短文寄托一个战友的思念。
（本文作者：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会长）
本刊按 石英同志生前任上海市副市长。他长期战斗在党的财经战线上，曾主持过本市财贸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二十年前的今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疯狂打击、迫害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石英同志也不免其难，于一九六六年十二只不幸逝世。为怀念石英同志，原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陆慕云、肖林同志，原上海市水产局副局长范纬青和原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莫湘同志，以及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赵丹忱同志，分别为本刊撰文，现刊登如下，以纪念石英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