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英同志是在“十年灾难”的第一个年头，也就是反动的“一月风暴”前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与世长辞的。现在已经整整廿年了。在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起他忘我工作的一生，倍感怀念。
石英同志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在革命的长年岁月中，他数十年如一日，日以继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的忠于职守，终年不息的奋斗在各个岗位上，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他的毕身精力。
石英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是坎坷的，他子一九〇九年旧历十一月十三日生于湖南湘潭，九岁丧父，家境贫困。一九二五年个人挣扎考入长沙湘江师范，由此得以接触到进步教育，受到革命影响，一九二六年七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曾两次失去组织关系，一九二八年他找到组织恢复关系后，为了掩护组织活动，便到湘潭、湘乡交界的偏僻山区做小学教员，教书所得的薪金，一半都用在党的活动上，另一半也被校长七折八扣的敲诈去了。一九三〇年秋，由于上级再没有来人，他们仅能对下保持组织联系。为等待上级组织的联络，他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三年底，学校因经费停办才离开，组织的成员也随之星散。至一九三六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他北上投奔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辗转，终于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由于几年来离开组织压抑在心里的苦闷，一经回到了党的怀抱，便暴发出近似狂热的革命热情和惊人的工作毅力。他一心只想多做工作，什么工作他都想做好。他认为游击战争最艰苦，便毅然要求到敌后去工作。他先后在太行区冀西，太北和山东负责财经工商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石英同志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后来又负责省财委工作。一九五三年来上海，历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市人委第四办公室主任、轻工业局局长、市计委副主任、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等职。一九六二年七月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主管财贸工作。石英同志在他的全部工作历程中，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心中只有工作而没有自己，因此，称他为人民的好公仆是当之无愧的。
工作踏实，认真，实事求是，他一惯的作风。他在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并善于开动脑筋，发挥自我创新精神。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对太行区和山东的财经工作，他有不少新的建树。如货币管理，开展对敌贸易，出口专卖和专酿专卖等，由于决策得当，措施有力，对改变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一九六〇年，他在上海市计委工作短短的一年里，曾亲自到福建各地城乡、基层进行实地调查，去安徽、江西，山东，跑遍了上海在那里的各个基地，将了解的情况如当时存在的浮夸风等，回来后不避风险地如实地向市委领导汇报，也深得一些基层领导同志的敬佩，说他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领导、好同志。他在上海负责财贸工作时，常常一大早就到附近菜场察看供应情况。当自由市场开放时，他又汗流夹背地在十六铺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为了改革商业经营渠道，开辟城乡物资交流，他到郊区日以继夜的进行实地调查，回到家里人都累垮了。
他长年深夜工作，然而即使通宵达旦，第二天仍然照常上班。在山东时就有同志告诉我，说他经常开夜车工作，这也是我对他产生的第一个敬慕的印象。福建刚解放时，工作非常紧张，象打仗一样，既要接管，又要筹粮筹款、调拨物资、稳定市场，还要支援前线，团结社会名流，安定民心。他作为省政府的秘书长，有力的辅助省领导顺利地克服了当时的困难。一九五一年冬，省人代大会召开期间，他白天开会夜里工作，会务工作效率之高，得到与会者和领导的好评和赞赏。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制定居民日用必需品供应办法，他彻夜不眠地连续工作。在物资奇缺的困难时期，他为全市人民的衣、食绞尽了脑汁。
石英同志在工作中一直坚持自己动手，很讲求工作效率。有很多重要报告，都是他自己动手拟写的，如在山东时期的工作报告和总结手稿，直到“文革”中才失散。在华东财委工作时，为准备中央召开会议的资料，他每天都写到深夜。他修改稿子，更是全神贯注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斟酌，一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批阅文件，当日事当日毕。在福建当秘书长时，每天都要批成堆的文件，批不完他不回家。在上海时，每天带回家一皮包文件，夜里批阅。有时晚上回来太迟了，他就早晨开灯靠在床上批阅。有时他上午要到市里开会，不能到机关办公，就将批好的文件分别装在信袋里，交待司机同志带到机关交给秘书。后来他负责市人委办公厅工作时，同志们也说他处理文件是最快的。
他生活上十分简朴，从不搞特殊化。他因长年累月的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得了糖尿病。他想锻炼身体，在客厅里放了张乒乓台子，准备学打乒乓球。后来知道是机关职工要用的，便叫人马上搬走，客厅里则空无一物。他长期从事财经贸易和工业工作，而他两袖清风。有一年春节郊县同志送来鱼，他也好言相劝谢绝了。不仅他个人如此，对我们也很严格。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儿子到市百一店去了两次，才排队买回一台缝纫机，他发现后，带着质问的语气问我，是怎么买来的？当告诉他是排队买的，他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说：“我天天在忙着解决排队问题，而你却出去凑热闹。”
石英同志虽然沉默寡言，但一经接触过他的同志，则又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宽厚。他关心人，体贴人，每年春节为增加市场鱼类供应，组织渔船出海打鱼，他十分关心气象预报，当听到有台风警报时，就焦急不安，连连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并一次次的询问情况。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接到电话，得知有只渔船出了事故，他难过得长时间没说一句话。那一天夜里，他虽然也吃了安眠药，但却辗转难以入睡。有一次，机关里一个同志的家乡打来一份电报，但他已经下了班，石英同志觉得家乡来电恐有急事，于是他回家时就绕道把电报送到那位同志家里。这件事还是他去世以后，那位同志来我家时说起的。还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有位丧偶的女同志到家里来找他，诉说生活上的困难。因同志们都知道他回家很迟，所以那位同志来的时候，我巳经睡在床上了。当那位同志走后，石英同志马上催我起来。我不解其意，问为什么，他说，我看她今天情绪很不好，要去送送她。那位同志情绪确实很不好，路上走得很慢、很慢。我和石英同志便远远跟随在那同志的后面。一直看着她快到家门口了，石英同志这才放心。他对党外负责同志的安危十分关心。“文革”初期，“造反派”的矛头对准所谓学术权威，我问起某副市长家里情况怎样？他说已经派了人去，都安排好了不会有问题的。
他虽然患有糖尿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多年，但他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疗养过一天。就连检查身体，还是经医院多次催促，才趁国庆节放假期内，在医院住了廿九天。四清运动开始，他的工作更繁重了，原来主管市人委办公厅工作的市领导同志搞四清去了，他又负责市人委办公厅的日常工作，同时还要负责搞财政、贸易、金融单位，和办公厅，市直机关党委，以及机管局下属单位的四清运动。“文革”开始，他更是疲于奔命，这里开会，那里批斗，又要安排接待红卫兵，又要处理解决“造反派”提出的问题。不仅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针没空去打，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公务员同志给他买了一碗面条，他问明情况以后，不要公务员再去买了。死到临头了，他还是这样要求自己。就这样，他身体很快地彻底垮下来了。有一次批斗大会上。他晕倒在台上。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左右，市里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因身体不好离职去休养。工业这条线的工作也压到了他的身上。这是我从一天夜里，外面有人打来电话才得知的。打电话的用意是要石英同志到一个批斗会场上去，给工业单位的领导解围。但这天他一到家就吃了安眠药，一动都不能动了，当时已经凌晨一点钟了。在我和他们的对话中，我才得知石英同志这天没有吃过晚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他开会回家，想打电话给李研吾同志谈派人去北京开会的事，但他话已讲不清楚了，电话耳机两次从他手里掉下来，他昏倒了。但第二天早晨，他仍穿好衣服要去上班，说：上午有个会要去参加。后经秘书告诉他，那个会上午开不成了，要他在家休息。这时，他还坚持将要办的文件批好交给秘书拿走，并说他下午去机关。因此司机同志就在楼下等候，他也就倒在床上睡着了，而此时此刻还来了两个“造反派”要揪他去参加批判市领导的大会陪斗，尽管司机同志好言相劝，但他们仍然不肯离去，还耐着性子等待石英同志醒来，然而，石英同志再也没有醒来。就这样，一个忘我的人民好公仆，再也不能为人民操劳了。
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仅仅五十七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时间过去二十年了。今天，回忆往事仍然令人痛心不已。
（此文刊登于1986年12月25日上海商报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