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很早参加湖南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三六年在我两岁时，父亲远离家乡投奔革命队伍。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初，父亲把我和祖母从湖南老家接到福州。
我在父亲身边读书和生活三年多，时间虽短，印象很深。他那种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对我教育很大，终身难忘，给我以后的成长和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我在学校念书时，父亲对我的思想、学习很关心，要求很严格。他工作虽然很忙，每天很晚回家，尽管忙了一天很劳累，但还是经常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查看我的作业。我的外语基础差，学习跟不上，父亲就请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给我补课。为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他以普通家长的身份到学校参加家长座谈会。平时，他一再教育我不能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要我同劳动人民的子女打成一片，学福州话，很好听老师教导和向同学们学习。要求我不但要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还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多看些课外书籍，扩大知识面，以便日后更好地为革命工作。在生活上对我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坐公家小汽车，不允许向秘书要戏票和电影票。有一次，我偷偷地把公家配给他的自行车拿去学着骑，被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我一顿,他语重深长的说:我们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有特权思想，不要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损害党的利益。后来听他的秘书说,父亲为了自行车这件事，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
父亲关心我的成长，关心我政治上的进步，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也是难忘的。一中五二年当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很严肃的找我谈话。他说:作为干部子弟，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你年纪轻，没有经验，缺少锻练，需要到基层去锻练，不宜留在机关工作。所以我根据父亲的教导就到了纺织厂当工人。一九五六年我被调到省计委工作后，不忘父亲的教导，我又积极报名参加劳动锻练，得到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他在回信中对我说:你报名参加劳动锻练很好，参加劳动锻练对你来说正是需要的时候，应争取这个机会，如果不能批准去山区，能批准到郊区或者下福州市的工厂也是好的。你没有真正劳动过，不懂生产，缺乏实际锻练，很需要去。他又加重的讲:一个没有生产知识，没有劳动感情，没有实际斗争锻练的人，不仅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普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不够的。你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很好，应好好争取这一机会，这对你来说比进学校重要得多。父亲也很关心我政治上的进步，对我说:进步主要靠自觉，你现在政治上正是成长的时候，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以便党对你进行教育。要在党的教育下好好学习，自强不息。
父亲在工作中作风民主，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一九五二年他调任省财委时，主持全省的财经工作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当时我经常看到有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或留用的专家学者找他谈工作，谈思想。父亲总是热情接待，细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我曾听和父亲一起共过事的老同志说:你父亲工作极端负责，作风民主，处理问题果断，待人诚恳，我们都把他当做老大哥。
一九五三年父亲调到上海工作后，仍经常关心福建的建设。在一九六〇年他率领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上海代表团到福建，调查研究如何从上海迁一批工厂到福建山区，支援福建建设，与福建搞经济协作等问题。当时我在省计委工作，组织上确定我陪同父亲一起到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建阳、三明、龙岩等地十几个县(市)的一些工厂农场，调查了解生产情况，迁厂条件等。在三明、龙岩等地区他提出了上海往福建山区迁厂的许多建设性建议。在闽南地区一些农场调查时，他对福建如何发展经济作物和发展制糖工业提出了许多好意见。那时父亲已身患糖尿病，每天早上要用玻璃试剂管查看小便中的尿糖，以掌握用药的数量，每餐限定只能吃一小碗米饭和一些素菜，其他都不能吃。那时山区公路颠簸不平，白天下工厂、农场调查，晚上开会讨论研究，睡前他还坚持读书看报。当时他基本上是靠吃安眠药睡觉。通过这次调查，加强了上海与福建的经济协作，加速了上海的迁厂工作，为支援福建山区的建设他做出了很大努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父亲不幸逝世，我悲痛万分，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党的好干部，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回忆起这一切，使我更加深切的怀念，我要铭记父亲生前的教导，继续努力工作，为国家“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