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石英，原名冯先湜，1909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一个富裕农民家中。1926年，石英在湖南长沙湘江师范求学时，正赶上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他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组织派遣回乡从事学运和农运工作，后入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年5月21日，突发“马日事变”，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石英也与组织失去联系。而后，他为了寻找组织，受尽磨难。1928年，石英终于与中共湘潭县委取得联系，并在湘潭和湘乡交界的山区学校中，以教员身份作掩护，成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十多名党员，还搞了两次农民暴动，虽未成功，却也震惊了敌人。1930年，上级党组织又与他中断了联系，但他的革命活动没有停止，革命信念从未绝望。
二
1936年，西安事变后，石英为了寻找组织，寻找红军，毅然离家北上。1937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进安吳青训班学习。1938年初，石英以西安青年慰问团团长的身份到了太行山根据地，先后担任邢台县政府组训科科长；冀西专署秘书，财粮经建科科长，实业科科长；太行六专署实业科科长兼贸易局局长；太北工商局局长等职，主要从事对敌经济斗争。
1942年是敌后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在经济上则实施封锁，搞“囚笼政策”,妄图困死我们。河北的冀中、冀南地区及豫北平原从1941年至1942年都遭到大旱，粮食奇缺，粮价暴涨。而山西晋中地区却粮食丰收。但山西的敌人与河北的敌人有矛盾，不许粮食出境。石英就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组织人力财力，从山西晋中敌占区以低价采购粮食，经过太行山根据地运到冀西地区，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向京汉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出售，一倒手之劳，获利甚多。当时敌占区的商贩、汉奸和日本洋行为了赚钱，用各种办法和手段向太行山根据地购粮，除钞票外，还拿出许多根据地所缺乏的日用百货、物资器材，甚至军械弹药，向我根据地换取粮食。石英通过粮食贸易的斗争方式，使根据地在财政上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状况，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另外，对靠近我们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售粮，则在价格上给于优惠，此举也深得民心，扩大了根据地的政治影响。
根据石英的表现和工作成绩，经中共太行分局审查批准，石英于1943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滨海地区是山东省最早的中共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且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日寇也特别重视这一地区，军事上不断扫荡合围，推行三光政策，经济上封锁，掠夺，破坏，无所不用其极。敌人向根据地和游击区分别大量输入法币和伪币，疯狂掠夺重要物资，使得根据地物价飞涨，军民所需物资严重匮乏。部队每人每月津贴只有一元钱，每天菜金只有几分钱，到了几乎没有棉衣和鞋，发大衣就不发被子的地步，生活十分艰苦。根据地的本币币值原来同法币一样，结果一再下跌，1943年初，黑市上本币与法币的比值为二比一。游击区伪币充斥，本币与伪币的比值为八比一。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战工会）曾下令禁止伪币，提高本币与法币的比值，但未收到预期效果。
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改变这种状况，时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于1943年通过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央点名，把石英从太行山调到了山东根据地。
石英到山东后，先在滨海区搞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跑遍了滨海区的内地和边沿地区，掌握了实际情况。当税务贸易局会计科的阎冰岩问石英将怎样解决经济危机时，石英说，对敌经济斗争能不能胜利，就看我们能否掌握敌人需要的物资和如何控制物资了。只有积极输出才能赚得外汇，赚了外汇才能买回我们需要的物资，认为输出物资就是资敌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滨海区有大批物资是属于敌人和敌占区人民生活上所必需的，仅柘汪沿海一带，年产食盐近百万担，再加上敌占区王家滩年产食盐四十万担左右，这些食盐必须经过根据地才能出去，只要我们去吸收，一共有一百四十万担的食盐，根据地军民至多吃上二十万担，还有一百二十万担可以出口。石英又说，滨海区的内地盛产花生，折成花生油约一万五千担，根据地军民吃去三千担的话，还有一万二千担可供出口，我们只要把食盐和花生油控制起来，实行出口专卖，就能取得对敌贸易和货币斗争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恢复经济的目的。
石英把这些想法整理成详细方案后，向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作了汇报，立刻得到领导的赞同。1943年九月，经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批准，以滨海区税务贸易局及其所属单位为基础，成立了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管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财经贸易工作，并任命石英为局长，周纯全为监察委员。总局下设县工商管理局，固定地点的公营商店，以及税收所，税收卡等机构。总局受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和滨海区专员公署两级领导，以省为主。
工商总局成立后，立即担负起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工作。首先在外贸管理方面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扩大了与敌占区的进出口贸易。贸易品种由十几种猛增到上百种，贸易额也超过上年度的十倍，特别是实行了食盐和花生油的专卖后，成效显著，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过去几年，由于日军不断袭扰，致使食盐流向几乎中断，现在由公营商店经营，食盐流向迅速恢复畅通，出现了食盐生产、运输、贩运三积极的局面，即沿海群众生产食盐积极，内地群众为增加收入运输食盐积极，敌占区商人为贩运食盐获利积极。这样一来，食盐专卖的出口价格比专卖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当时山东根据地有一千多万人口，食盐专卖利润成为公粮以外最大的财政收入。
花生油也是重要的出口专卖商品，专卖后价格也提高了一倍多。当时工商局收购了花生油后，大部分以私商身份运往上海、香港、大连等敌占区，交给“灰色”商店销售，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比如根据地印钞用的纸张、器材，以及部分军用物资，就是通过出口花生油从上海采购来的。上海日军也知道这些花生油来自山东抗日根据地，但因市场必需，只好暗中放行。
另外，山东人民爱喝酒，但山东省根据地政府原来禁止制作烧酒，结果敌占区的私酒大量流入，损失很大。为了抵制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走私白酒，在石英的建议下，采取了白酒专酿专卖政策，即由我们商店出资，利用民间旧酒厂设备蒸烧白酒，由公营商店专卖；群众也可从商店批发，自行出售。这样，不仅有效地抵制了敌占区的私酒进入根据地，而且可以有部分白酒出口，增加了利润和税收，成为财政上的另一项重要收入。
在对敌货币斗争方面，首先是禁止伪币，停用法币，为根据地的本币流通扫清道路。工商管理总局和根据地北海银行达成协议，为了保证内地物价稳定和对敌货币斗争的需要，银行今后发行的钞票，一半要以借款计息的方式交给工商管理总局。根据地各公营商店均以本币为交易和记账单位。并设出口专卖物资、内地收购物资、外汇兑换和民需物资销售四种牌价。出口专卖物资牌价高于内地收购物资牌价的差额就是专卖费；外汇兑换牌价兑入低于兑出的差额就是外汇管理手续费。敌占区商人前来交易，所带伪币，法币及金银等均为外汇，须先兑换成本币，然后才能购买出口专卖物资或其他物资。民需物资销售牌价主要是控制食盐以成本价内销，这样可以照顾住地群众关系，也可以控制物价，防止食盐走私。
自从停用法币和加强贸易管理，特别是实行食盐和花生油的专卖政策以后，公营商店控制着重要出口物资，掌握了大量外汇，并用这些外汇购进大批军用和民用物资，保证了军民的需要。同时也为我们取得了调整货币比值的主动权。到1943年底，仅几个月时间，本币与法币的公开牌价就由一比一变为一比五；本币与伪币的牌价也由八比一变为一比零点八。根据地内法币、伪币完全绝迹，连游击区也几乎成为本币市场。
在税务工作方面，石英除了抓税收外，还组织有关人员对某些税率进行修改，清除了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余害。有些同志对此不理解，个别税务所仍然对一些进出口物资按原税率征税，甚至自行征收重税，石英就多次在局干部大会上讲明修正税率的道理，他说税率的多少要根据生产贸易和军民需要的情况来定，合理的税率能促进生产、发展贸易、增加税收；过高的税率会影响生产贸易，造成走私风行，减少税收。我们要学会用税收这个杠杆，开源节流，广开财路，繁荣根据地经济，切不可做那种“竭泽而渔”的蠢事。这些道理使那些不理解的同志想通了，积极支持修正税率工作。通过调整税率，不仅繁荣了市场，而且稳定了物价，完成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另外，根据地对奢侈品、迷信用品等非生产用品，则实行寓禁于征的高税政策，既倡导了消费方向，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石英对税务缉私工作也非常重视和关心，有一次他到边沿地区赣榆县清庄户税收所了解情况，听税收所的同志说，有一位税收员为了缉查走私白酒，被奸商和敌人杀害了，临死时手中还握着酒瓶子，非常英勇。石英听了很难过，回局后，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加强税收缉私人员的保卫工作。由于税收所（站）一般都在根据地边沿或游击区，同敌占区犬牙交错，经常会同敌人遭遇，所以呼吁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并建议有关部门给缉私员配备武器，使他们既是税收员，又是战斗员；同时要求各级组织都要重视和加强缉私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缉私活动、在石英的提倡下，滨海区各个方面都积极支持缉私工作，发动群众开展缉私斗争，使缉私工作形成网络，有力的保护了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
由于贸易，货币，税务等方面对敌斗争的胜利，抗日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群众发展生产、提供劳务，增加了个人收入，滨海区濒于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1944年，滨海区上缴财政的利润相当于全省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税收则比上年度增加约两倍以上。山东根据地的工商和税务收入几乎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另一半是公粮收入，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时，华北等根据地的公粮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
滨海区的成功经验，后来在全省推广，各根据地都相继成立了工商管理局。1944年冬，华北经济会议对山东滨海区的对敌贸易经验也给于了好评。薛暮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滨海区的工商局长石英同志是很有工作经验的，他对建立工商局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将滨海区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加工，向全省推广。”谷牧在回忆录中写到石英时也说：“他原任滨海的工商局长，所以我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他来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结合了两边根据地的经验，学习了薛暮桥同志的一些理论，并结合山东特别是滨海根据地的实际，做出了许多成绩。”
四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石英调任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兼省工商管理总局局长。
此间，中共代表团的刘恕曾去山东找到石英，他们商定继续从山东运花生油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回山东，以供广大解放区的需要。花生油由山东石岛用船运至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装船运回石岛。同时他们还约定，山东解放区掌握的黄金、美钞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也随船运到上海，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所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上缴中央的经费。为了保密，黄金、美钞和法币都是藏在花生油桶内运到上海的，到上海后都交给华益公司处理。华益公司是中共代表团的钱之光派肖林到上海建立的一个地下经济机构，该公司对外作一般贸易业务，对内为中共代表团经管一些经费。
华益公司收到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后，法币可立即存入银行，黄金和美钞须到市场上出卖。但因山东来的黄金，上面有“烟台”字样，不便上市，所以都请一位叫尤敏生的黄金经纪人，把那些黄金加工成上海规格，打上上海标记后再出卖。经过这些处理后，钱款记入中共代表团帐内，供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使用。当时山东方面的具体经办人先是梁凤鸣，后是顾祖恒；上海华益公司是肖林负责。肖林在许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自刘恕和石英约定之后，山东和上海的经济往来一直未断，中共代表团撤退之后，仍然继续往来。最近读到山东党史资料，才知道石英在当时为了打破封锁，发展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建立了专卖制度，把山东有名的花生、花生油、食盐、酒类等商品纳入专卖范围，建立商业队伍，运出解放区，并从解放区外购进物资，以保证解放区的军需民用。石英此举对发展山东经济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年中，我虽未见过石英，但山东来人都谈到石英同志的为人和工作作风，使我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战争爆发后，石英又领导全省工商干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二十四个师、四十五万人的兵力，大举进犯我鲁中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一死战。此时我军在淄博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准备发起新的战役。为了适应大兵团连续流动作战的需要，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副站长范征夫找到石英，要求支援，石英当即答应说，今后只要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写个公函，说明需要的副食品数量，盖上公章，我们各地工商局即可照发，以后再行结算。事后，部队在各地都及时得到了充足的副食品供应。5月初，孟良崮战役前，为了紧急筹集部队供应，范征夫又找到石英，石英听了汇报后，马上答应以工商总局的名义向山东省各级工商货管部门发出紧急通令，明确指定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及各区的工商部门，尽快调拨给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食油五万斤，食盐一万斤，花生米五十万斤，鱼干十五万斤，还有大豆、粉丝、干菜各数万斤。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地督运这批物资，使得上述物资在战前都运到了部队指定的地点，支援了战役的胜利进行。事后，部队的同志对石英那种高度的负责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给予了好评。
五
1948年，石英接奉中共华东局之命，调任华东工商部部长。
1949年2月，石英与顾准、黄耀南一起，率领着由华东财经干部组成的青州总队随军南下，进驻丹阳培训，准备参加上海市的接管工作。5月下旬，解放军攻入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军管会，石英是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的第一任处长。
同年8月，三野十兵团根据中央命令，提前入闽，解放了福建省。8月20日那天，石英随张鼎丞一起，带领着二百多名第一批省级机关干部，冒着硝烟进驻刚解放的福州市，开始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1950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石英出任秘书长兼省商业厅厅长和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省财经委员会主任是省政府副主席方毅。
1953年，我国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加强华东地区的财经工作，石英被调到华东财经委员会任副主任，协助张劲夫工作。
1954年大区撤销。石英于1955年初调入上海工作，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办公室（四办）主任，主要负责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公私合营工作。
1957年，四办撤销，一轻局，二轻局，手工业局合并成上海市轻工业局，石英出任局长，同时还兼水产局局长。此时正是上海轻工业进行行业归口，着手生产改组，开始起飞的关键时刻。根据上海轻工业的历史状况和现实要求，石英首先抓了行业改造和产品结构改造。
当时公私合营刚结束，一批私营工厂转为公私合营还不久，企业分散，设备简陋，特别是有些行业和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而当时又正是大跃进兴起，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轻工业的发展不可能从国家获得必要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石英只能利用局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特别是充分利用发挥上海轻工业有一批能工巧匠的有利条件，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产，比如利用肥皂厂的厂房、设备和人员发展洗衣粉；利用卷烟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手表工业；利用文具厂的厂房、部分设备和人员发展照相机；利用复写纸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感光胶片等等。
在产品结构方面，石英把当时上海轻工业产品分为发展，维持，压缩三类，对已有的发展类产品狠抓质量，以求达到国际水平，比如红双喜乒乓球成了国际比赛用球，英雄金笔成了国家名牌。对空白产品则组织力量研制，比如1956年上海还没有合成洗衣粉，1957年开始试生产了15吨，1958年发展到600吨，1959年产量达到4100吨。又如照相机当时在上海是空白，1958年开始试生产了100架，1959年就达到1.88万架。对维持类产品，如热水瓶、搪瓷、牙膏等，主要是提高质量，由内销转为出口。对压缩类产品，如火柴、家用肥皂等，则输出设备、技术和人员到内地，支援内地的工业发展。
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石英亲自抓了手表、照相机、感光材料、合成洗衣粉、高级金笔、高级香烟、公路赛车、光学玻璃、石英玻璃、人造宝石等十大重点产品，以及为首都十大建设工程配套的50多种、50多万件高级精密产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石英除了定期开会听汇报，检查进度外，还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到第一线去办公。在红双喜乒乓球质量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那几个月中，石英深入工厂不下几十次，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去，有时晚上11点钟还在车间现场。在手表厂，当他发现手表虽然试出了样品，但过不了大生产的关时，就马上派人去北京请示有关部门，请来外国专家帮助解决了大生产中的技术难关，使国产手表很快就投入了大批量生产。经过石英和上海轻工业系统全体工作人员的三年努力，十大重点产品和50多万件精密产品都圆满完成，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上海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六
1961年是国家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上海市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两猪肉，一斤半水产品，每人每天只有二两蔬菜。此时，石英又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翌年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主持上海市的财贸工作。为了让市民的饭桌上能多一碗菜，菜碗里能多一块肉，石英起早贪黑，经常深入菜田、菜场、商店，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市民反映。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渔业部门造了一百多条渔船，在海上日夜捕鱼；郊区则把十八万亩菜田扩大到四十万亩，基本保证了市场供应。他还主动与外省市联系，调拨来大批鸡鸭，丰富市民的营养食品。
这一时期，石英还在市委有关领导特别是主持市人委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曹荻秋的支持下，对解决计划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力所能及的探索。
比如开放城乡集市贸易，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交易市场。石英先从地图上寻找市区边缘合理设置集市的场所，然后亲自实地察看地形是否适当，同时还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拟定了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的措施，最后经市委批准，分步骤地开放了城乡集市贸易，到1962年，上海边缘地区共设立了40多个城乡集市。
又如恢复供销合作社。1958年，我们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并入国营商业，再加上个体经济合作化，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使原来的国营、集体、个体三条渠道，差不多变成了国营一条渠道，许多灵活的经营方针，传统的购销渠道被取消了。在经济调整中，石英对此专门作了调查研究，从经营方针、具体政策到领导力量的配备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1962年，上海正式恢复了市供销合作社，为疏通农副土特产品的流通渠道，开办了各类贸易货栈、代理行、代销店，仅各县供销社在市区设立的零售点，就有二千三百多个，对组织农副产品进城、丰富市场供应、平抑物价，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还适当发展了一批个体商业户。个体商业户具有经营分散，灵活，方便等特点，有时还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很方便居民。石英组织力量调研后，拟定了发展个体商业户的具体方法，在三年经济调整期间，发展了近三万个以修补服务、经营小商品为主的个体商业户。这样一来，既调动了个体商业户的经营积极性，又大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
通过这三项措施，在商业流通领域中实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并存的经济格局。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实行这些政策措施是要担风险的，石英对此泰然处之，他认为只要是符合经济规律、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应该积极去做，而不应计较个人得失。
石英还十分重视改善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改革不合理的流通体制。比如当时商业部门在“左”的口号影响下，出现盲目收购，造成大量商品的积压损失，同时，经商不理财、不讲求经济核算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促使各级商业企业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制，扭转不管资金、不管费用、不管盈亏的的做法；二是对部分日用消费品推行“看样选购”的办法，尽量做到“以销定产”，使商品产销对路。
1961年，水产局领导为了调动船员积极性，多捕鱼，缓解市场困难，提出了“航次超产，奖金到人”的方法，但当时这种方法被称为是“物资刺激”。局领导肖林不敢下决心，就去请示石英。石英沉默良久，说“你可以先找几条渔船试试，有效果就有说服力”。于是，水产局先用八条渔船做了几个航次的试验，效果很好，遂又把试验范围扩大到32条渔船。结果是船员积极，产量上升，未纳入试验的渔船都要求参加试验。石英听了汇报后，认为时机已成熟，就全面推开了。后来中央水产部派人到上海详细了解了“航次超产奖”的办法以后，在青岛召开全国水产会议，决定在沿海渔轮上予以推广。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何发挥商业流通促进工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如何发扬商业经营特色，适应不同消费的需要，是石英经常考虑的问题。由于他的倡导和推动，上海的商业工作在全国有不少创新之举。例如，创设商品陈列研究室、新产品试销商店，以获取市场信息，指导生产。为了保持上海轻纺工业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石英组织主要消费工业品展览，把上海的产品同国内外产品一起陈列出来，组织产销各方参观，从而引导生产。这些活动，当时对上海的消费和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很受欢迎。
1965年，由于党内受“左”的影响，把丰富多彩的生活爱好和多层次消费看作是“封、资、修”的东西，对一些服装、照相、发形、鞋式以及商标图案等产生争论，商业部门首当其冲，压力很大。石英在听了商业局领导的汇报后，明确表示，对人们不同的消费需求不能限制过多，要弄清楚究竟哪些是“封、资、修”，哪些是正常的消费爱好，不要一刀切，不要草木皆兵。他还说，内外贸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在国外素有盛誉的老商标、老图案不要轻易改动。那些不经过慎重研究，就采取“这也不能卖，那也不能卖”的做法是不对的。后来，他和陆慕云、裴先白、孙更舵等财办其他几位领导，一起组织商业一局、商业二局、工商管理局，联合举办了一个移风易俗展览会。他和大家一起调查研究，确定方案，审查展品，观看预展，并明确提出了提倡、允许和抵制的政策界线。虽然这些政策界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不够开放，但当时通过这个展览会，还是澄清了社会上的许多错误认识，解除了职工和设计人员的思想顾虑，因而保留和坚持了一大批反映我国民族传统和人类文化结晶的商品艺术和服务艺术，受到各界好评。展览会期间，中央颁发了“关于勤俭持家，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中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对商品、商标、图案的处理作出了政策规定。这些具体规定证实了石英的意见是正确的。
七
1966年下半年，“文革”骤起，时局混乱，曹荻秋市长委托石英主持市人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处理许多不断发生的棘手问题。11月后，形势更乱，石英一个多月得不到正常休息，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只能啃几个冷馒头。时任市人委副秘书长的范征夫，见他因操劳过度，身体消瘦，精力渐渐不支，就劝他回家休息几天，石英叹口气说，现在这样乱糟糟的，市委那边压力太大了，我不能休息，要替市委负责同志分忧。12月12日那天晚上，石英回家后，一进门就给别的同志打电话商量工作，没说多久，就昏倒在电话机旁。华东医院的医生赶到家里抢救，直到半夜一点多才苏醒过来。医生恳劝他住院治疗，但石英拒绝了，理由是第二天他还要参加一个群众大会。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石英就因急性出血胰腺炎发作而去世了。
纵观石英一生，北上太行，东进齐鲁，南下上海、福建，为国为民奋斗了几十年，他的功业，将与史共存；他的为人，他的精神，将是我们后人的宝贵遗产。他一生忧国如家，事民如上，在工作中求实创新，锐意改革，而又不避风险。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和家人相处，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早上提着大皮包一阵风似的走了，晚上拎着大皮包回来后就在书房里加班批阅文件，直至深夜。星期天上午，他偶尔带我们出去，也是到家门口的泰安路菜场，察看市场供应情况。而在生活上，他极为俭朴，除了接见外宾等重要场合外，一直都是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和我奶奶亲手做的老式布鞋。他对待同志宽容厚道，长者风范，有石老之称。他对待自己则是克己奉公，严以律己。他手中有权，但从不谋私。他负责全市的财贸工作，却从来没有带我们子女到饭店里去吃过一顿饭。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我母亲为了给子女缝补衣服，想买一台缝紉机，就两次半夜起床，带着我到南京东路的中百一店门口排队，才买回了一台缝紉机。他看到后，严肃的问我母亲是怎么买的，当他知道实情后，颇感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我天天在忙着解决排队问题，而你却出去凑热闹”。
去年是父亲石英的百年诞辰，为了纪念他，我们根据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寓意，特请上海福寿园的总经理王计生，为父亲造了一座人字碑，并请余胶东、程兆奇、高建国特别是程羽黑诸友，为碑文作了修改和润笔，镌刻于碑后，希望父亲的精神能成为家风，流传后世。
石鼎
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