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栖霞市退休干部王焕卿接到一个来自云南的陌生电话。来电人叫于书梅，她说她在济南长清的“山东南下干部纪念碑”上找到了她父亲于炳君的名字，在她父亲名字旁边就是王焕卿父亲“王启勋”的名字。
于书梅动情地说：“我父亲与你父亲当年一起从胶东南下云南，分别任易门县县委副书记和县长。你父亲牺牲以后，我父亲接替你父亲担任县长。生前父亲曾多次讲起你父亲的英雄故事。在这里能见到他的名字我又激动又高兴！”所以于书梅千方百计找到了王焕卿的电话，于是才有了这样一个陌生电话。
于书梅的一席话让年近八旬的王焕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那高大的身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时间仿佛又回到了70多年前的那些日子。
文武双全
一个午后，在王焕卿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栖霞市蛇窝泊镇东夼村，这里是王启勋的家，一个三面环山的僻静山村。村子中央王启勋一家当年居住的三间平房因多年失修如今已几乎夷为平地，只剩下残垣断壁。王焕卿告诉我们：“这三间小平房，当年住着10口人，我们姊妹7个，我父母亲，还有我爷爷。我四个姐姐跟父母亲住东炕，我们弟兄三个跟我爷爷住西炕。”由于孩子多，又没有劳动力，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候赤着脚光着腚，连件象样的衣服也没有。
在村里访问一些年岁稍长些的老人，他们对王启勋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当年很少能看到他，王启勋的一些事情他们也都是从大人口里听说的：王启勋从小身体强壮，十几岁时，每天晚上翻山越岭到东孙家村跟师傅学拳，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在十里八村都有名，后来参加了革命。王焕卿回忆说：“家里穷，孩子多，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就到东边唐家泊一带的中疃、赵家沟做长工，还去福山打过短工。”
在1992年山东省民政厅编印的《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中，我们看到王启勋烈士传略，对他的事迹有详细的记载：1941年春，王启勋所在的牙山地区解放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民兵指导员、村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任鱼台区（现栖霞…）武委会主任兼任副教导员。担子重了，他更加勤奋地工作，组织全区民兵骨干80余人，组成民兵武工队，配合八路军，狠狠打击日寇和汉奸，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小股骚扰，受到上级的嘉奖。
这一时期的王启勋依然以扛长工为掩护，秘密从事着党的工作。十多年前，王焕卿已是百岁的老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整天不见人，有时半宿回来，组织党员开会，天不亮就从北山上走了。”后来，王启勋担任鱼台区委书记，发展了他的妻子入党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还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到部队参了军。在王焕卿的记忆里，父亲的印象有些模糊，毕竟父亲南下时，他才只有四五岁。但多少年来在他的脑海里总有一个身影在萦绕：高大魁梧，威武严肃，身手矫健，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父亲。不关心五谷六畜，一心扑在很神秘很重要的事情上，来去匆匆，他知道那也是他的父亲。王启勋话不多，但对子女要求很严。在王焕卿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回家，他看到父亲腰里别着匣子枪，王焕卿羡慕的了不得，他很想拿手里看一看，于是伸手去摸父亲的枪，可还没摸到，手就被父亲使劲推开了，他从此知道，那是绝不能随便触碰的世界。
在父亲的影响下，长大成人后的王焕卿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来转业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唐家泊镇任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也没有人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可有一次他下乡到一个村子里，一位老人认出了他：“你父亲是不是叫王启勋？！”确认他就是王启勋的儿子后，老人激动地回忆起他父亲当年的一些往事，并佩服地竖起大拇指说：“你父亲了不起呀！当年在这一片威信可高了！”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此时，王启勋已调县委工作，主要负责下乡发动群众参军支前。第二年5月，他又奉调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任机关总支书记，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他组织发动干部、调集物资和民工，作了大量工作。
经过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的考验，王启勋已由一个带着朴素阶级感情入党的贫农儿子，锤炼成为具有优秀共产党员品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徒步南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取得京沪杭战役的胜利后，党中央指令二野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为进军解放西南集结了一批开辟新区的干部队伍。考虑到王启勋身体素质好，又有一身好功夫，组织上把他列入南下干部名单。当时的西南地区，尚有大量国民党军残部盘踞那里负隅顽抗。到这样的地方去工作，其凶险程度可想而知。此时的王启勋已经快40岁了，又是独子，家里还有7个没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儿子才刚刚2岁。老父亲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你有个闪失，咱这个家就没法过了！”可任由父亲说破了嘴皮，王启勋还是义无反顾的告别家中妻儿老少，于当年7月南下参加了西南服务团。革命意志坚如铁，他要到条件最艰苦的西南去，在进军解放西南、开辟边疆的斗争中再立战功。
在南京，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王启勋被分到云南支队第一大队直属队担任行政股长。10月3日从南京出发，历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于1950年3月7日抵达云南玉溪地区，历时五个月，行程3500多公里，其中徒步行军1500多公里。
关于这一段经历，当时任云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学习班长兼民运委员的黄志昌在他撰写的《记解放初期易门县长王启勋烈士事迹》中有详细的介绍。
他回忆说：他那吃大苦耐大劳的“老黄牛”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吸引着我。大队行政股担负着为全大队300多人打前站、解决食宿和行军中的整个运输、收容工作的重要任务，困难不少，但他迎着困难上。在进军途中，服务团均按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准备，每天行军少则50里，多则100里，白天顶风冒雨，夜间站岗放哨，又要严防敌特袭击，困难可想而知。尤其作为行政股长的王启勋，为保证行军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他总是提前行动打前站，安排好宿营地。
部队从湖南湘潭开始徒步急行军起,王启勋就勇挑重担，独自赶着一辆大马车，整天扬鞭驱车拉运大队部的粮秣和一些病号、体弱同志的背包，浑身大汗淋漓地跋涉于高山峻岭和泥滑路烂的山道上。同志们到达宿营地住下休息、用饭时，他还在那里铡马草;同志们熟睡一觉醒来时已是半夜了，还见他正提着马灯在给骡马加草料。
黄志昌还讲了行军途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大队行军途经湖南怀化榆树湾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残部的伏击，当时，王启勋是打前站的一员，面对敌情，他马上指挥队伍与敌人展开激战，并追击打退敌人，从而顺利地冲过了弹火飞啸的榆树湾。
云南支队于1950年2月抵达云南。3月初，西南服务团一部到达玉溪，与玉溪地区各县地方干部实现胜利大会师。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拯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并保证入滇部队、干部、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中共玉溪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补征1949年度公粮和税收。在3月6日至12日召开的会师大会上，王启勋被任命为易门县人民政府县长。玉溪会师大会刚结束，王启勋就带着使命任务踏上了易门的土地，和县委书记杨履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于炳君组成县委领导班子，肩负起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
征粮剿匪
1950年3月下旬开始，易门县按政策征收1949年度公粮，王启勋和县委主要领导一心扑在征粮征税上。根据全县征粮工作步骤和实际征收进展情况，王启勋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讲政策，解难题，开会推进，层层落实，为全县的征粮工作日夜操劳奔忙。
王启勋经常告诫同志们，云南进驻解放军四兵团和原地下党、边纵的同志加上卢汉起义留用的人员总计40万人，如果不迅速开展向地富大粮户征粮，如果不完成征粮任务，那我们共产党人在云南这块新区是站不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里，他日日夜夜为全县征粮工作操劳。他一方面会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利用旧历二月二日易门大龙泉赶庙会的机会，直接向全县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和政策。另一方面对全县一些在征粮上有阻力的产粮区亲临第一线去做工作。
有一天，王启勋接到一份诉状，说下江口村朱维祯的死亡是他人所为……又有干部反映下江口村群众对征粮有思想顾虑，地富、大粮户有抗粮迹象。为了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王启勋决定抽身到下江口村了解情况。经过走访调查，终于查清了朱维祯死亡原因，给了群众一个交待，安抚了群众的情绪。后来，他又在村小学教室楼上，召开群众会议，向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和征粮政策。由于与会人员太多加之房腐楼朽，楼板断裂下沉，数十名群众被挤压受伤。当时王启勋不顾自身安危，立即组织随身警卫人员和村干部奋力抢救受伤群众，安排就绪后立即返回县城，派出四名医生赶往出事地点为伤员包扎医治。这件事虽已过去70多年，可在下江口村人民群众中却一直传诵至今。
王启勋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也是关怀备至。与王启勋一起到达易门的黄志昌在回忆文章中说，王县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不仅是一位好县长、好领导，而且还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讲写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我从惠民区调研征粮工作回城，见到王启勋，忙放下背包准备向他汇报工作。他却面带笑容忙把我按在凳子上叫我休息，接着泡上一杯浓茶叫我喝，又端来一盆热水叫我烫烫脚。当时我感到局促不安，有点过意不去。心想，哪有县长替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泡茶、端洗脚水的道理呢！我便说:“启勋同志，你是县长，我是一个小兵，这样太不合适了!”他带着慈祥的面容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为人民服务哪有贵贱之分，你和我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又说:“我带你们来易门，第二天就叫你们下乡工作，连易门这座山城的东西南北都没弄清楚，有时间还是到县城二会街、三会街去观光一下吧!”听完这一番暖人心房、殷切关怀的话语后，下乡一星期来的疲劳早都消失了。晚上回机关，王启勋又让我同他一个床睡觉，上床后他才叫我汇报工作，我在枕边边汇报边竟然就睡着了。
血洒南疆
4月29日，为传达玉溪地委关于通海“四•一八”反革命暴乱的通报和县委关于检查征粮工作的决定，根据县委的分工，早饭后王启勋带着两个护乡团战士奔赴离县城20多公里的高寒山区铜厂(即当时惠民区政府所在地)，召集区干部传达学习了地委和县委的指示，检查全区的征粮进度，并组织干部囤粮、挑水、搬柴到区政府内,以便土匪突袭区政府时固守待援。可是就在当日深夜(即30日凌晨)刘惠中匪队配合滇西土匪纵队副司令王月秋匪部一部分,咆啸着蜂拥冲向惠民区政府。
其实，当时在县城的副县长吴志虞29日下午得知小街、旧县土匪暴乱的消息后，立即送出情报要求惠民区干部战士转移到银河小红岩。然而情报在途中被土匪堵截，未能送达王启勋。而且关键是大家并不知道惠民区基干队长杨开祥已经被匪徒游说，通匪叛变。
面对土匪的冲击，王启勋与区委书记周其锐、区长吴文华等及时组织区干部和基干队分布在政府后院碉堡内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当土匪接近区政府时，王启勋从碉堡里发觉有一名基干队叛徒跑去开大门，接引土匪。他便大声疾呼，“不准开大门，谁开大门就打死谁!”并当即击中了叛徒。几乎就在同时，那早已混进基干队充当队长的内奸杨开祥，一边指挥基干队另一叛徒从王启勋身后突然跃上拦腰死死抱住他，一边指使叛变了的基干队员打开区政府大门，接引土匪进来。这时，王启勋正奋力与抱住身子的叛徒进行搏斗，又一枪击毙了这个叛徒，前后接连打翻在地两个叛徒，当场给了叛匪一次沉重打击。涌进区政府的匪众一时吓破了胆，只有远远包围碉堡，只是呐喊呼叫“缴械投降”，却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王启勋便隐伏在碉堡内作反击准备。后来，土匪看没有动静了，再次进行反扑，王启勋终因子弹夹壳，被土匪冲上来用木棍、铁棒围殴，遭受重伤，血流满身，可他仍拼命地与土匪抢夺武器，进行搏斗。最后，不幸为内奸杨开祥开枪击中，饮弹倒在血泊中，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年轻的生命，时年39岁。
王启勋牺牲以后，由于相隔千里，交通不便，家里人一直想去云南看一下烈士的安葬地，可一直没有成行。直到2000年，王启勋在东营工作的小儿子王焕梓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云南易门。在那里他见到了当年从区政府背出父亲的那位同志，当时已经80多岁了。
在王启勋安葬的烈士陵园里，王焕梓见到了父亲当年的警卫员林山，多少年来他就一直住在陵园里陪着他的老领导。林山告诉王焕梓，去铜厂那天他正好请假回了家，等3天后回来才知道老领导已经牺牲，于是怀着悲痛的心情去了他牺牲的地方看了看。后来，易门建立了烈士陵园，他就主动要求到陵园工作。直到退休后，还住在那里。他说：“他要陪他一辈子！”
离开易门时，王焕梓在父亲的墓旁抓了几把泥土带回了栖霞。2007年母亲去世时，他把这几把来自云南的泥土放在了母亲骨灰盒上边，让父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林新忠 李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