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初，南下干部、易门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启勋同志在为开辟易门县工作、巩固和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于“四、二八”土匪暴乱时壮烈牺牲。王启勋烈士离开我们至今已有卅八个年头了，可是，他那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已奉公，不知疲惫工作的革命精神；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定，积极完成党的任务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尊重同志，遇事与群众商量的优良作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注重政策，团结地下党和知识分子干部一道工作的政治水平；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慨，今天依然在他过去工作过的地方的人民群众中、革命队伍里广泛地流传着！怀念着！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后人为建设壮丽的“四化”和共产主义的明天的胜利实现而奋勇前进。
王启勋烈士，原籍是山东省栖东县鱼台区东夼村人，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十岁才上小学读书，十五岁停学，就跟父亲开始下地务农了；一段时间，家中生活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他只有出外卖工，勉强糊口度日。
一九四一年七月，由于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压迫得广大贫苦农民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当时日本侵略军疯狂入侵我国，胶东半岛遭受铁蹄蹂躏，这就唤醒了王启勋同志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同年八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时，他是搞武装工作的，担任本乡民兵大队长，继任栖东县鱼台区武委会主任、副教导员等职，组织武工队配合八路军奋勇抗日。在极端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抗日武装多次粉碎了日寇铁壁合围、车轮战术；王启勋同志在斗争中百折不回，表现得英勇顽强。
一九四五年十月，王启勋同志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奉调搞地方群众工作。开始时，他担任中共栖东县鱼台区区委副书记，不久任区委书记。后因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和平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他便调到县委、地委工作队任点长工作，下乡发动农民群众，加速土改、参军和支前工作。在粉碎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极其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他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五月，王启勋同志奉调到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担任党总支书记，为支援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人力、物力、干部配备上做了大量支前工作。这时的王启勋同志经过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经过了血和火的洗礼，已经是由一个原来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入党的农民变成一位具有共产党员优良品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人民解放军飞越长江天堑，取得京沪杭战役的辉煌胜利后，党中央指令二野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为进军解放西南积极准备一批开辟新区的干部队伍。可当时，尚有国民党蒋帮残匪百万盘据在祖国中南、西南、西北广大地区负隅顽抗。王启勋同志面对着半壁河山战火纷飞的形势，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又一次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告别家中妻儿老小，离开了和平幸福的老解放区，于这年七月，南下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决心到当时条件最艰苦的西南去工作；决心在为进军、解放西南、开辟边疆的斗争中再立战功。
在进军西南中，王启勋同志担任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一大队行政股长。我当时是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学习班长兼民运委员，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王启勋同志。首先是他那吃大苦耐大劳的“老黄牛”精神，在炽热地、深深地感染着我，吸引着我。他深知大队行政股担负着为全大队300多人打前站、解决食宿，和行军中整个运输、收容工作的重任，迎着困难上。在艰巨的行军任务面前，他没有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发号施令，更没有动辄训人，骂人的坏作风；在他身上让人一眼可看到的是他那闪耀着光彩的革命传统作风。一方面，他通过依靠各中队班排干部把保证完成行军的各项行政任务向学员讲清楚，使同志们都能自觉地去执行任务5一方面，他密切配合政工干部，把行军任务交给党团支部通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来保证完成；他又把每天打前站和收容队的具体任务对行政股全体同志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同志们都能明确职责，愉快地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而他自己呢？处处吃苦在前，为全大队树立了言传身教的好榜样。部队打从湖南湘潭开始徒步急行军起，他就勇挑重担，独自负责赶着一辆大马车，整天扬鞭驱车运输着大队部的粮秣物资和一些病号、体弱同志的背包，浑身大汗淋漓地跋涉于高山峻岭和泥烂路滑之间。同志们到宿营地住下休息、用饭时，他还在那里铡马草；同志们熟睡一觉、醒来时，已是半夜了，还见他正提着马灯在给骡马加料。当大队行军途经榆树弯时，遭到蒋匪帮残部的伏击，我军战友在激战中伤亡数人，当时，启勋同志也是打前站的一员，马上指挥队伍追击上山打退土匪，于是，大家胜利地冲过了弹婵飞啸的榆树弯（即今怀化地区）。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王启勋同志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易门县人民政府县长，他和县委书记杨履然同志，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于炳君同志（原云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率领我们南下学员、干部一行十八人，途经莲花池、椿树营、金哨等高山云海之地，于十三日黄昏到达易门县城，与原地下党易门县工委领导的干部、战士胜利会师。
在易门征粮剿匪期间，启勋同志虽然只担任了为时不到两个月的县长，便不幸以身殉职，但，他感人的革命事迹则是惹人喜欢，令人心疼，使人敬仰，给人难忘。
一次，当我参加县委工作组刚从惠民区（即今铜厂区）调研征粮负担回城时，我见到了启勋同志，忙放下背包，准备向他汇报工作，可是，启勋同志一点县长架子也没有，他忙把我按捺在坐凳上叫我休息，一忽，接着泡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叫喝，一下又端来了洗脚水叫我洗脚。当时，我颇感局促不安，过意不去。心想：哪有人民的县长替一个工作员泡茶、端洗脚水的。我便说；“启勋同志，你是县长，我是一小兵，这样款待我，太不合适了吧！”这时，他露出慈祥的神情开口了：“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嘛！为人民服务哪有贵贱之分，我和你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接着，又体贴入微地说：“我带你们来易门，第二天就把你们叫下乡去工作，连易门这座山城的东南西北方位，你们都没弄清楚，现在你们还是赶快到县城二会街、三会街去先观光一下吧！”这时的我，当听完这一番暖人心房、殷情关怀的话语后，顿然间，把下乡一星期来的疲劳都抛之于九霄云外去了。晚上，回机关，启勋同志又叫我同他一起睡觉，上床后，他才叫汇报工作，我在枕边，边汇报，边就睡着了。这椿事的前前后后，现在回忆起来，他给我这个当时初参加工作的新兵的印象太深刻了。启勋同志不仅是一位人民的好县长、好领导，而且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他的阶级感情是和革命同志溶合在一起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在随时给人以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当有位南下干部对有的领导同志在工作上出现一些问题，流露了不利团结的言行后，当即被启勋同志发现，他便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志进行思想帮助，指明当前在新区工作，上级指示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从而说服了同志，保证了县委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统一和团结。这件事，也足见启勋同志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启勋同志对解放初期我军政开展征粮工作的政治，军事意义认识是深刻的，工作作风是艰苦踏实的，这也成了我尔后几十年思想和行动的表率。他经常告诫同志们，云南进驻了解放军四兵团和原地下党、边纵的同志、加上卢汉起义的留用人员总共40万人，每天要吃饭，如果不迅速开展向地富大户征粮，如果不完成征粮任务，那我们共产党人在云南这块新区是站不稳脚跟的。因此，征粮工作既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又是一场阶级大搏斗。启勋同志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见之于行动的。那段时间里，只见他日日夜夜地疲于奔忙操劳全县征粮工作。他不但利用旧历二月二易门大龙口群众赶庙会的机会，直接向全县群众详尽宣传征粮的意义和交待合理负担的政策，而且，对全县一些在征粮上有阻力的产粮区，也亲临第一线去做发动工作。有一天，启勋同志忽然听得产粮区下江口村群众对征粮有思想顾虑，地富大户有抗粮迹象的汇报以后，便决定于百忙中抽身亲自去下江口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可是，潜伏在下江口村的国民党蒋帮特务，伪国防部二厅专员朱履贤这时便放出空气进行恫吓，扬言：只要王县长一进下江口，就叫他有去无回。然而，铁骨铮锋的王县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义凛然地蔑视一时嚣张的反动气焰，当即挂上驳壳枪，带了警卫员，直奔下江口。当王县长进了村公房，登上楼梯，站在楼口向坐满戏台的群众宣讲征粮政策时，阶级敌人果然通过推倒一根预先锯断的戏台柱子，进行一场掀倒台子、谋害王县长的反革命事件终于发生了。结果呢？启勋同志临危不惧，岿然不动，并没有损伤到他一根汗毛。相反地，启勋同志及时地宣传了觉的政策，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又当场有力地揭露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指出阶级敌人破坏征粮的罪恶行径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特务朱履贤，后来已被政府依法逮捕法办）。事后，当地群众反映很好，说：“过去旧社会的每一任县长，开始上任时，都要谨防“三天”，都要来下江口拜访、拉拢“三天，（即指朱在天、马在天、高在天三姓中的封建恶霸地主）。只有这样，县长的宝座才坐得稳，否则新县长上任，马上就要遭到被撵走滚蛋的命运。而现在世道变了，不同了，共产党的县长并不怕下江口封建地主的“三天”，我们老百姓今后也不必害怕“三天”了。这椿事，虽已过去三十八年了，但在老一辈群众中却一直流传成一席佳话，王县长在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不的丰碑。
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七日，启勋同志为了传达玉溪地委关于通海“四、一八”土匪暴乱的通报和县委关于检查征粮工作的决定，根据县委的分工，他风尘仆仆地带着两个护乡团战士奔赴离县城50多公里的高寒山区一一铜厂（即当时惠民区政府所在地）。第二天，四月廿八日，他召集区干部传达学习了地委和县委的指示，检查了全区的征粮进度，并组织干部囤粮、挑水、搬柴到区政府内，以防士匪突然袭击区政府时，好以固守待援。到四月廿九日黄昏，一群刘惠中匪部配合滇西土匪纵队副司令王月秋匪部一部份，咆啸蜂拥地前来围攻惠民区政府。当时，启勋同志即时组织区干部和基干队分布在区政府后院碉堡内进行踞高临下严守以待。当土匪接近区政府时，启勋同志从碉堡里发觉有一基干队叛徒跑去开大门，接引土匪。他便大声疾呼：“不准开大门，谁开门就打死谁。”当场枪毙了叛徒。几乎就在同时，那早已混进基干队充当队长的内奸杨开祥（原是惠民区大地主、大匪首刘惠中的狗腿），便一边指使基干队另一叛徒从启勋同志背后，突然跃上拦腰抱住启勋，一边指使叛变了的基干队打开区政府大门，接引土匪进来。这时，启勋同志正奋力与抱住身子的叛徒进行拼搏，又一枪打翻了这个叛徒。前后接连打翻在地两个叛徒，当场给叛匪一次沉重打击，涌进区政府的匪众一时吓坏了胆，只有远远包围碉堡，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呐喊、呼叫缴械投降。这时，启勋同志便隐伏在碉堡内作顽强的抵抗。后来，土匪再次进行反扑，启勋同志终因子弹夹壳，被土匪冲上来用木棍、铁棒围殴，遭受重伤，血流满身，可他仍拼命地与土匪抢夺武器，进行搏斗。最后，不幸为内奸、反革命分子杨开祥开枪射击，饮弹倒在血泊中。殉难前，王启勋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此时，反革命杨开祥又凶残地朝王启勋烈士补了一枪，一群匪徒围上又乱砍了十几刀，苛刑惨然。就这样，王启勋烈士赤胆忠心地、壮烈地为党民贡献出他年轻、伟大的一生，时年三十七岁。
王启勋烈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菜的一生；是我党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他生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为前提；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现固党和群众的联系，他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英勇顽强，忠贞不屈，更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和王启勋同志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好师长、好领导、好战友、好同志，我将永远怀念他！
——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注；此文系当年云南支队号召写团史时，作者黄志昌写了这篇怀念文章曾刊登于玉溪地委党史工作通讯第31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