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7年10月15日，钟祥郢中镇人。小时候．家中十分贫穷，父母无法供我读书。
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了钟祥县城，白天天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夜晚有土匪抢劫骚扰，我就随父母逃离郢中．从皇庄庙码头挤上渡船向西北逃去，没想到，当时船小，上船的人多，父亲只好叫我先上船，等第二趟渡船过河。可是，我上了岸后再也没有看见父母．就这样他孤身一人．从此与父母离散了，成了一个孤儿。
一路上我走走停停、躲躲闪闪向人们打听父母的消息，终无结果。经过三四天的时间．才随着逃难的人们来到了双河乐乡关。一连好几天，仍然没有寻找到父母的下落，饿了沿路乞讨．渴了就爬到水沟里用手捧着水喝，晚上就睡在人家的屋檐下，禾场稻草堆里，听到有人喊土匪来了，就躲到刺树林子里，杂草丛中，连一口气都不敢出，生怕被土匪抓住了，蚊虫叮咬也顾不上了，只盼天明离开这里，准备继续向西北流浪逃亡。有时肚子饿得咕咕叫，疼痛难忍，在荒山野林里．找不到人家讨饭，就在山上找野果子，挖草根充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身体瘦得皮包骨，饥寒交迫。
在流浪的岁月里，我看到了一群又一群，一批又一批的逃难的人们，有的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在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有的被炸伤的人，无人包扎，无钱医治，任其伤口恶化，有的孩子爬到父母的身上哭着，摇着，也不知道父母是死是活。
正当我万般无奈．身处极端危险的困境的时候，在双河乐乡关听人说有地方要收留孤儿，经人指引找到一家大院门前．挂着一块木牌上写着“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专门收留抗战先烈的子女，前方抗敌将士的子女，战时难童，无依无靠的孤儿，年龄要求在15岁以下的儿童)我当时已有十一二岁了，流浪的生活，实在无路可走了，为了有口饭吃，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于是就进了这家保育院。
1938年8月，武汉吃紧，武汉国民政府拟议迁往重庆，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的孩子要往四川、贵州、广西等大后方转移。保育会在1938年6月至1939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共往后方运送儿童28批，15000多名儿童，我就是其中之一。
15岁时的我和几个保育生商量偷跑出去，趁一个夜晚离开了保育院。
偷跑出来后，我们就在重庆报名当兵了．随所在的部队徒步经贵州到广西的南丹与日本鬼子打起仗来。在一次战斗中结束后，刚休整不久．部队突然转移了，在途中，我掉队了，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从此我又开始了第二次流浪生活。直到1949年10月25日，我在从江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6师346团电话排，当了一名电话兵。就在这一年，我所在的部队解放了广西，部队一分为二，一部继续南下，打海南，另一部调至河南进行整训学习。我随这一部来到河南驻马店，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大生产，我搞过运输，为修铁路锤过石子等劳动．挣钱购买文化课本和日用生活物品。我在部队荣获过三次三等功，还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
后来．我终于在部队收到了父亲的信，获悉父母在抗战胜利后回到钟祥郢中，只是没有机会回钟祥与父母相见，只能通过书信往来，直到1954年，失散6年的我才回家与父母团聚。
赴朝作战光荣负伤
我所在的部队，在一个夜幕降临的晚上，我身背一台苏式交换电话总机约二、三十斤重，还携带绷带箱．悄悄地从鸭绿江安东大桥走过去的．一踏上朝鲜的国土就看到燃烧着的战火，双眼看不清前方的目标物，只好一个跟着一个地前进，心中充满着对美军的无比仇恨。由于连续好几天的行军，战士们非常疲劳，有的战士一边走着，一边就睡着了，有的走到路旁沟里去了，有的跌到了爬起来再走，整个部队要求必须在拂晓之前赶到目的地完成包围云山的的任务。
白天．战士们在挖的掩体里可以看到美军的飞机在天空中盘旋，搜寻目标，企图援救被困的美军。当晚，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我军采取战术是“三面包围、中间开花”夜战突然袭击的打法．志愿军部队同美军贴得很近，迫使敌机不能起飞，就是起飞了也不能发挥其战斗力。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朝鲜山高岭陡要用双手攀登往上爬。我背着电话机．浑身使不上劲，一次又一次的从山下滑进雪坑里，我就呼喊战友的名字．在战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翻过一道山岭。又要下山，战士们索性脱掉衣服把头包起来，双手抱着枪，从上往下．边滚边滑，我背的这台电话机是全团的心脏，比生命还重要。
突破“三八线”时，我们团遭遇美军严密炮火封锁的一个山口，我们的任务必须是抢占制高点，摧毁敌人的工事，突破山口，战斗进行到最艰苦最激烈的时候，我被美军密集的炮火击中。炸断了双腿，顿时血流如注，疼痛难忍，但神志清晰，当时排里好几个战友牺牲了．有的战友负伤很严重。这时胡副排长拿出绷带箱帮我包扎伤口，并叫卫生队用担架立即抬到战场临时手术室里——一个朝鲜老乡家的院子里用油布遮盖着的简易手术室。手术室的中间顶端挂着一盏煤汽灯，一点亮光都不能透出来，以防敌机偷袭。手术医生要立即锯掉我右上部大腿，以保全生命，防伤口感染，必须手术截肢。我心中十分难受。当我醒来的时候．用手一摸右大腿没有了．眼泪直流，心想只有二十三岁．没有了腿今后怎么生活啊!但又一想到团里在几次战斗中牺牲了不少的战友，还有的受伤比我更严重。毛主席说，要奋斗就有牺牲．尽管没有腿了，也值。手术后．医院安排了六个战友把我抬到代号“华北野战医院”治疗。
朝鲜的冬天冷的出奇．气温在零下30—40度．医院里不能生火．怕冒烟．暴露了目标，敌机整天在空中盘旋不停。就这样我的负伤的左小腿完全冻坏了，整个小腿冻的像石块一样，失去了知觉．医生检查后需要及时手术，又用担架抬着，借用朝鲜老乡的爬犁拉着把我送到安东临时医院(一个名叫五龙背的学校)，因医院设备差．战士们又用担架送到黑龙江桃南县卫生院里手术截肢，只留下了部分膝盖部位。1951年1月又把我送到察哈尔逐鹿县健康大队疗养院至1954年作为一等残废军人复员回家。
转业回乡再立新功
1956年元月，我怀着愉快的心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到钟祥县邮电局担任了机务员。开始，无论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都碰到过很多困难，如假腿走路不方便怕迟到，我就提早半小时做好上班前的准备工作．所以从未缺过勤。由于假腿走路不能过多，而每天步行上班和下班要走六里路的坡拐道路．不到一个月腿就磨破五次，但我一想到工作．就忍受了肉体上的痛苦。
虽然成了残废，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我的工作热情始终是饱满的。在合作化的高潮中．邮电事业也要随着跟上去．上级要求乡乡通电话．区区设总机，可是话务员却不够用。为了解决这一困难．邮电局招收了一部分堂员，我带着两只残废的腿给学员们上课．耐心的讲解话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在短时问内，学员们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技术操作方法，分配到各区工作，解决了缺乏话务员的困难。年终被评为全省烈军属、革命残军人、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
此后．我作为一等残废军人由钟祥县民政局管理，为了发挥其骨干作用，我被民政局直接安置到救济院负责工作，要我把那些讨米要饭的散游在社会上的残废人、孤儿、老人集中管理，料理他们的生活。为了改善这些人的生活，采取自己动手．生产自救办法，发动大家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教会大家做蚊烟、搓草绳、打麻绳、结发网等活路，我柱着双拐牵着盲人在郢中大街小巷叫卖蚊烟．收入用来改善生活．由于工作出色，1957年又一次出席湖北省荣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8年经组织介绍结婚．时年31岁。1959年因国家自然灾害，地方生活困难，我第二次被集中安置到武昌革命荣军学校集体休养，1962年为战备需要，第二次分散安置．从武昌又回到钟祥家里。婚后，我先后生两儿一女，家庭生活仅靠那点津贴补助是不行的，操起本行先搞有线电修理，电话机．小型电器之类的小玩艺，后来我又自学无线电修理，电子管、导体收音机技术，又把那些老伙伴、残废人、孤寡老人发动起来，在郢中东街成立街道服务社．烧焊锡、补铝锅、水壶、修板车、自行车、锤石子等劳动，后来与城关修配社合并。1964年我第三次出席荣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的先进模范事迹，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和人民群众的爱戴。从1954年至1962年连续三届当选镇、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全县中小学多次邀请我到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整理：胡丹 汤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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