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我被选入华东军区第十四步兵学校学习。
入校后，学员一中队队长徐寿亭见到后我十分惊喜：“小刘，当连长还是当指导员啦？”我立即敬礼：“报告老排长，当连长了，我文化水平不高，当不了指导员，只能当连长。”徐队长高兴的说：“好啊，好啊！进步很快嘛！你在我的一中队（连长班）”。
徐队长是我的老排长，1942入伍的老兵，打过鬼子，拚过刺刀，文化素质虽然不高，但军事素质过硬，射击、刺杀、投弹样样精通，潍县战斗中负伤离队休养，伤愈归队后先后在师教导队、军教导团工作，后随教导团并入十四步校。
战争年代，连排级干部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因此，连、排长级的干部伤亡最大。三年解放战争，我们部队牺牲的连、排长不计其数，有的连、排长刚到任，还没来得及熟悉就牺牲了。往往一场战斗下来，一些熟悉的和还未来得及熟悉的人，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许多牺牲的战友，连他们的姓名还都不知道。
那时，由于基层指挥员伤亡比较大，干部晋升速度是比较快的，个人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实际作战经验，以及在战斗中的表现对干部的晋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入伍后，我一直在一线战斗部队，从战士、战斗小组组长、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一级没落。年轻时，身高一米八几的个子，穿上军装，打上绑腿，背上武器，是一个很“飒利”的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当兵的材料”。
我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能做简单的书写记录；战斗中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生活中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吃苦在前；工作上严以律己、服从命令、任劳任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信任，在同等军龄的战友们中进步算是比较快的。
我是战争的幸存着，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进步，建国后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爱护，享受了幸福生活，相比那些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我很知足！
我常想：战争年代死的人太多了，能活下来真是万幸啊！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英烈才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
和平年代，生活中、工作上所有的困难和不公都不值一提，想想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有什么可争的 ！这种理念一直鞭策着我，工作上、生活中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
能到军校学校，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倍加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下定决心，一定要像战场上打仗一样，攻克学习这一关，以优异的成绩向首长和战友们汇报。
步校学习分两个阶段，预科阶段主要以军事训练“五大技术”为主，即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外加队列训练和文化学习。
军事训练五大技术对于经历过战争的基层指挥员来说并不陌生，战斗中也总结了一些实用的经验。但上升到理论层面，对我们这些实战中走出的人却是一个短板。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克服文化水平不高和福建炎热的天气等不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全面系统的掌握了兵器知识、射击理论、观察与测量距离、基本射击动作以及对不同目标的各种射击方法；手榴弹常识、基本动作以及在各种条件下的投掷方法；炸药、火具、地雷和爆破筒等器材的知识，以及针对工事、障碍物、装甲车辆的爆破方法；利用工具构筑野战工事，近迫作业、掩蔽工事的构筑和伪装，以及障碍物的设置等；用枪刺（刺刀）和枪托攻击敌人，包括刺杀技术和打击敌人的技巧。
这些技术不仅是部队练兵备战的传统内容，也是实战化训练的重要抓手，它们被认为是对单兵技术训练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提升军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二阶段主要是野外战术训练，以班、排、连进攻和防御的组织和实施为主。虽然这些知识我在解放战争中都经历和组织过，但通过理论学习，把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来自各部队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各部队的基层指挥员，有着多年的实战经验，各自介绍了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不同条件下的各种战例，使我开阔了思路，丰富了知识，受益匪浅，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建校初期，由于我军没有教材，没有教官，办校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起义或被俘的旧军官担任学校教学任务和教材的编写工作，教员中不乏国民党军队的中高级军官，有一个教研室副主任曾是国民党军的兵团少将参谋长，这些旧军官在文化素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确有许多长处，他们在教材编写，军事知识和技术方面给我们传授了大量的知识，在我军院校建设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部队专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次上课时，学员丁南生（入校前32军，后留校任教）发现，上课的教官竟然是他们部队在某次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团长，心里有点不服气，却不敢表现出来。
入学时，学校对学员进行过教育，有严格的要求，要尊重教官，服从管理，虚心向教官学习，不尊重教官是要受到严肃处理的，少则关禁闭，重则退学。
当时，双方的心态都很复杂，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很困惑，他们拥有优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怎么就败在了这些“泥腿子”的手里呢？他们不了解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力量，正如毛主席所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我军的干部战士心想，这些教官过去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怎么就来给我们上课了？经过学习中的相互了解，我们的干部战士也逐渐认识到自身文化素质、军事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不足，的确需要向教官们好好的学习。
经过八个月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离开了战斗成长的第三十一军，从此开启了人生第一段长达十八年的军校教学生涯。
1951年底，步兵学校合并，当时，谭知耕校长还没到任，钟贤文副校长到北京参加军队院校合并会议，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搞军校建设要多带干部”的指示，华东军区以第十四步兵学校为主，将第十三、十五、十六步兵学校合并成立第四步兵学校，干部和师资力量大多来自第十四步兵学校，迁址浙江金华，我随同步校一同迁往金华。
1954年，第四步兵学校迁址南京，1955年改称“南京步兵学校”，我也跟随步校来到了虎踞龙盘的南京，直至1969年步校撤编，我又重回野战军工作。
这期间，郭兴福同志同作为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优秀班长也被选送到十四步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十二军工作，他所创立的“郭兴福教学法”，掀起了全军大比武的热潮，对我军军事训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与郭兴福同志虽然都是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走出来的，但在老部队和步校学习期间并不认识。
1964年1月25日，南京步校张家山训练场举行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全军有200个将军现场观摩了表演，步校干部也观摩了表演，南京步校负责此次表演的保障工作，在这次表演会上我初识郭兴福同志。
1965年，我任南京步校训练部战术教研室副主任，郭兴福同志调入战术教研室任教学一组副组长，负责小分队训练，此时我与他建立了工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