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院校教育工作是我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关键环节，军校教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未来军队人才的素质。从基层连队调入军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员，对我来说无疑充满了挑战，也让我的内心感到些许不安。
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我只过几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却要给军队的同志们当“先生”，难度可想而知，但畏难退缩绝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短暂的矛盾之后，我下定决心，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和军事理论水平，把在战争中积累的实战经验，同军事院校的教学训练目标结合起来，做一名合格的军事教员。
俗话说：“要想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至少要有一桶水”。留校后，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从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福州的夏天酷暑难耐，为了能静下心来学习，我时常把自己的双腿泡在木桶的凉水里给自己降温，对着字典读书写作、准备讲义，丰富教学内容；训练场上，我一遍遍磨炼军事技能，体会动作要领，努力使自己的军事技能更加娴熟，胜任教学工作。
我从助教做起，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跟着老教员研究教案，制作教具，布置场地，改进教学方法；在教学工作中当好教员的助手，及时准确显示目标，展示场景；担任示范动作时，我总是一丝不苟，将最规范、最标准的军事动作展示给学员们；教员授课时我也认识学习分析，不断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独立担任教学工作后，我从班进、攻防御战术训练教学工作开始，逐渐承担起连排战术训练的教学工作。
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后担任第四步兵学校训练部战术系助教、第四步兵学校练习连连长、战术系教员，在不同岗位上得到了锻炼，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教员，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实现了自身角色的转变。
1951年底，华东军区十三、十四等步校合并为第四步兵学校，选址浙江金华。1954年，第四步兵学校迁址南京，1956年5月30日，国防部决定更改步兵学校名称，原“第四步兵学校”改称“南京军区步兵学校。”
（1955年）
1955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7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3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1957年）
步校迁往南京后，我历任南军军区步兵学校战术系教员、二大队训练处参谋业务教员、战术教研室参谋教学组组长，战术教研室副主任等职。经过多年的磨炼，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后排中为刘钟泰）
1960年，我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军政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让我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步校的教学工作，充分认识到，教学工作一定要贴近部队实际，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道路。
教学工作间隙，校领导经常带领教员们下到基层部队体验生活，与基层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了解基层部队军事训练方面的需求。当时，南京步校联系的主要部队有20军、27军和60军。
1962年中旬，针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大规模军事冒险计划，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东南沿海地区战备工作的指示》，南京军区组织了一次东南沿海地区的紧急战备拉动，这是一次难得的，带有实战背景的学习机会。
当时，步校许多教员都下到一线部队，我跟随79师235团行动，全程体验了思想动员、行军组织、后勤保障等备战的全过程。
向福建集结时，部队采取摩托化和徒步急行军相结合的方式行军，部队从江苏驻地出发，进入福建山区后改为徒步行军，干部战士两天两夜未合眼，克服重重困难，按时抵达指定集结地点。团长邵铭泽（政委迟浩田）向我们介绍了徒步行军最基本的要点：“就是随时保证干部战士能吃上饭，觉可以不睡，但饭一定要战士吃饱，这样战士才能有力气走路。”
235团在解放战争中屡创佳绩，是一支拉的动、打得赢的英雄部队，军政素质很高，部队在行动中充分展示了我军的战斗力，通过学习观摩，对我们的教学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1963年）
1964年全军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南京军区在镇江小衣庄训练场组织了连进攻表演展示，在南京军区评定三个代表队方案时，南京步校方案得到了军区首长和学校领导的充分肯定。
当时，参加连进攻表演的有三个单位， 由“杨根思连”组成20军58师代表队；由一名团参谋长带队的60军179师“临汾旅”代表队；南京步校代表队由战术教研室带队，张凤廷担任理论讲解，我带队实地操演，能与58师“杨根思”连、179师（临汾旅）代表队同台竞技是我们的荣誉。
表演前，鞠文仪校长、宋维副校长都到现场观看了我们的训练，认为我们的连进攻科目搞得比较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南京军区在讲评三个单位方案时，许世友司令员点名时任南京步校副校长宋维，“你是老训练部长了（原军区训练部部长），谈谈你的意见。”
宋副校长说：“既然许司令点了我的名，我就说说。我个人认为，三个代表队的方案各有所长，两个基层部队代表队在突击点上都选择了正面进攻，部队精神面貌和战术动作都很好，充分展示了部队的军事素养，很具观赏性；学校这个方案是教员自己搞的，我们没有参与意见，也是这两天才看过的。
综合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南京步校的方案，他们的方案从战术思想到实际操作最为合理，他们将主攻点放在了侧面，更加符合此地形的进攻要求，更加贴近实战。”
许司令听后：“哼！就你们能。基层部队最辛苦，最具代表性，我看还是让两个基层部队分别展示吧。”
两个基层部队在全军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为了更好的展示基层部队的训练成果，军区决定由两个基层部队的表演队展示，步校方案作为两个基层部队方案的备选。
我亲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军“大比武”的热潮和“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工作，对军校教学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军事教育和训练一定要为实战服务，要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教学工作一定要贴近一线部队实际，要聚焦战场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军事理论，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一线部队培养合格人才”。
至今，每当回忆往事，总不能忘记那个火红的年代，人们热情正直、积极向上、团结互助、比学赶帮；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军队。
1967年1月，南京步校以“红联”为首的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夺了校党委的权，将校长鞠文仪、政委宋雪明、副政委安岱、政治部主任王靖海、一大队大队长于良民、二大队大队长张乐山、三大队政委杨汉三、四大队政委张林元、一大队四中队教导员任香亭、管理科科长杜应贤、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王先堂、保卫科科长邓元恕、组织科科长张洪斌、战术研究室主任于锡纯、战术教研室副主任刘钟泰、教务科副科长贾祥奎、技术教研室教学组长李源询、卫生科科长李春武等24人关押批斗长达40多天。
造反派污蔑他们是“保皇派”、反革命走资派集团，用“戴高帽”、“挂牌子”、“喷气式”、游街、打骂、罚跪等非人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侮辱和批斗，致使他们个人及家庭受到巨大伤害。
“文革”中断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步伐，对军队院校的冲击最大。此后，全军基层军事院校陆续撤编解散。
1969年9月，南京步校撤编，我离开步校分配到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