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南京军区步兵学校于1969年9月撤编，一批步校优秀的军事干部被分配到野战军工作，我也重返一线部队，被分配到第二十七军工作，担任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副团长。
二十七军是一支从胶东半岛走出来的英雄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奇功，能到这支部队工作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1969年12月，中苏关系紧张，受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七军紧急备战，奉调北上张家口。全军紧急动员，迅速出发，出发时部队做好了战争的思想准备，出乎广大干部战士意料的是，二十七军从此告别了南京军区，转隶北京军区。
当时，我刚到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工作不久，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对部队还不是很熟悉，家在南京还未搬来苏州。
孟庆健团长带领部队先行一步，我负责收拢后续部队，当我带领后续部队登车北上时，军区前来送行的一位处长悄悄对我说，“老刘啊，你们划归北京军区了，以后就没有隶属关系了，再见面就难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解放战争跟随华东野战军从山东一路打到福建，建国后到步校工作，先后隶属第三野战军和南京军区，南京军区所属各部队大多是第三野战军的老部队，在步校工作期间，与各野战军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人熟地熟，这一去又要在新的环境中工作了。
建国后，我从福建到金华，从金华到南京，在南方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基本适应了南方的生活，习惯了南京潮湿温暖的气候，习惯了吃大米。但军人就要服从国家和军队的需要，哪里危险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没有任何怨言。
我随部队从江南鱼米之乡来到北国塞外的张家口，进驻宣化一线驻防，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部队配发了皮大衣和大头鞋。即便如此，坝上刺骨的寒风让初到北方的干部战士经受了考验，一些南方藉的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北方的严寒气候，吃惯了大米饭的干部战士，对北方的高粮米、小米和二米饭也一时难以适应。
中苏形势缓解后，二十七军军部进驻石家庄，七十九师移防河北省邢台，进驻原六十三军一八七师营房，师部住邢台市，二三六团住内丘县。
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第二十七军驻防无锡、苏州和镇江一带，团以上干部大多是山东人，基层干部战士大多是江浙藉，初到北方吃不惯北方的高粮米、小米和玉米面
为解决干部战士吃饭问题，二十七军党委决定调七十九师二三六团、二三七团，在石家庄获鹿县西北部滹沱河畔搞生产，解决部队吃大米的问题。
当时，我刚到79师不久，上级党委决定让我抓生产。于是，我带领三个营的干部战士奔赴石家庄滹沱河畔的小壁农场，在原六十三军农场基础上开荒种水稻。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五台山北麓，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滹沱河属季节性河流，夏季水量较大，甚至形成洪水，出太行山后河床逐渐开阔，支流较多，形成大片的河滩地，丰雨年份河滩被淹没，少雨年份可以种植庄家，土地多盐碱，较为贫瘠，部队就是要在这些河滩地上种植水稻。
部队进驻滹沱河南岸后，沿西北至东南方向一字排开，一营住中落凌村、二营住北高集村、三营住小壁村，在长约18华里的滹沱河荒滩上扎下营盘（现滹沱河与京昆高速、石清路这一区域内），开垦荒田种植水稻。
团里成立了生产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后勤处副处长徐国峰（音）和一名作训参谋任组员，指导和管理全团的生产劳动。
全团干部战士发扬南泥湾大生产精神，在滹沱河畔的盐碱滩上兴修水利，开垦荒田。我们利用滹沱河西高东低的地势，在上游筑坝引水，修筑了两座小型水库，保证了稻田的灌溉用水；开沟引水，将原来三百多亩旱地改造成水田，又在广阔的河滩上开垦大量土地，硬生生建起了8000多亩水稻田。
开春，我和干部战士一起平整土地、引水、育苖、插秧，将开垦出来的田地全部种上了水稻。当时，许多干部战士对荒滩上能否种出水稻没有信心了，甚至有人说：“到了秋天恐怕只能收‘稻草’了。”
水稻种上后，我去南京参加北京军区和南京军区共同组织水稻种植经验交流会。到南京后，老校长鞠文仪（塔山守备英雄团团长，时任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看到我后十分惊讶：“你不抓部队训练怎么来参加生产会议了？”。
我回答到：“部队从张家口移防邢台后，大批干部到地方‘支左’，本来我也被安排去山西‘支左’的，军政委马杰让我留下，我就暂时留在团里了；部队初到北方，干部战士吃不不惯北方的高粮米和小米，军里决定抽七十九师两个团搞生产，解决吃大米的问题，在家的干部少，上级领导就让我抓生产了”。
在此次会议上，我学到了兄弟部队的许多生产经验，收益匪浅。返程前，我向鞠校长提了一点小小的要求，希望在水稻种植方向给予我们技术支持，支援我们一点必要的物资，帮我们筹集一些鸭苗（北方不养鸭子）。鞠校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并在日后的生产中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出差近半个月回到部队，孟庆健团长一见到我就着急地说：“老刘，赶紧去看看吧，种下的稻苗出现了成片的枯死现象。”孟团长已经为此事着急上火了好几天，满口是疮。
我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往地里察看，发现各营的稻田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稻苗枯死现象，我俯下身去，用手指沾上一点稻田里的水尝了尝，又拔起秧苗用舌头舔一下根部，发现稻田里的水又苦又涩，我判断应该是稻田里的水长期不换，盐碱地反碱造成的死苗。我立即召开会议，让各连每天晚上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将发酵后羊粪均匀地撒在枯死秧苗附近，清晨再将稻田灌满清水，经过十天左右的洗田，枯死的秧苗全部缓了过来，由于施用了羊粪，长得比别的秧苗更好。
没过多久，从南方发来的鸭苗也到了，从火车站拉回来的成箩筐鸭蛋，没过两天就陆续孵化出了小鸭子，十分神奇。我们为每个连队分配了200只鸭苗，放养在田间地头，以小鱼小虾为食。后勤处副处长徐国峰出了一个好主意，提议在田埂上点种黄豆，秋天可以用来生豆芽、磨豆腐，增加部队的副食供应。
金秋十月，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大豆和成群的鸭子，干部战士们都说这可真是“发财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辛苦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喜悦。
第一年生产，我们就实现了水稻平均亩产760斤，不仅保证了全军的大米供应，还为北京军区各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大米，当时团里二十辆大卡车，每天向火车站拉大米，足足拉了半个月。
春天放养的鸭苗到了秋天也陆续出栏了，为每个连队增加了千八百斤的肉食，房前屋后晒满了板鸭；连队的粮库里堆满了黄豆，战士们磨豆腐、生豆芽，为连队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副食。
军、师两级领导对二三六团的生产非常满意，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全团干部战士由衷地感到高兴，一年的辛勤劳动换来丰硕的成果，解决了全军大米的供应问题，改善了部队伙食，来自南方的干部战士每天都能吃上大米饭，军心得到了极大的稳定。
此间，1970年7月，孟庆健团长调任八十师副师长，我接任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团长。孟团长走时对我说，“水稻长的很好，我赶不上秋收了，到时候要让那些说怪话的人都去看看，我们能不能种出水稻，尤其是那三百多亩的旱地，要单独收，让他们看看我们收的是草还是水稻。”
1971年，生产任务基本结束，全团留下两个连队在农场继续搞生产，大部队返回邢台内邱营房，全团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军事训练上来。
部队的军政素质是根本，通过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人综合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提高战备水平，提高遂行各种任务的能力，做好应对战争和突发事件的准备是部队的首要任务。
重回野战军后，我非常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发挥自身军事理论和训练专长，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使全团军事训练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当时，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部队军事训练受到干扰。针对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战场环境，我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和干部战士一起训练、一起吃住、交流谈心，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部队的基本情况，针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薄弱环节，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
工作中，我始终从准备打仗这一基本任务出发，团里在开展生产和政治教育的同时，一直没有影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部队的作风纪律建设，这些举措使二三六团官兵的军事素质和精神面貌在短期内得到了很大提高。
1974年春，二十七军副军长向孝书坐镇邢台，突击检查部队军事训练情况。向副军长山东荣成人，是七十九师的老师长，熟悉七十九师的情况，对部队有着很深的感情。
向副军长抽调一个坦克团，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七十九师，八十一师各一个），在邢台临城县山区开展实兵实弹综合演练，二三六团被选定为参演步兵团。
向副军长对我说：“老刘啊，我军有个传统，当副职的通常是要带着部队走在前头的，一旦战争打响，我这个副军长是要带着部队上前线的，你的团是要跟着我走的。
这次实兵实弹演习，就是为了检验你们部队的日常训练情况。一是要看看你们的部队能不能拉的动；二是要看看你们的部队能不能打的好；三是为下一步办教导队选拔干部和演习示范分队。
部队由我来抽，允许你们连以上干部看一次地形，但不允许你们到现场实兵演练。演习开始后，实兵实弹拉上去就打，检验你们部队的训练成果。
实兵实弹是有一定风险的，你这个团长要负起责任来，把部队组织好，但也不能畏手畏脚，要大胆的干，如果出现装备损失和人员伤亡，我向军党委报告，责任由我来担。”
演习当天，二三六团参演部队全部出色地发挥了平时的训练水平，团属炮兵部队进入预设阵地，在火炮射程最远的距离上架炮就打，120MM迫击炮连第一发炮弹打在预设目标前二三十米处，稍作调整，一组齐射即覆盖了阵地上的铁丝网和碉堡，打了个满堂彩，得到观摩官兵的交口称赞，许多干部战士说,“如果打仗时能打得这么好就太好了。”
参加演习的全团各步兵分队也按照想定出色的完成了演习任务，得到了上级的好评。
现场观摩的机关处长和参谋们本想演习后吃狗肉的，没想到炮兵打的太准，碉堡、战壕里的十几条狗全都炸飞了。
演习结束后，二三六团一营的一机连、一炮连、步兵二连（向副军长当师长时联系的连队）；团直属120MM迫击炮连、82迫击炮连、85炮连被选为军演习示范分队。
向副军长在总结大会上说：“通过演习检验，我们部队的军事素质是过硬的，尤其是二三六团，我很满意，一旦战争来临，部队是能够拉得出，打得赢的！这样的部队我放心。”
年中，我到军里开会，阎川野军长看到我后高兴的说，“老刘，部队这次演习训练搞的不错啊。向副军长向军党委汇报了，充分肯定了二三六团的成绩，生产搞的好，军事训练也没耽误，军党委一班人都很满意。”
我听后心里也十分欣慰，两年多来狠抓军事训练，干部战士辛勤的付出取到了收获。
华北地区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多季节性河流，且大多没有桥梁，一到雨季上游来水，河道变宽变深，车辆通行困难；西部是太行山区，多雨裂沟，道路崎岖陡峭，冬季冰雪封冻，无法通行。针对这些特点，二三六团日常有目的的开展了适合性训练，筹备了相应的装备和物资，为部队摩托化行军做好准备。
野营拉练是检验部队“吃、住、行、打”能力的主要手段。大部队摩托化行军组织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必须做到不走错路、不掉队、不发生事故、准时到达，才能保证预定任务的完成。
1975年夏秋之际，七十九师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演练，全师各部队从邢台营房出发，目标山西大同左云县和右玉县之间的战术演习场，二三六团担任前卫团，全团齐装满员，140多台大小车辆摩托化开进。
当时，为了“防苏”，部队使用的地图“有横无纵”（只有东西方向道路标识，没有南北方向道路标识），这对军事干部判图识图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让六连担任前卫连，六连连长周森源同志是军测绘参谋，判图识图能力较强，下放到二三六团后任连长。
我对周连长提了三点要求：一是不能走错路，关键路段做好标识，设好岗哨，引导全团行军；二是每天与团本队保持25公里（一小时路程）左右的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否则将影响大部队的行进；三是给你们连配备摩托车和电台，随时与团指保持联系，报告前方道路和河流情况，确保全团行军顺畅。
同时，给炮兵股长配备摩托车，允许他 “上窜下跳”，协调好全团的行军，机断处置行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出发前，我命令将团里的三台牵引车全部带上，备足了枕木、缆绳等物资，以备渡河时的不时之需。
当时正值雨季，河流处于丰水期，许多季节性河流没有桥梁，河床多为沙石，车辆涉水通过时极易熄火，陷入河床的车辆会在河水冲刷下越陷越深，阻挡后续部队通行。
部队行至保定阜平时开始下小雨，上游来水不断加大，我当即决定将两台牵引车调上来，先行过河，然后组织部队迅速过河。河中熄火的车辆被牵引车及时拖出，避免熄火车辆阻塞道路，影响大部队行进，部队安全过河后，河水便迅速上涨，如果再耽搁一小时，后续部队将无法过河而掉队。
紫荆关，是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坐落在易县城西40千米的紫荆岭上，是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道路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部队通过紫荆关时，盘山道路弯曲陡峭，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一些驾驶员看着深不见底的峡谷，车辆不自觉地往崖壁一侧靠，干部们用报纸将驾驶员一侧的车窗贴上，站在车外驾驶员一侧，指挥并鼓励驾驶员谨慎驾驶，通过险路。
从大同到右玉的演习场百十公里的路程全是沙石和土路，车过大同开始下小雨，我命令部队不做休息，连夜赶路，避免雨后道路泥泞车辆趴窝。车辆行驶在如同抹了油的路面上，时常发生侧滑，驾驶员放慢速度，谨慎驾驶，全团齐装满员140辆车，于当天深夜顺利到达目的地。
二三六团凭着周密的计划、严谨的组织和充分的预案，预计三天的路程，两天半就到达指定位置，比兄弟部队提前半天时间，全程未损一车，未伤一人。
全师到达集结地后，二三五团于团长开玩笑地说：“老刘，本想撵着你的“屁股”走，没想到你走的挺快，一直没看到你的影。”
野外演习训练二三六团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师里对二三六团的表现感到惊奇。
此次演习，二三六团刘新杰副团长借调师导调组工作，邹立清师长见到我开玩笑的说：“老刘，行军走的不错，演习搞的也不错，是不是刘副团长把演习方案事前告诉你们了？”
我答到：“刘副团长从未联系我们，行军途中也不可能联系我们。我们是根据此次演习的地形，按照实战要求，部队就应该这样部署，进攻战斗就应该这样打。”
我在二三六团工作的八年时间里，带领全团指战员圆地满完成了师、军两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在新的岗位上书写了一个老兵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忠诚，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南京步校撤编后，一百多名优秀的军事干部分配到野战军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批干部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和平时期，原部队本就积累了有许多干部需要提拔安置，步校干部的到来又要挤占部队的一些职位，时任二十七军军长曾说过，“如果考虑二十七军自身干部的情况，不是军区压给我们，这批干部我们一个不要。”
1974年，石家庄高级步校恢复重建，原南京步校的一些干部（七名）调入高级步校工作，回到了他们热爱的教学岗位，最后都在部队离职休养，这些干部无疑是幸运的，当时我因担任基层部队主官未能调入高级步校工作。
关注时事
1976年至1978年间，大批军队干部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步校撤编后分配到野战军工作的干部大都被安排转业。
当时，团里的副团长和副政委各有四五名，他们大多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团级干部，为建立新中国和建国后军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带着一身伤病，拖家带口返回原籍或选择异地安置，结束了他们光荣的军旅生涯，这对许多干部和家庭无疑是一生的痛。
对团里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我提出了“要人出人，要物给物”的原则，积极解决转业干部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的满足转业干部的要求。
团里派人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商安置事宜，解决干部初到地方的生活问题，最大限度的安排好转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转业干部大多比较满意。
打倒“四人帮”后，全军军队院校陆续恢复重建，北京军区重新组建了北京军区步兵学校。
1978年1月，我离开二十七军，调入北京军区步兵学校，重新回到军队院校工作，1986年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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