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承光17岁参加革命,烟台解放后与家人失去联系。为寻找父亲的下落,祖父母以及我们家人,寻访了很多父亲的战友和他所在过的部队。但因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特别是他频繁更改名字的原因,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到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2009年找到父亲的墓地。随后,一步步得知父亲的革命经历和牺牲经过。
父亲是八路军
父亲于承光,原名于文焕,曾用名邵仙、于文、孙涛,文登县米山镇南郑格庄村人。1914年3月24日生,1934年7月毕业于北平市私立北方中学校高级师范科。
1931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证明人:丛桂兹—原山东文登二区组织委员、党支部书记)。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西崮头小学教师,实际工作是,为党传送情报,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壮大组织。
1938年2月,他带领几十人在林村参加了八路军。父亲入伍后,担任文化干事,后任文登县大队教导员。(注:天福山起义时负责在文登西部组织人员参军,2月带领四五十人随天福山起义的三军西进,担任文化干事,这是已经用孙涛的名字。后来参加于克恭领导的东海二次起义, 1940年3月6日任文登县大队教导员,1940年3月15日成立东海军分区,于克恭任总司令,文登县大队改编为东海军分区独立5营,任总支部书记,当时不兴叫副教导员,营长是文登中学的老同学杨岫庭,教导员是张新田,不就调走,由孙超任教导员,副营长是柏希斌,青石岭战斗,带领三连参战,赛时礼前辈时任三连的排长。1940年9月改编为新五支而二团二营,任总支部书记,后任营长。 孙于洪明考证,有杨岫庭青石岭战斗回忆录,及赛时礼的亲笔信。)
1941年1月打昆嵛山围剿国民党抗八联军时,战后八路军驻防我们村一带。期间,父亲回家一次。他身穿军装,带一名警卫员,一名马夫,两匹战马和一只军犬。1941—1942年父亲先后任八路军东海军分区五支二团二营分支书记、二营营长(电影《三进山城》作者赛时礼时任连长)。
1942年初秋,父亲调往胶东南海军分区担任营长,后升为团参谋长。
1945年春,上级抽调部分干部到山东鲁南(省军区所在地)受训,行前,父亲又回家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他穿便衣,一人骑自行车回来,祖母问他为什么不骑马、不带“护兵”? 父亲说:“为了安全”。 此时他已改名为孙涛,那年我仅7岁。
1945年烟台解放后,父亲驻军烟台毓璜顶。该年秋部队由山东龙口渡海北上,从辽宁营口登陆支援四野,父亲任团参谋长,姜民锋为团政委。
父亲“北上”后,与家人失去联系。祖父临终时,一直等着父亲,死不瞑目;祖母因思念我父亲,眼泪流干,双眼失明;母亲从此含辛茹苦,承担起扶老携幼的重担,在政府的关照下,将我兄妹几个抚养成人。
曲折寻父路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我们曾走访过我父亲的许多战友和所在部队,结果没有找到。
1958年6月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所在学校济南一中发文至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得到回复:“于承光还活着,他在军队工作,至于具体在哪不能透露”。得到消息后,全家人都很高兴,满怀希望地猜测父亲可能工作的地方。
文革期间,辽宁旅大市革委会在审干工作中,一些由我父亲介绍入党的战友和部下,都曾多方努力寻找父亲,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1976年12月28日旅大市革委会给我校——山东大学革委会一信并转告我:“经山东省蓬莱县驻军54928部队后勤部赛时礼同志介绍:于文焕又名孙涛,可能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光荣牺牲”。
1978和1980年我们经赛时礼叔叔介绍,先后拜访过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姜民风政委(1942年秋任16团二营教导员,孙涛任17团二营营长)。姜民风政委说:1945年秋我和你父亲乘同一条船,从山东龙口渡海北上到“四野”。过海后你父亲由孙涛改名为于承光,我与他开玩笑说:“你改了这么多名字,你死了阎王爷也找不到”。父亲说:“还乡团太猖狂,免得家人遭殃”。姜民峰政委告诉说:“1946年你父亲调到三纵队八师,我在四纵队。你父亲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尊重领导,爱护下级。打仗勇敢,工作积极,是位很好的同志”。
姜政委又介绍我哥哥直接去锦州40军,落实父亲牺牲的情况。当时一名干事接待,说不知道老团长有家属。我哥哥即把家庭籍贯和家庭成员给他做了一一介绍。他做了记录,并出具了两份烈士通知书。这两份通知书哥哥带回后,交给文登县民政局和米山镇政府各一份。约一年后,我哥哥又去40军一次,这次是358团一位干事接待,好像姓刘,约30多岁。他又给出具了两份正规的烈士通知书,同样交给文登县民政局和米山镇政府。那时,我们没能了解到父亲更多的详细情况。
父亲长眠海南岛
1980年3月11日,我校山东大学党委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81054部队政治部一函,写明:“1950年4月解放海南岛战役时,于承光任我部358团团长。部队从雷州半岛乘船在海南岛临高角登陆后,向纵深发展。4月22日该团到达澄迈县,团指挥所正在研究行军路线,突然遭敌机轰炸,于承光团长被炸成重伤,半小时后光荣牺牲,掩埋于当地” 。
而后由于历史原因和条件有限,我们未能与部队取得直接联系,怀抱着迎接父亲回家和祭奠父亲墓碑的愿望,继续着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寻找和等待。
2009年中国人民武警部队120师电话咨询山东省文登市民政局,并通过南郑格庄支部书记找我哥于锡欣,最后又找到我。电话内容:第120师党委决定,为其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于承光团长重新修墓立碑,并邀请家属参加揭幕仪式。
2009年3月31日,在武警第120师和陆军第39集团军特种大队党委,海南省副省长方晓宇及海南省民政厅的关怀下,父亲于承光的修墓立碑揭幕仪式,在海南省临高县《临高角登陆战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临高县副县长曹文、第120师副政委冯红生作了重要讲话。我携妹妹、侄子、女儿3家6口应邀参加了父亲墓碑落成仪式。我们将从山东老家带来的黄土撒在父亲的墓上,又将父亲牺牲地的土带回老家,撒在母亲的墓上,将父亲迎回家,了却了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寻找父亲的愿望和牵挂。
父亲的“北上南下”
自从与父亲生前所在部队建立密切联系后,根据120师军史资料和父亲生前战友的回忆文章,对父亲奉献革命的一生,特别是1945年后的“北上南下”,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1945年秋父亲随部队乘船从龙口北上东北后,被编入到“四野”三纵队八师,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等职。1949年6月任解放军四野第40军120师358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保卫辽阳、三保本溪、四保临江等战役,1947年的夏秋冬三季攻势,辽沈、平津决战,以及渡江、湘赣、衡宝、两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可以说是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了“天涯海角”。[i]
1949年11月湘赣战役中,358团作为先头部队,在父亲机动灵活的指挥下,以迅猛动作攻击前进,突破敌人9次阻击,胜利地越过了九岭天险,为后续部队顺利前进肃清道路。在他过硬的军事指挥下,358团一次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为358团历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ii]
1949年12月广西战役刚结束后,358团就随118师抵达雷州半岛,准备大规模渡海作战。父亲身先士卒,一丝不苟组织训练,经过三个月的苦练,全团指战员掌握了渡海作战技能,为胜利登陆临高角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0年4月17日3时30分,358团随118师全部登岛,突破敌人滩头阵地,迅速向敌纵深发展。4月21号8时,358团向海口以南的琼山方向攻敌侧翼,断其向海口逃跑的退路。当日上午,358团忍受三天三夜行军作战的疲劳与饥饿,顾不上吃早饭,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又向琼山进发。
4月21日17时,358团随军主力插到美亭东西两侧,对敌实施“反反包围”,迫敌内外两面作战,形成了敌我两军主力海南战役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陆地会战。一时间在不到1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双方数万大军短兵相接,激烈混战,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厮杀的难解难分。经数小时激战,敌62军军部被我军摧毁,歼敌3个团;358团于澄迈东北之北排山歼敌754团一部,俘敌200余人。
4月22日下午4时,在部队向海口追击逃敌的过程途中,部队攻占澄迈县白莲镇后,到达加佳村旁的丛林里,团指挥所突然遭敌机轰炸。当时团首长正围在一起研究行军方案,有6发炸弹落在指挥所周围,5位团干部全部负伤,父亲负伤最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半小时后,光荣牺牲,时年36岁。
父亲临牺牲前对身边的战友李伯泉(时任一营教导员,师第九任政委)说:“总想回老家(山东)看看......一直也没机会......这回是真的回老家了......”说完这句话后,永远地闭上眼睛。
4月30日16时,40军主力进至三亚港和榆林港,与43军胜利会师,海南岛宣告解放。
自从参加父亲墓碑落成仪式后回到山东,心里一直不能平静,父亲在世时,我们不在身边,没能好好尽孝道。我和丈夫吕宝宪决定: 将山东济南的住房卖掉,于2010年把家搬到了海南。从此,每年给父亲扫墓,维护长青树,守护先父英灵,弥补了心中遗憾; 让长眠在海南岛的父亲得以安息。
2020年4月22日是父亲牺牲70周年的日子,他临牺牲前的话时常在我耳边回旋,我的父亲,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那伟大的胆识和气质、英勇奉献革命斗争的一生,永远铭刻在我们后来人的心中! 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子孙后代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