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1）
今年是父亲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亲切的身影和慈祥的面容却从没有离开过我，他生前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显现在我的眼前，就象刻在我的心中，长在我的身上似的。离开时间愈长，思念越深。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是个悲痛的日子，父亲在这一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去世后，工程兵党委和领导机关为父亲举办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大会。陈士榘司令员、李真政委和兵种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们，纷纷前来悼念，并向我们家属表达了慰问。 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父亲抗日战争时期的警卫员，也专程从南京赶来，向他的老首长做最后的告别。在父亲的遗体面前，他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道：“你父亲的这双手真巧呀，什么都会干......”。 他的这句话，当时就震撼了我的心灵，几十年来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我经常反复思考着，父亲的手，是拿锄头的手，拿画笔的手，拿枪的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巧在什么地方？
农民的手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唱主角的始终是占据着人口总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群体。中国的农民，是这片大地上最勤劳、最朴实的象征，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勇敢无畏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构筑起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石。这双手见证了四季的更迭，完成了历史的轮回，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繁荣与昌盛，也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中国这片富饶广袤的大地上，农民们始终是最坚实的力量。他们的付出和贡献，不仅为自己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也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父亲出生在农村，家中祖辈也都是农民。他自小在农村环境中长大，跟着父辈们在田野里干着各种各样农活，因此他熟悉各种各样农活的做法和流程，无论是播种、施肥、除草还是收割，都能得心应手。在父亲的心中，土地不仅是他生活的基础，更是他情感的寄托。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养育了他和他的家族。他不仅是农民的后代，更是这片土地的传承者。虽然父亲后来读书上学，参军打仗，但这些都掩盖不住他身上的农民气质，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农民。农民的双手，首先是能干各种各样的农活。这一点在父亲的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我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未。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作为军人的父母，跟随解放大军一路从山东转战至华东，我就是在这个征途中出生的。1952年，父母调入北京工兵司令部机关工作，这个军队大院位于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我就是在这个大院长大的。对于父母的往事，小的时候我不懂事，记起的不多。但当我渐渐长大开始懂事的时候，对父亲感受最多的却不是他军人的一面，而是他农民的一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十一二岁，正是长身体和开始懂事的时候。却赶上国家遭受到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国内粮食连年欠收，再加上国际环境恶劣，以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了严密封锁，北方苏联也趁机对我国施压，他们逼债催债，迫使中国用优质农产品，偿还抗美援朝期间欠其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大面积粮荒。在农村，饥饿的农民只能靠挖野菜、吃草根树皮勉强度日，不少严重的地方甚至还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在城市里也不能幸免。为了应对饥荒，政府为每个人都制定了严格的粮油定量。我记得当时定的是干部每人每月27斤，我们少年儿童只有17-21斤。而且是粗粮据多，细粮（指大米白面）每人每月只有二斤。副食中，每人每月食用油只有二两，肉半斤，菜则是每天半斤。这点粮油，在当时是根本不够吃的。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挨饿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且我当时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更是能吃，对挨饿的体会尤其深刻。我也经常去挖野菜摘榆钱抓青娃，用这些充饥。父母当然也想尽办法能让我们吃饱一些。例如当时可用一斤粮票换5斤红薯，我们家就换了不少红薯来吃。而红薯吃多了又引起身体浮肿，胃口反酸等副作用。部队机关大院也想了一些办法，将大院里的树叶收集起来提取其中淀粉制成“树叶糕”分给各家一点。我记得树叶糕是黑黑的，吃在嘴里粘粘的。有一次每家还分了半只黄羊，是工程兵部队在西北地区施工打的，虽然吃起来味道很腥很膻，但只要是能填饱肚子，吃起来就是香的。
这真是一个艰难时期呀。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发出了号召，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大种粮菜，克服困难。全军部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动员全体官兵利用一切边角空地大种粮菜。父亲这时就充分彰显出他农民本质的一面。他响应党的号召，大力开荒种田，率先将我们所在的工兵大院围墙东侧与相邻的总后大院围墙西侧之间宽约50米，长约200多米的近二十亩的荒地开垦出来种粮种菜。父亲不仅自己亲力亲为，还经常招呼上同事，有时也带上我一起开荒种田。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一锹一锹地翻土，一桶一桶地提水，一行一行地播种，一垄一垄地栽苗的身影。在这几年中，我跟在父亲身后翻土除草、平整土地、播种浇水，先后学会了种植小麦、玉米、红薯、荞麦等农活。我知道了种小麦要在平整的土地上一行一行地先开出浅沟，将麦种均匀地撒入后，再用双脚将两侧的土复盖上踩实。种红薯时要在田垄上先挖个小坑，将红薯苗斜着按进土中浇水后再培上土。我还知道当时玉米的品种有白马牙和金皇后，荞麦花开的是粉颜色等等。这些美好的记忆，如陈年老酒，愈陈愈香。父亲的一些同事也经常前来跟父亲一起干活。他们在一起干活时总是十分愉快，充满了干劲，还时不时地开些玩笑。我清楚地记得，由于父亲开荒种地的面积比较大，有一次他的同事在干活休息时跟父亲开玩笑地说道：“老高呀，全国的自留地，数你的大！”。虽然这是玩笑，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在工程兵机关大院，开荒种地面积最大的非父亲莫属。丰收了，我跟在父亲身后学会了割麦子，挖红薯，掰玉米棒子等。但是这些收获的粮食我却不知道去了那里了，我们家中也从没见过。直到许多年以后，大约在2010年时，有一次我去机关大院老干部食堂吃饭，恰巧碰到父亲当年的老部下于相林叔叔，他跟我谈起了父亲的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道：“困难时期，你父亲经常叫上我一起去种地，但收获的粮食他却全部送给了机关食堂，自己一点没留”。
几十年了，这个在我心中的迷团终于解开了。在那个粮食可以救命的年代，父亲开荒种的20亩地，按毎亩收成500斤计算，一年收获10000斤左右。这些粮食，他送到了机关食堂！直到后来，每年夏季麦收时节，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会组织干部职工去农村参加一至二周的麦收及抢收抢种。部队自然也不例外，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父亲每次总是积极的报名参加，直至麦收结束回家。每次回家后，我们都会发现父亲明显晒黑了，手也粗糙了。
除此之外，这双手还会养花、养羊、养鸡、养免等，而且还会做木匠活。
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比较匮乏，生活十分艰辛，但这挡不住父亲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我们家当时住在机关大院东北侧一幢三层楼房的一楼，他将窗前的一小块空地打造成一个小花园。窗前搭了二排各三层的花架，上面摆满了种有各种鲜花的花盆。这当时在机关大院也成了独特的一景，也为严肃、庄重的机关大院增加了一抹色彩吧。为了养好这些鲜花，他与当时机关大院专职养花的花匠老黄，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怎样养好花。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在这个小花园中玩耍，还留下了不少照片。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种的昙花，这种花当时只能在傍晚时才开花，特别神奇的是它白色的叶片从完全紧包在一起，到全部绽放开来，只有短短的几十秒，然后就会迅速地凋落。这种花的颜色是白色的，而且还可以吃，因此要在花谢之前采摘下来，用于煮汤或泡茶赶紧吃掉。我也吃过这种花，但味道却记不起来了。趁着花开的这短短瞬间，我们抓紧时间和花合个影。现在翻开这些老照片，看到父亲静静地坐在花前深思的影像，我想正是这美丽的花开瞬间，给在繁忙工作中的父亲，带来了片刻内心的宁静和慰藉。这个小花园给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至于父亲会养羊我只有模糊的记忆，只记得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家确实养过二、三只羊，是白色的。但也就一、二年后，就不见了，估计是当时机关大院不准养大牲畜了吧。后来我听家中的亲戚说，当时是因为母亲生下弟弟后没有奶，就养了几只奶羊挤羊奶喂给弟弟吃。
不久机关大院搬入新址，搬到西边几公里外的另一个较大的大院里。我们也跟着搬家了，新居是一幢新盖的四层楼房，我们住在楼房一层的东侧，窗前是紧靠大院的南边围墙，没法养花了。好在房屋东边有块空地，父亲种了两棵葡萄树，搭起了一个二米多高的葡萄架子。种葡萄也是个技术活，不仅要细心栽种浇水施肥，而且冬季还要将整个葡萄藤埋进土中防止冻死，开春暖和时再重新放到架子上。葡萄架子侧边还搭建了鸡窝和免笼，养了几只鸡和一窝免子。父亲经常带着我们，去院外挖野菜割青草用于养鸡喂兔。夏天到了，高高的架子上铺满了绿叶，遮挡住了夏日的烈焰，串串紫红色的葡萄粒粒饱满的垂挂在下方，使人垂涎欲滴。我们经常一边坐在葡萄架子下边玩耍和乘凉，一边喂着和逗着可爱的小兔和小鸡。我记得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长得十分的高大和漂亮。它浑身披着黑色的羽毛亮闪闪的，头上顶着一个硕大鲜红色的鸡冠，经常高昂着头像个将军一样神气十足的走来走去。但是它的脾气却十分温顺，我们有时摸它抱它时它也不跑，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们吃惊地见到妈妈拿出一把刀磨起来，并跟我们说今天要把这只大公鸡杀了给全家改善伙食，我们几个小孩好像商量好了似地，异口同声的反对。最后妈妈在我们坚持下只好同意不杀了。大公鸡依然高昂着头威武地走来走去。可是有一天大公鸡却突然失踪了，不知是被别人偷走了还是自己走失了，反正找不到了。为此我们伤心了好一阵子。当时我们是那么的开心和快乐。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幸福的童年。
父亲会做木匠活，搬新家后，我才知道。由于新房子面积比原先大了许多，就空出一间屋子专门做客厅。但客厅空荡荡的没有家具。这时父亲就找来一些旧木板，钉钉铛铛、敲敲打打、锯锯刨刨。居然做出了一大二小一套沙发。但沙发套却是个难题，因为当时棉布是凭布票供应，只将够大人小孩穿衣使用，没有多余的棉布来做沙发套。但这难不倒父亲，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些旧麻袋，洗干净后并重新染上色，缝缝补补地做成了沙发套。客厅里摆上沙发就显得十分气派了。在这个客厅里，父亲接待过他的许多同事、战友甚至还有首长。他们坐在沙发上，愉快地交谈着，还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还记得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和政治委员黄志勇中将，都曾坐在这个沙发上，和父亲喝茶聊天，无拘无束，开怀大笑，亲切交谈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