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曾给两个主人放过牛。
第一个主人是在辛安西面不远的东峪村。每年的麦收前，正是大烟收割的季节，收割大烟季节性很强，当大烟成熟后，必须在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内收割完毕，否则过时就不出烟了。收割完大烟紧接着小麦成熟，收割小麦。
那时我经常跟父母下四乡要饭，常遇到一些好心人说：“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不要领着挨门要饭了，应该找个人家放牛，挣口饱饭吃，比要着吃强。”父母亲认为他们说的对，也想找个合适的人家让我放牛，当在东峪村遇到一户人家问母亲是否愿意把儿子留下放牛时，母亲同意了。当时，我除了放牛外，还得干些家务活，如早晚打扫院子、担水等，我虽然才十一岁，可这些活我都不愁。在这家干了不长时间，掌柜家的大烟收割后开始收割小麦。
一天，麦场打完，麦穰垛好，天黑了，掌柜的回家做饭吃去了。我一个人担着两个大提篮，往家担麦糠。麦糠本身不重，但是两个提篮大，钩担钩挽起来，前后老是碰地。场院在南山坡的高崖头上面，来回走，得爬一个大陡坡，下来坡又得过一道小河，那天刚下过雨不久，河水没到我的腿肚子，即使跷着脚走，提篮也得着水，每担一趟，真是不容易。放了一天的牛，我本来早就饿了，确实没有力气再担了，可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掌柜的叫你干你就得干。掌柜的小两口在家做好饭后，他们先吃起来，有说有笑的谈着今年大烟收了多少，能卖多少钱，小麦收成也不错，高兴得很。我放下钩担想吃完饭再去担，他们说：“不行，你得把麦糠都担回家再吃饭。”我没办法，只好依着他们说的去办。拿起钩担又一趟一趟地担麦糠。一直担完才吃饭，这时大约已经半夜多，他们也睡觉去了。
他们这样对待我，我当时心里确实难受极了。心想：我虽然还不是个大人，但我也是个人，因为家里穷，才给你们干活挣碗饭吃，在人格上并不比你们少什么？你们拿我不当人待，我还真没看起你们。心里这样想着，既恨又恼，痛苦的眼泪不断地流着，夜深躺在炕上怎么也不能入睡，越想越受不了他们这样的欺负。
第二天吃过早饭，照常牵牛出去放牛，但是我没有真正的放，顺着河崖，到了蔡头村我家住的那里，这天母亲正好没外出，见到母亲，我放声痛哭起来，又把掌柜的叫我担麦糠的做法说了一遍，并坚决不在那家干了，母亲听后，又心疼我，又恨那家人，想了一个办法，叫我先回去，说：“明天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我去那庄要饭，接着去看你，你就趴到我怀里哭，什么也别说，我问你时，你就说想家，我就要求掌柜的说，小孩还小虽然家穷，没离开过家，这样就领你回家来。”第二天中午时分，母亲真的去了那家，我放牛也正好回来，就按昨天母亲说的那样，见到母亲趴到她怀里哭起来。掌柜的看我哭得伤心，没办法就答应放我回去了。
回到家，我又拿起要饭棍开始下乡要饭。一天，来到辛安的东北一个叫盐滩村的村庄。在村子东南角单独有一户人家，姓宋，是位五六十岁的老头。他问我父亲，是否想把我留下给他放牛，父亲答应了，条件是我给他放牛，早晚干些家务杂活，他只管我吃饭，别的什么也没有。干到古历八月十五下工回家。因为八月十五以后，农忙开始，都在起地瓜、花生等农作物，我回家后好在人家收过的地里再拾些地瓜、花生等，一个秋季可拾不少，晒成瓜干可吃很长时间，比单一的给人家放牛要好得多。
盐滩东面南面是一片辽阔的海滩，芦苇、杂草丰茂，放牛很方便，人也稀少。这一片最大的地主宋福巨，就是这个村。他儿子十八九岁，什么也不干，爱放牛，去海滩玩，常约我跟他一起。
我被留在这家时，是六月，天还很热，我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烂的小裤头，光着膀子打赤脚，裤头破了或脏了时脱下缝补、洗时，就得光着身子，全身一丝不挂，十一岁了，全身什么都露在外面，出出进进的，尤其大门口经常有些乘凉做针线活的年轻妇女，来回从她们中间过，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她们都不介意，可是我心里确实受不了，难过极了，痛恨自己为什么会穷到这个份上？世界上像我这么穷的孩子到底还会有多少？
到了八月份，秋天来临，各种草都长成熟，结了草籽，养分充实，牛吃了也上胖，加上我精心管理和放养的好，牛的膘大毛色光滑，掌柜的看了也很满意。
转眼八月十五来到了，我要下工了，掌柜的不想让我走，还想继续留用我。我还是按约定的时间下工。回到家，使劲地跟父母一起下地拾地瓜，一天能拾二、三百斤，晚上回来再切成片，白天晒，一季收了近千斤瓜干。但有一天我却得了肚子痛症，连续五天五夜，一刻不停痛得在地上打滚，母亲一刻也不离开我，不是给我捶背、揉肚子，就是背起我来到处游走。五天后，我肚子不痛了，却把母亲的身体拖垮了。
秋天过去了，到了冬天，又有人把我介绍给辛安街东南村小庄的一家去干零杂活，还是和以前一样，我给他干活，他管我吃饭。这家只有小两口，男的是吹鼓手，有一帮人，周围村庄有什么红、白事就请他们去。平常没事，两口子就躲在屋内，练吹乐器，别的什么活也不干，也因为大冬天，没有多少活。把我叫去，只是帮他们担水、扫地，拿柴火做饭的干些零活。
当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我懂得，人家叫我上他家不是养我，是要给他出力干活的。如同一头小牲口，人家买来不是为了养着好看，而是为了使唤。冬天农活不多，家里的零活干完了，冬天夜长，我就早起来背起粪筐，到庄外转着拾粪。过去农村勤快人，都早起去捡粪，这叫人勤地不懒，肥水足，打粮多。我虽然年纪小，庄户地里的活，我也懂得一些，早起来外出拾粪，也是我自己主动干的，掌柜的和四邻都很喜欢我，说是庄户地里的好孩子。我倒不是为了讨他们的喜欢，说句好听的，是为了挣他们这口饭吃，吃得心里踏实。我虽然是个小要饭的，但却是个好人，是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早上起来出去拾粪，必须起得很早，因为过去农村勤快人多，大部分人都早起来拾粪上地，我的身份不同，不能拾不着粪，空着粪篓回，那样的话，不用别人说，自己就不好意思进掌柜的家门。因社会荒乱、农村养狗的很多，狗粪也多些，我每天早晨出去拾两趟，都拾得满满的，因为我比别人出去的早。有时候第一次拾得多，找个地方藏起一些，防止第二次出来，拾不着，就把藏起来的那些粪装进粪筐，还是空不了筐。
每天早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冷，睡不着。我一个人睡在两间空屋里的土炕上，底下没的铺，上面没的盖，身上的衣服破烂又单薄，不是露腿就是露腰，脚上连双袜子也没有，鞋前面露着脚指头，后面露着脚后跟，身子缩成一团，两手使劲抱着两条腿，越睡越冷。特别快天亮时就更冷，只有起来，在屋内来回跺脚，再出去拾粪。在外面转时间长了，冷的还是受不了，回来在屋里点火烤一下再第二次出去。一九四一年年底的冬天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后来，我离开了这家，因为他整天吹吹打打的，我很看不惯，认为不是一家正经人家。
后来通过别人介绍，我又给黄岛柳沟村高镇忠家放牛。这年我十二周岁。还是一般的老规定，我给他干活、放牛，他管我饭吃，夏天给我买一件蓑衣和一顶斗笠子，别的什么也没有。我不和大伙计一样，到九月九日就下工，我是整年在那干，主要是给他们放牛，饲养两头猪、一头驴，打扫院子、担水等。农忙时还得参加收割耕种。说起来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实际干的活并不比大人少。高镇忠在柳沟村的西头沟下住，全家九口人，加上雇一个大伙计和我这个小放牛的共十一口人，除老掌柜的老两口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小掌柜的才结婚。大掌柜的有两个小孩，他多数时间出远海打鱼，在家时间很少。
我到他们家，每天都起得很早，也用不着别人叫。这一套工作，我很快熟悉了，从来也没有用别人指使才干。早晨先打扫一遍院子，等吃完饭，再打扫一遍驴栏、猪圈和牛栏，才身背粪筐，手牵黄牛外出。这些活中最累的是担水。一对水桶不算小，因为我年龄小，钩担上的钩一直得挽起用，不然水桶根本就挑不起来。街道都是沟沟洼洼的，特别是大门坎高，担起水来，经常碰着。海岛上缺淡水，全村几十户人家只在东南角上有一口井，夏天水够用，冬、春时水就很少很少。担水得专门拿出时间去井边挨号排队，轮到时，要先把水桶放到井底下，人再下去慢慢地等着，水泉出一点刮一点，刮满水桶，人先上来再把水提上来。因为掌柜家人口多，加上牲畜，用水量大，担水很使人发愁。夏天，天天在四野里放牛也是个苦差使。小岛不大，土地很缺，草也很少。在田边地头上放牛，一不小心牛会吃人家的庄稼，一旦被人家发现，轻的熊你一顿；重的骂你一通，再打你几下，也得受着。最怕的是把牛给牵去，叫掌柜的出面去要。那时年龄小贪玩，一次把牛撒开，几个小放牛的在一起玩，牛吃了人家十多棵庄稼，被人家看见了，硬要把牛牵走，还说的很不好听。我急了，苦苦哀求，他不肯，拽着牛绳不放，我也死死拉着绳不松手，一个劲地说好话，磨蹭大半小时，他也累了，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加上另外几个小放牛的帮着说好话，才把牛给我。这次教训很深刻，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把牛撒开了。
野外的放牛生活，从春天开始，到秋后结束，整整一个炎热的夏天，都是陪着黄牛度过。闪电雷鸣、风里雨里，都在田野的地坎、沟边坚持。我本来生得就不白，皮肤被晒成古铜色，像非洲黑人一样。夏季麦收，掌柜家男女齐出动，我这时不再放牛，而是牵着驴往场里驮麦。他们收完一块地，必须接着把它往场里驮完，要不他们转移到别的地块，这里就没人给上驮子了。地有远有近，近的时间来得及，远的就很难赶上他们，来回跟着驴跑一天，到夜里腿真是拉不动了，累得很。那头黑驴咬人，很凶，大人基本上不能靠近，谁要靠近它，两条前腿抬起够着就咬，掌柜的都被咬过。那天，我肚子疼没有出去放牛，中午也没能喂驴，老掌柜高镇忠刚走到驴槽前，大黑驴上来就是一口，把他的左襟撕去一块，在嘴里嚼了几下就吃到肚子里去了。
九月九日重阳节到了，这时也没有什么农活了，大伙计下工的日子也到了，牛也不能外出放了，我就在家里干些零活。实际一点也不轻松，主要的还是喂养两头猪和牛、驴。我发愁的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挑水。二是铡草。这个活，都是我和老掌柜干的，他向铡内续草，我按铡铡草，常出现草续进铡口去，一下两下的铡不下来，因为人小力不足，守着老掌柜，心里又怕、又急。还有一件就是割喂猪用的花生饼和喂牛、驴用的黄豆饼。一个大饼需要割成碎片，用水先泡碎再用，天天用天天割，因为饼很干，两手都磨起泡。就这样，一年为掌柜家，拾掇得湖净场光，寸草归垛，颗粒归仓。大伙计干到九月九，掌柜家给四元工钱就回家了。我等到古历的腊月二十八、九，掌柜的给几个馒头当作过年干粮，也回家了。家虽然穷的叮当响，但是过年时，全家聚在一起，总能包顿饺子吃，父亲无论如何，总得买一斤或两斤豆腐，他说：“豆腐、豆腐，大家都有福”，无论如何总少不了鱼，他说：“鱼、鱼，年年有余”。都是图个吉利使全家高兴。可在家过一个年住不了几天，大年初二我又要返回黄岛掌柜的那里去了。
俗话说：福是人享的，罪是人受的，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我每次过年回家，来回这两趟，真是够苦的。十几里路远的海滩，经过一冬天的结冰和雨雪，成了一片冰天雪地，一眼望去，根本就望不到边。冰雪深的地方可达一米多。海水上潮落潮时，把很大的冰块，击成了大大小小的碎块，尤其是中间水流动处的冰块，横三竖四东倒西躺，有的简直就是立着。主流水道落潮时，水又能把冰块带走露出滩来。有的地方上面是冰，下面是水，或被冰块堵住一汪汪地，行走非常困难。特别是年根和过年后正月十五以前，进出岛的行人极少，单独一个人在这样一片冰川里行走，很难掌握准方向，容易走偏。走到海里去就更危险了。我总是脱下鞋袜和裤子，先把裤子搭在肩上，再把鞋袜用腰带捆好别在腰里，光着腚在北风里，从这块冰跑到那块冰，急速走着，有时在冰块的中间通过。有时又遇到碎冰块和水淌过，这时就能加快速度前进，缩短时间。但也必须掌握好方向看准目标，不能走偏、迷路。一九四五年大年初二，我走偏了向东南方向出去一里多路，发觉后又拐了回来。到掌柜家对他们说时，都大吃一惊，埋怨说：“太危险了，来这么早干啥？不在家多住几天，等路上有人走的时再来也不迟”。我全身被冻得通红发紫，失去了知觉，他们不叫我烤火，要我在屋内地上不住地跺脚、蹦、跳，觉着身上发热时，才让我住脚。
一九四三年在辛安这一带，发生了伤寒病，这种病对人的生命危害极大。传染性强，发病死亡率高，我们全家在这年的夏天全部得上这种病。这种病的特点：浑身疼、发烧、四肢无力、周身浮肿、皮肤发青、紫。快的得病后，上午发觉下午就死亡。人们对这种病常说：“上午死了有人埋，下午死了没人抬。”父母得了病，不能外出要饭，躺在家里，生活也就更加困难。只能坚持着在本村要点吃，或者到庄头村边挖点野菜，摘点树叶等度日。在病重时不能外出，只能早晚爬出去，到公路西边小河沿菜园地里，拾些烂菜叶子回来煮着吃，也捡些韭菜叶用水煮着吃，用煮的水烫脚、腿等，全家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过，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一切，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整天埋头干活、放牛。父母病重，日夜想念我，托入捎信要我回家一趟看看。得知父母有病，心里紧张起来，知道父母的病一定不轻。一般轻病不重要，就不会托人捎信给我。心里难过极了，眼泪也不断地涌出，又不得不自己安慰自己，把难过往心底里压，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难过的样子，我拿定主意向掌柜的请假说：“家里托人捎信说我父母都有病，要我回家看看。”掌柜的就答应了。因海潮关系，当天没能走，必须等着第二天十点多才行。夜里一点也没有睡着，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熬过一夜，又抓紧干完一早上的活才往家走，一路上小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想尽早赶到家见到父母，也让父母赶快看到我，一口气跑到家，一眼看到父母和妹妹弟弟都在家里，躺在土炕上，泪水止不住地流出，他们先后得病十几天了，手、脚、腿及全身都肿得很吓人，青一块紫一块的，用手指按下去老大会也起不来。父母看到我回来，在表面上看不出有难过的样子，却露出笑容显得高兴，妹妹和弟弟却不然，说声：“哥哥你回来了”。就放声大哭起来。父亲禁止她们哭，说：“你哥哥来看咱们来了，哭什么？”全家人病得厉害，不能外出要饭，生活极其艰难，我来家只能看看，别的什么忙都帮不上，更不用说想办法去请大夫看看。母亲说：“你来家看看就行了，明天就回黄岛去，在家多少天都一样，反倒增加生活得困难，都没的吃，回去后，也不要挂念家里，俺不要紧，一定会好的。”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一早就回黄岛去了。不长时间我也得了病，开始四肢无力，周身疼痛，然后就发高烧，腿脚开始浮肿，尔后全身都肿，皮肤由红变青紫。自己心里明白，是因为看家里人被传染了伤寒病，尽管有病，干活还是照常，一点也没少干，自己也无人诉说，也没有人问过什么，家里父母也不知道我也得了病。这年我十三岁，正是秋天收获季节，掌柜家的人都上坡去砍高梁，割谷子等，我这个小放牛的就天天牵着驴往场里驮庄稼，一连几天，腿脚跑得厉害肿得很粗。一直坚持到收完庄稼，身体确实累得难以支持下去了，但还是放牛干活，一天也没停下，二掌柜的高全义的家属看我病得危险，没有叫我去长工屋和其他大伙计们睡，让我在她们炕上，和她们一起睡，说“一方面炕还热乎点，二方面因为发高烧，晚上喝水，还方便些。”我病得难受听从她的安排。第二天我再也不好意思去了，又去了长工屋和其他的长工们睡在一起。
老掌柜高镇忠，看我病得厉害，也许怕在他家里出什么差错，便对我说：“我送你回家休息几天，病好了再回来”。我答应了，第二天，他把牲口备好，把我扶着骑上去，他在前面牵着，我不能坐就趴在上面。送到我家住的蔡头庄头，离我家还有百多米远时，老掌柜停下，叫我下来自己回家，他也就回去了。
我走到家，看到父亲，母亲和妹妹弟弟，他们的病好了不少，但还没能出去要饭，心里有些高兴，但自己却一头倒在炕上。他们看到我病得厉害，心里都非常难过。到了晚上随着父母喝了点野菜汤，母亲说：“明天你还是坚持回黄岛掌柜家，在家里没有的吃”。实在没办法，第二天，一早离开家，拖着沉重的病体，又向黄岛返回。真是雪上加霜，这天又下起大雨，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就我一个人带病在路上默默地走着，雨在东北风的催促下，不紧不慢地下个不停。我周身淋透，全身冰凉，上面顶着瓢泼大雨，下面淌着哗哗的水，十里多路，艰难地走到了中午才赶到海边。真是越渴越给盐吃，海水与天际的雨水连成一片，茫茫无边，形成一个整体。我想，避下雨歇歇，等落下潮再走，但没有地方去。前面一片海水，北面盐滩上有盐房子，但很远，在雨中刚望到个影，后面是刚过来的村庄四五里路，也不能返回，只有南面盐屋子近些，有一里多路，决心到南面盐屋子那里避雨。但是路的南边就是一道排水沟，不好过，又另外找了个有人经常走过的地方，下去看看能否过去，心想：反正就这样了，任凭命运吧！海滩上都是稀泥，地上很滑，顺着路边慢慢地滑到水里，说也巧，正好没到脖子，晃了几下，呛了几口水，算是命大，没淹死，过去了。顺着盐池堤岸，在泥泞里走着，磕倒几下，又爬起到了盐屋子。门向南敞着，里面有人。我进屋内，把那人吓了一跳。我病得这么厉害，全身都是泥水，真没个人样了，一腚坐到地上背靠着门，没有说话，确实已经筋疲力尽，有气无力了。
屋内的那个人，是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壮汉子，也是外地人，被雇到这里给人家晒盐。他开始问我干什么的？怎么这样的天来这里。停了一会我才回答他的问话和向他说出由来，他听了，很同情我，因为他也是穷人。他让我起来坐在小木凳上，把他刚做的东北高梁米干饭，盛了上尖的一大碗给我吃。菜是韭菜用开水烫了又用大蒜捣碎后调的，他在小桌的西边，我和他面对着面，实实在在的吃了那一大碗饭，又喝些热水，身子暖和些了，上牙和下牙也不再碰仗了。觉着他做的饭又甜又香，太好吃了。饭后我要走，他说不行，潮水还没落下去，等一个小时以后，才能走。我坐在那里迷迷糊糊地休息了一会，他说：“现在潮水落下去了，你可以走啦。”雨还是在下，我告别了那位途中的恩人，顺大堤回到原来的路上，踏着刚落下潮水显出来的海滩向黄岛走去，天黑时我才到柳沟我的掌柜高镇忠家，真是没有办法，昨天刚把我送走，今天我又自己回来了。我想：我回来也不白吃你的饭，我会尽力的给你干活。就这样我还是天天坚持照常干活，放牛。
以后，我的病一天好起一天，但是全身脱落一层皮，头发也掉光了，以后才长出新的来。
病好了以后，大家都很高兴。没有倒下去，挺过来了，真了不起。掌柜家也很喜欢。秋收完了，因为掌柜的已经分家，不再雇人，我也就不能继续留在他家，只好另换地方干活。 一九四三年秋天，离开柳沟村高镇忠家，我又来到卧鹏村欧发正家。
这年冬天在他家干了一冬，腊月二十八才回家。他家和高镇忠家人口状况、土地和养的牛驴、猪等情况基本一样。我还是以放牛为主，饲养管理驴、猪、担水、打扫院子和其他零活。这些事，我已经干得很熟练了，什么事怎么干，先干什么再做什么，用不着别人告诉。
又熬过了一年，经父亲和老掌柜欧发正协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有了工资，一年给四毛钱（大人一般干一年四元钱），因为家里没有钱用，刚过年父亲就把那四毛钱支出来用了。
这时，我们的家乡沂蒙山区一带已经解放了，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实行“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等一系列政策。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情绪空前高涨。这时，老家里的人，不断地捎信传信地叫我们回家，不要在外地要饭了。父亲听了，决心回家乡去。古历四月份的一天，父亲来到黄岛欧发正家，叫我回去，好一起回老家。父亲把情况对老掌柜欧发正说明后又掏出三毛钱还给他，他立即不高兴起来，并说一年四毛钱，你怎能拿三毛钱来，为什么不拿足四毛钱来由我留？留多少是我的事。当时我就明白：因为父亲手里没有那一毛钱，若是有，一定会足数拿四毛钱来的，父亲拿三毛钱来，也不知犯了多少难为。是老掌柜的有意为难父亲。父亲和他争辩说，小孩干一春了，还不抵一毛钱。掌柜的在这一毛钱上找茬，目的是他舍不得让我走，他明白，再找个如我这么实在能干的人很不好找，再说，又快到夏季了，该出去干活的，早出去了，这时候找人不好找，会影响他的活，牛没人放。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了父亲把我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