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一点失去这样难得的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战略区——苏中区开会。这一年的5月上旬，法西斯德国已被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已日薄西山，岌岌可危。但日本投降来得这么快，仍有点出于人们的意料。
1943年，有一句很鼓舞人的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但这一年没有打败希特勒，重要的原因是英、美拖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虽然如此，但是先打败德国，再打败日本，则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头脑中了。
日本投降前夕，我作为苏北记者的代表，去参加苏中记者代表大会。他们要选举出席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已决定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企图独占抗战的胜利果实，我们则以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与之相对抗。
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形势大变。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立即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敌人如不投降，就消灭他们。新华总社也公开发布通告，责成各地记者，就近随军出发，迅速报道大反攻和接受日伪投降的消息。
形势大变，苏中的记者代表大会停止举行，到会代表整装待发。我和淮北、淮南的代表，也立即告别主人赶回各自的地区。这时苏中与苏北之间已经没有敌人的封锁线。我乘船从宝应县北返，归心如箭。秋季的苏北平原，沿河两岸风景如画，我无心欣赏。只嫌那用一支橹摇的小木船走得太慢。
我匆匆赶回黄海边上的《盐阜报》社驻地，人已走掉了一大半。报社的许多同志上了前线，新华社苏北分社的4个记者，在外面采访的，就近跟上部队，原来留在社内的一位同志，没有等我回来，留下一张条子，说机会难得，他也找部队去了。他把收发报台留给我，让我留在社内负责对总分社的发稿工作。
怎么留得住呢?我马上打听部队的动向，得知黄克诚师长正率领新四军3师和2师主力集结在津浦路南段待命。我只好暂留分社值班，过了几天，前方传来消息，3师已回师向两淮(淮阴、淮安)进发，准备解放两淮。
这样，我如留在海边，因为交通不便，会影响对外报道的时效，不如带了电台和有关人员一起上前线，争取直接参加解放两淮战役的采访报道。
当我们赶上主力部队的时候，3师10旅和地方武装已扫清淮阴外围据点，包围了淮阴城。我军向守敌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缴械投降。敌伪师长潘干臣已受国民党加委，以“曲线救国”的胜利者自诩，拒不投降。经过一番准备，我军于9月6日下午2时向淮阴守敌发起总攻，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9000余人，伪师长潘干臣被当场击毙。淮阴宣告解放。苏北分社记者许铭随10旅行动，报道了淮阴之战。
我军稍事休整，于9月13日开始紧缩对淮安城的包围。淮安在江苏是仅次于南京的古城。城墙又高(12米)又厚，易守难攻。敌军北面依托运河，在南部筑工事坚守。我到了3师7旅、8旅的前沿阵地。只见淮安城南的一大片开阔地上，已用沙包垒起10多个面向敌城、半圆形的“炮楼”，它高过城墙，成为可以居高临下用火力掩护我军冲锋的制高点。同时，利用坑道作业，挖了一条长约1500米、通向城西南部的地下坑道。做好准备工作，我军于9月22日上午对淮安守敌发起总攻。一路通过地下坑道进至城西南脚下，准备用炸药炸开城墙；另一路则在城东南部，在火力掩护下，由突击队员攀云梯，突入城内。经过请示，指挥部批准我随攻城突击队登城。8时正，总攻令下，军号和枪炮齐鸣，地下与高空并进。我肩缠红布条，跟在突击队员后边，越过宣传鼓动牌向前奔跑。文工团员在简易的掩体后面唱歌、喊口号给我们鼓劲。突击队刚冲到城脚下，西南面一声巨响，火光和烟雾冲天，城墙被炸开一个大洞，攻城部队涌入城内。我们在火力掩护下，从东南面攀云梯登城。由于各个制高点上轻重机枪的火力发挥威力，突击队员像飞将军从天而降那样出现在城头，进入了城内。各路入城部队由南而北扫荡残敌。激战至上午10时，敌依托高大城墙精心设置的防线，全部被我军摧毁，守敌大部被歼。中午，伪旅长吴漱泉、伪专员李云霈带领残部利用鼓楼和楚王殿的工事顽抗，战至下午3时，也被我全部歼灭，吴漱泉被击毙，号称“铁打的淮安”宣告解放。
战斗一结束，我赶紧从城的北部爬出城墙，在奔跑中打腹稿，一跑到电台，立即向译电员口授苏北名城淮安解放的消息，发往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并总社。总社以急电转播，延安《解放日报》作为第一版头条新闻发表。
两淮相继解放，共歼敌1万5千余人，缴获大炮15门，轻重机枪180多挺，长短枪8400多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大批。两淮解放之后，我军乘胜肃清盐城等地残敌。两淮解放，我军控制了一段运河航线，使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个解放区联成一片。为1946年夏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我于1944年初开始担任新华社记者，采访过收复阜宁县城、淮安外围石塘镇和车桥战役，曾目睹我军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场面，但自己作为战斗的一员，和突击队员一起登城，只有这一次。事后有的同志问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说，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盼到这最后胜利的一天，能和战斗员一起去夺取胜利，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事情。投身这样的一场大的战役，和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和民工在一起，战场上的热火朝天，只感到自己渺小。“皖南事变”以后，我从浙西转到新四军部队曾在战斗部队当过战士，担任过连指导员、团宣教干事和旅的侦察参谋，有一点部队生活经验，我要求参加突击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原载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印的《我们的脚印》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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