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部队在前沿阵地，团后勤处在五圣山下后面，也随国内的形势开展了“三反五反”。部队主要是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这时，正是五二年春节前后，郭主任叫我们通讯班的同志，把财务股的姚大兴股长看押起来，我们不知为什么，就单独关押在一个小地堡里，天很冷，也不给他烤火。过些日子，也就放了出来了，实际他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通讯班，当时不知是谁？给原协理员刘楹厚，提了一条意见说：“他在下碣隅里时，贪污两条香烟。”还给当时的副教导员张庆祥提了一条：“在高原休整时，他贪污后勤处一床被子。”因为条条意见都得落实，他们两人都下到一营，刘楹厚当营长，张庆祥当教导员，后勤处领导就把这两条意见转到团政委刘挺珍那儿，一营这时已在五二年的一月二号上了前沿阵地上甘岭。
团政委打电话给在上甘岭的一营营长刘楹厚，说：“你在下碣隅里时，贪污了两条香烟吗？”刘楹厚明白“三反五反”是全国性的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态度必须好，回答说：“是呀！我是贪污两条香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后方运上来很少一部分香烟，分给营以上干部的，营级干部每人一条，团级每人两条，于团长不吸烟，我打电话向他说：你分两条香烟，你不吸，我留一条，那一条给你，你好再送个人。当时他也同意，我承认贪污，今后一定改正”。政委没再说什么。就又打电话问教导员张庆祥说：“你在高原休整时，贪污后勤一床棉被子吗？”张庆祥一听就火了，在电话里回答说：“他妈的，谁说我贪污被子，那是刘协理员给我的，怎么说我贪污？我没有贪污。”把电话筒一摔不讲了。刘挺珍政委一听他这种态度不对头，当时也火了。接着打电话给营长刘楹厚说：“你的教导员，人家给他提意见，说他贪污一床棉被子，他不但不承认，还态度很不好，骂人，这还了得，你让他马上跑步到团指挥所来。”刘营长只好照办，告诉张教导员马上去团指挥所，张教导员没有办法，知道这是命令，不去不行，只好跑步通过两三道敌人封锁区到团指挥所。张教导从团指挥所下来，没有去上甘岭阵地，而是去了后面团部，路过第四指挥所时，我见到他两手倒背着披着大衣，后面有两个通讯员跟着。
那床棉被子，确实不能算他贪污。部队在高原休整时，后勤处几位领导：郭主任、刘协理员、李允恭队长和张庆祥副教导员都没有被子用，因为当时牺牲了两位粮秣员，是他们两人的两床棉被子，一床给了郭建中主任，一床给刘楹厚协理员。因为刘楹厚还有个羊皮大衣，张庆祥什么也没有，就对刘楹厚说：“老刘，你还有个大衣，我什么也没有，你把被子给我吧。”刘协理员当时想：“也是，他什么都没有，我还有个大衣。”就把他的那一床被子给了张庆祥。后来，不知谁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造成了这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