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王金让老人找到了82年前救了王传均一命的丁广文的后人
我在找到张堤口战斗唯一已知幸存人员王传均之后，就急忙在2023年11月6日，与热心人士王金让联系，告诉他我寻找到王传均的过程。他听后想当高兴，答应处理完家中的事后，就来县城找我。王金让虽然是煤矿退休工人，但与老伴还是住在了远离县城的鹿楼镇张火庄村。这个村与张堤口村相距直线不到4公里。
王金让为了照顾老伴的身体，还专门在大屯煤电公司买了带有暖气房子。他准备11月20日供暖后来煤电公司居住时再到我的办公室，查看王传均的有关资料。谁知他老伴没福，一住有暖气的房子就很不适应，无奈只好又搬回偏僻的张火庄村居住。
安顿好老伴后，王金让老人在12月9日上午来到了县城我的办公室。我就介绍自己如何在网上找到王传均老人，并与王传均老人的亲属联系上的，然后把网上介绍王传均的先进事迹，以及宋丹发给我的四十多张纸的《王传均传》全部打印出来，交给了他。并嘱咐他，天冷，千万不要急着去寻找救助王传均的老人，以防引起他身体的不适。
实际上王金让老人早在我告诉他这一消息后的次日，就开始了寻找活动，并有了一定的线索。因为寻找活动并不是一件难事，虽然82年过去，但民间把这一见义勇为壮举传为佳话的还是人人知晓、有口皆碑的。但难就难在王金让老人年事已高，身体又不是太硬朗，又不会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也没有保暖的交通工具。这让我这位没有这些困难的人，却委托一位有着这么多困难的人去冒着严寒寻找，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一比也就比出了我与他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
王传均老人接受我的委托后，立即就开始了查寻活动，并且有了明确的结果。2023年12月10日，他提出要把所写的寻找材料找人打印出来，然后给我送来。我听后立即给予了劝阻，提出让他找个年轻人加入我的微信，然后拍照片发给我，我进行打印。这样不仅让他节约了开支，还可以省去来往的花销和时间。
我这么一说，王金让老人也觉得有道理。没有多长时间，一个叫“风雨同舟”的网友加入了我的微信，把记满三张纸的寻找材料发给了我。我收到后第一时间转给了王传均老人的家人，并迅速进行电脑输入、整理。
附：
王金让《寻找救治张堤坝口战斗伤员王传均的寻访记录》
2023年12月10日，受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退休人员张兆雷先生的委托，王金让等人着手寻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张堤口战斗伤员王传均的恩人情况的记录。
王金让于2023年12月10，对张堤口战斗时的战场四周5公里范围内的18个自然村行了逐村走访。其原则为：以82年来，全村人所共知，并传为佳话的史实为依据。
1、对救助史实，全村人共认，82年来传为佳话者；
2、要与被救助者后人所讲史实相吻合；
3、要与史料及102岁的“东进讨顽”指挥员孙新民（—营教导员）所提供的战况史实相吻合；
4、受访人应在75岁以上、接近史实的人员为重点。
（一）走访独行运的情况：
在独行运所属村（大队）会计韩光勇（联系电话：15050023118）介绍下，八路军伤员的救助人为丁广文夫妇。两位老人已经离世。其长女现居距丁庄一公里外的魏（位）庄，女婿独行运。
独行运介绍道：我现居鹿楼镇位庄村，今年85岁，退伍军人，中共党员，三等功荣立者，八路军伤员救助者——丁庄村丁广文之女婿。
独行运老伴今年83岁，出生在张堤口战斗发生的当年（1941年）。她听其父母多次讲述救助的经过。张堤口战斗发生后的当夜，可以说没有安然入睡的人，都是彻夜未眠，被悲伤、痛心所笼罩。家父老人心情沉重，每每叹气，一夜未眠，心如刀绞。尚未天亮他就起身回村，行至路上发现了一个躺在路边，用草盖着，一身血迹斑斑的八路军伤员。随机，他叫来家人把伤员抬回了家。首先将其血衣换下。伤者全身多处弹伤、刺刀伤，面部已经辨别不出脸型。于是，他就拿出了一瓶酒，对伤者清洗、擦拭。之后，伤者出现微弱的生命体征，可以开始进水了。然后，他们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待伤情稍有好转后，就把伤者隐藏在了红薯窖旁，用厚草给予铺垫，以防严寒。因当时缺医少药，就又联系了在村西南不远处驻守的八路军115师教导4旅11团1营接走治疗。
（二）走访薛广军的情况
薛广军，中共党员，退伍军人，80岁，现居鹿楼镇高彭庄村，距张堤口战斗八路军最后突围处仅一步之遥，整个战场的惨状尽收眼底。其介绍道：
救治情况：张堤口战斗过去了82年。当年血战时我的父辈薛兆林、薛兆坤40岁上下，年轻力壮，对战斗的实况一清二楚。况且是离战场最近的一家。战斗结束后，对处理英烈善后的事，义不容辞地挑在他们肩上。当天夜里，我八路军联络员、地下党员、爱心人士齐聚高彭庄商议处理办法。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负伤人员的外运救治，以及往何处转运？当时鸳楼村西4公里处驻扎着负责继续“东进讨顽”的部队，准备继续东进。当地百姓称部队驻扎、行军为“过队伍”。驻扎部队属于教导4旅11团1营营部(这与102岁的当年参与讨顽作战的3营教导员孙新民的回忆录吻合)。父辈们确定了抢救方向后，集合了4辆土车子（手推独轮木车，农民生产使用的工具），于后半夜小心翼翼地将有生命迹象的伤员抬上车，一人推车，一人拉车，摸黑行进在坎坷不平的田野里。中途出现了没有生命体征的伤者就被就地隐蔽放置，待后处理。有明显生命迹象的伤员，就继续送到1营营部接收。
突围的情况：战斗进行到下午，我八路军官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了突围。当时前有阻军，后有追兵，十七八名官兵借助着浓浓的战场硝烟，沿着张堤口至高彭庄村前一条小河沟前行。由于伤的伤，残的残，前行艰难，可后面又枪声阵阵。当突围的官兵前行到高彭庄东南角时，日本鬼子的用两挺机枪一起开火，所有的突围官兵一起应声倒下。后面追来的鬼子、汉奸对着还有生命迹象的伤残官兵一阵枪刺、刀砍后方才罢休。
寻访人：王金让（退伍军人、退休工人、距战场不远处张火庄村人，联系电话：13225292301）
我把找到了张堤口点头幸存人员的消息给县档案局领导孙念联作了介绍，他听到后也感到十分难得，想请人帮助录音留存。我听后也感觉很有道理，就又找到热心人士王金让帮忙。
说实在的，我也是不想老麻烦这位老人。天这么冷，他从企业退休，收入也很有限，只是比普通农民好些，况且在从事这一公益活动时还经常遇到有关组织、人员的白眼。可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如他，别说遇到白眼，即使看不到对方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极大的不舒服，甚至恼怒起来。
在我找王金让老人之前的12月9日，我在通过多少天的思考之后，还是决定找一位有着一面之识的机关领导。我之所以找他，是他所在的单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虽然不是单位主要领导，但在基层工作期间很认真，于是在认识时还留下微信的联络方式。我觉得他会把这件事当回事，于是就斗胆地在微信中约他通下电话。内容为：“某局好！方便时能通下电话吗？好给您汇报个事，张兆雷敬约”。
没多长时间，他到拔了我的微信电话。我高兴的不得了，就告诉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有幸找到82年前张堤口战斗幸存人员，这也是已知的唯一一位幸存人员，而且这位幸存人员是经过当地农民冒死相救才得以重返杀敌战场的，建国后级别被定为11级，属于国家高干范围。我请他不要耽误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个年轻的小同志把相关资料取走。
我还告诉他，我这里还有张堤口战斗所牺牲的72位无名烈士中，近几年找到唯一一位名字叫李景胜的家庭住址、亲属的有关资料等。我听他答应安排人与我接洽后，就兴冲冲的来到办公室进行资料的准备。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任何人找我联系。
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到没有引起我多么的伤感。因为我是太了解当下一些机关干部作派的。也正是由此，我不去打扰他们。我无力改变当下，但也不想让当下烦扰我，于是就来个远而敬之的躲避方式，这样也可落个彼此清静。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每当我看到体制内还有个干事的领导、干部就感到特别的亲切，与他们相处起来倍加珍惜，非常爱怜，生怕他们工作中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由此引起工作量的减少，使国家再受到新的损失。
东山不亮西山亮，我又有幸遇到这位机关领导干部孙念联。与他相识也很有戏剧性，那是2018年我退休前，在杨屯镇孔庄村支书王学良处发现了1973年由他们村出生的冯子固在台湾主编的《沛县抗战剿匪纪要》、1969年由台湾出版的《冯子固志——鸡鸣录》。我对此书早有所闻，只是未曾相见。阅后感到这对填补我县抗战史大有裨益，于是我就找复印社帮助复制了几套。
王学良见复制出的这两本书效果不错，就嘱咐我多制作些，于是我又请人帮助复制出50套。孙念联家是孔庄村人，回家后知道有这两本书的存在，职业的敏感性让他看出了这两本书的价值。当他得知我处有这两本书的电子版后，当即联系了他所认识的“我”。
电话拨通后方知他所认识的“我”乃是此兆雷，不是他早已认识的彼兆雷。因为他早已熟悉的人中也有一个叫兆雷的人。为了拿到这两本电子版的书，他还是很重视的，还同单位的胡副局长一起来到位于旧城的我的办公室。
我见到沛县还有这样的干事的领导干部感到非常高兴，在把电子版的书交给他们之后，就又给他们汇报了沛县有的党政干部竟然把涉密书籍放到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利，并且书上面还有他单位公章。他听后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事，于是立即打电话核实，经单位确认他们局有这书，但没有出库。分析后认为应当是县机关有关人员把盖了公章的涉密书籍拿到市场上通过网络高价销售。
沛县这种不道德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我在网上发现兜售涉密材料的人员曾经高价购买过，也去制止过，以减少沛县的损失。但作为一个退休人员总去做这样的事太有点不自量力啦。为此，我请孙念联同志出面制止下。他当时就答应下来，并且进行了制止。因为这个不法商贩在网上公布了联系地址、方式、价格，所以很容易被找到。我对他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若沛县多有些这样的干部，少有点出卖沛县利益的干部该有多好！
孙念联来我办公室时，我还给他说了一个事，这就是对收藏沛县抗战老人郝中士、李文兄弟二人的藏书问题。当时我与李文的后人郝润之商定，把两位老人捐赠给沛县的书我先接手过来，进行妥善处理和积极利用。孙念联知道这事后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表示想由县档案馆收藏。我当时没有表明同意的态度，是因为我知道一旦入了他们的馆，利用起来就要费些周折，仅进入行政中心的大楼，就得一定的程序，再借阅起来，程序更为复杂。我想再寻找出更好的保管、利用的路径。
我先是找到老年大学，那里离我住处很近，房子全是新建、翻修的，校领导也愿意提供方便。但我想到这些书运回沛县费的周折太多啦，就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些藏书。炎热的夏天，我与郝润之老人及他的女儿、女婿来到中央党校的藏书处，一箱一箱的从干涸的鱼池中搬了出来，又找物流单位发运到沛县。当时我在北京小住，没法接受这十几箱书，还委托小区的物业代为签收和保管。为此，我新购置了三个新的竹质书架，花钱找人登记造册，形成电子版的查阅目录。
我之所以要将这批藏书放在我的办公室，还一个目的是想利用这些书，查找张堤口战斗牺牲、幸免人员的名字。因为有不少书是回忆湖西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情况的。但在2023年秋，见我的未接电话中有档案馆领导张康民的电话。但我发现时已经是几天之后。接着，孙念联又联系我，想收藏这批书。这次我就态度明确了，回复暂不同意由他们收藏。这样做不能算我食言，因为当时我是以探讨的口气探寻这批书的归宿，并没由承诺交给他们收藏。但我对孙念联这种对事业的负责、执着还是很欣赏的，不象有的干部，把宝贵的独家历史资料提供给他们，还惹得他们一百个不情愿，嫌给他们增添麻烦了。
实践证明我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我经常对这些书进行查阅，了解湖西革命斗争中一些尚没掌握的知识。我还把书的目录发给了北京的一个研究机构，以利于这些书发挥更多的作用。但也有遗憾之处，李文的女儿李迎第二天又把已经被物流公司拉走的一箱书要了回去。她要回去的理由是因为一箱书多为标明“未定稿”，怕这些书流入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这些未定稿的书也不秘密，只是有些学术上没形成统一意见而已。学术上若多为一致意见，也就标志着难有新的突破，这是十分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