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幸遇”东北军
朱家权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红二十五军无疑是一支具有代表性的奇兵劲旅，其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堪称伟大。造就这支神奇军队的主要原因和主观原因当然是党的正确领导，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客观的甚至特殊的原因也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其中东北军的神“助攻”恐怕就是红二十五军有别于其他红军获得成功的一个特殊原因。从这点上说，红二十五军遇上东北军可谓“幸运”，如果没有这样的“幸遇”，红二十五军的命运轨迹恐怕也要改写。
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打交道始于1934年3月，其时蒋介石已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东北军大部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及至红二十五军长征至陕北，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并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直至抗战爆发前，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红二十五军在政治上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在东北军身上发挥了“倍增”效应，最终为促成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和“西安事变”的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背负着不抵抗罪名，被调往关内打内战，广大将士怀土思乡，心怀怨气，自然是最容易接受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治宣传；而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的红二十五军党政领导，针对东北军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政治宣传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政治瓦解工作。会后，军政治部印发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针对东北军提出了“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等一系列标语口号；同时印发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建立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和招待处；还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做敌军工作，会战场喊话，会教育俘虏，会做哗变士兵的优待工作。期间，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戴季英还两次写信给驻扎在光山的敌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送去一些传单和标语。这些做法，在东北军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东北军士兵中秘密流传着“不要打红军，要打回老家去”的口号，甚至有一些零星人员还直接投奔了红军，被俘的士兵经过教育也是成批的加入红军，被释放的俘虏再次与红军打仗时也是消极怠慢甚至朝天放枪。
政治上的正确方针可以让军事斗争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政治问题的解决。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11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两场战役歼灭了东北军最好的两个师一一○师和一○九师，以及一个“尖子团”六一九团，其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有两点更值得关注。其一是让张学良充分认识到与红军打仗没有出路。张学良后来就曾十分痛心地说“我有两个最好的师被打光了，中央又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切肤之痛，促其反思。其二是俘敌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出于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政治考量，红二十五军对于东北军俘虏从来都是格外优待。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转化，高福源等一批东北军将士，不仅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而且还参加了红军。高福源（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更是成为我党与东北军的秘密联络人，在双方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在回到张学良身边后极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劝说张学良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最终促成了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的“四九”秘密会谈。可以说高福源的工作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和“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最为直接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点名要求中共派徐海东率领红军协助他们，并将部分东北军和陕军交给徐海东指挥，以抗击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向西安的进攻。经中共中央同意，徐海东随后就任南路军总指挥，率部开往西安东南地区，为保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红二十五军在军事上面对东北军时，几乎是每战必胜，越战越强。
1933年下半年，红二十五军进入极度艰难时期，在接连经受七里坪战役、鄂东北中心区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后，部队从一万二千人锐减至三千多人。值此危急存亡之际，1934年春，东北军来到了鄂豫皖。东北军本不善于山地作战，在鄂豫皖又人地生疏，粮饷也比较困难。因此，打东北军要比打“中央军”容易得多，几仗打下来，红二十五军的境况好转了，家底也变厚了。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长岭岗战斗和扶山寨战斗。
1934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向何家冲转移途中，发现敌一一五师的师部及两个团驻扎在长岭岗一条孤岭上，戒备甚疏。军首长立即抓住战机，布置兵力发起攻击。战斗从上午9时开始，战至下午胜利结束。此战，红二十五军将敌两个团全部打垮，歼敌五个营，缴获轻机枪、长短枪及其它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值得一提的是，长岭岗战斗后，敌第一一五师被打残，师长姚东藩被撤职，直至后来一一五师番号被撤销。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一一五师和东北军另外两个被红军打残的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个番号全部给了八路军，而红二十五军也被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红二十五军与一一五师可谓“缘分”不浅。
如果说长岭岗大捷是红二十五军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主动进攻取得胜利的，那么扶山寨战斗则是敌我双方攻守异势、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局势下的防御战和反击战。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从葛藤山地区向西出发，两夜一天内，连续急行军一百余公里，经过几次激烈战斗，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扶山寨地区，部队已经极度疲劳。刚休息下来，敌第一○七师、一一七师和第四、第五“追剿”支队共十个团的兵力即跟踪而至，并从东、南两面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还派出飞机对红军轰炸、扫射，大有一举“剿灭”红二十五军之势。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经无法靠“走”来摆脱敌人，军首长当即命令：第七十四师扼守扶山寨制高点，钳制和消耗敌第四、第五“追剿”支队；第七十五师两个团迂回向敌第一○七师和一一七师的四个团发起反击，尔后再集中力量向敌第四、第五支队的侧后猛攻。经过一天的鏖战，红二十五军获得这场“走不了”的防御战的胜利，共毙伤俘敌约四千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扶山寨战斗的胜利，除了红军指战员的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勇猛顽强、能攻善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军首长的指挥正确，选择首先攻击东北军的一○七师、一一七师，虽然两个团对四个团，人数上处于劣势，但在红军的勇猛攻击下，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东北军最终被迫撤退。这是整场战斗的枢纽，正是东北军的撤退，才导致敌第四、第五支队被红军三面夹击，造成这两支所谓“中央军”的溃败。
相对于东北军的“好打”，“中央军”则要难打得多，尤其是独树镇和庾家河两场战斗，红二十五军吃亏最大。不得不说“中央军”里还是有一些厉害角色的。例如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正是由于他准确判断出红二十五军的行军路线，提前两个小时将一一五旅和骑兵团设伏于独树镇七里岗一线，才导致红二十五军在猝不及防之下遭受重创，仅第二二四团就伤亡近二百人，随后军部不得不撤销其编制。庞炳勋也因此战而红极一时。又如敌第六十师师长陈沛。六十师原属参加过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战斗力十分强悍。早在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之时，这个师就被蒋介石从开封调往卢氏县朱阳关一带，封住了红军入陕的必经之路。若不是找到一条小路隐秘入陕，红二十五军恐怕要在朱阳关前陷入绝境。正当红二十五军以为来到陕军地盘摆脱了“中央军”的围追堵截时，敌六十师竟然越省追击，紧咬着红二十五军不放。于是，在庾家河的东山岭上，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从上午十时左右战至黄昏，敌人退去。此战在国民党方面看来又是一场胜仗，红二十五军伤亡一百余人，军长、副军长均受重伤，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牺牲。
当然，东北军的“好打”也并非都如长岭岗打一一五师那样一蹴而就，打何立中的一一○师就颇费了一番周折。老谋深算的何立中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从不贪功冒进，而是稳扎稳打。1935年6月5日，何立中率部从龙驹寨出发紧紧尾追红二十五军。军首长对何立中作了一番分析判断后，决定在苍龙岭布置兵力，准备伏击该敌。何立中一抵达苍龙岭，就发觉红军设有埋伏，遂命令所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整。红二十五军伏击未果，反而增添了何立中的谨慎疑惧。不过坏事有时候也能变成好事。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伏击并歼灭陕军警备第一旅，当时何立中部第一一〇师已追至山阳县城以西的洞峪口，距离袁家沟口不过20公里，但该部却始终没有前进一步，及时予以增援解围，任凭杨虎城和王以哲反复电令其“立往增援，务祈解围”，何立中就是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如果不是苍龙岭设伏令何立中心有余悸未敢轻举妄动，袁家沟口战斗的结局如何实在难以预料，至少敌旅长唐嗣桐及其旅部不致于在最后时刻被全歼。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难斗过好猎手。三个月后，何立中还是在劳山遭到伏击，身死而师灭。劳山战役，徐海东采取的战术是围点打援：包围甘泉以吸引延安援敌中途伏击之。本来从延安到甘泉最佳伏击地点应该是距离延安不远也不近的九沿山，何立中率一一〇师出延安后，也是非常小心地沿公路两侧高地搜索前进，直至过了九沿山，才放心大胆地把部队摆成四路行军纵队向甘泉开进。但他万万没想到徐海东会把设伏地点放在南距甘泉仅30里而北距延安60里的劳山。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其三，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得益于东北军的“输送”，东北军打仗不行，但他们的装备却是出奇的好，因此，东北军进入鄂豫皖简直就成了红军的“运输队”——不仅送装备，而且送人员。
东北军中对红军“输送”得最早也是最多的恐怕要数牛元峰的第一〇九师。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的第一仗就是对一〇九师的高山寨战斗，此战红军将敌两个营全部打垮，毙伤敌人一百余名，俘敌官兵五十二名，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一百余支。看似缴获不多，但此战俘虏中的“解放战士”却在后来为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军部却开创性地为他们设置了一个特殊的职位——“机枪教官”,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缴获东北军的捷克式轻机枪。“机枪教官”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艰苦岁月，这极其微薄的一点优待，令“教官”们无不为之感动,他们不仅培养了一批批红军机枪手，有的还成长为红军优秀的指挥员，其中郎献民后来担任了红二二五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光荣牺牲；刘玉甫在直罗镇战役时也已担任了红二二三团二营营长，为红二二三团最后包围和歼灭牛元峰师部冲在一线立下战功。牛元峰曾因与红军作战接连失败，被其部下嘲讽为红军的“运输队长”，牛元峰听到后火冒三丈：“本师在豫南是有过两次失利，让红军捡了点便宜，但作战失利怎么就成了‘运输队’？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共匪的‘运输队’！”这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辎重科的“高材生”不承认自己是红军的“运输队长”，却在直罗镇一次性地将一〇九师全部“输送”给了红军。
东北军对红二十五军的“输送”最重要的一次恐怕要数长岭岗战斗，此战消灭敌人五个营，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轻机枪六十余挺，子弹、手榴弹及其它军用品无法计算。战后，红二十五军装备了大批新武器，不少连队配备到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营换上了新式马步枪。另外还有数十名东北军士兵参加了红军。如果没有长岭岗等几场在鄂豫皖对东北军战斗中的缴获，那么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肯定要艰难得多，尤其是消耗极大的庾家河战斗恐怕很难支撑下来。
东北军在鄂豫皖完成“输送”后，又追到陕北继续“输送”，而且“输送”的规模更大。劳山战役，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一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三千七百余人，缴战马三百余匹、七五山炮四门、八二迫击炮八门、重机枪二十四挺、轻机枪一百六十二挺、长短枪三千余支、五十瓦电台一部。榆林桥战斗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八门、重机枪十六挺、轻机枪一百零八挺、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支。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徐海东在送给党中央五千银元的同时，还将一大批枪弹被服和上千名“解放战士”送给了中央红军，为中央解决了燃眉之急，为革命立了大功。
如此看来，东北军真是红二十五军最好的“运输队”，其“输送”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红二十五军因此成为红军装备最好的一支队伍，以致在行军途中被地主武装误认为是奉军，甚至在刚到陕北时，人们也不敢相信他们是红军。其“输送”的人员也十分优秀，除了前文提到的郎献民、刘玉甫和高福源外，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就是在直罗镇被俘的原东北军一〇九师的崔建功，他在加入我军后确实是建立了很大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历史的更高维度和视角来看东北军的撤离东北进入关内，其实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东北军当年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是撤入关内而是奋起反抗，国民党政府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敌，那么以二十万装备精良保卫家乡士气旺盛的东北军对付不足三万的日本关东军，日本人想要占领东三省几无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华北危急。如此，面临国民党反复“围剿”的共产党红军就没有机会站上“北上抗日”“一致对外”的政治高位，更不会有“西安事变”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如此看来，东北军入关实在是历史给共产党人创造的一次重要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巧被红二十五军遇上并抓住了，红二十五军何其有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