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戈于1928年、1931年先后加入国、共两党，曾任中共县委委员1935年10月叛变后任国民党莱芜县党部书记长、县长。抗战时期，为日助纣为虐，残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及家属，血债累累。1949年春逃往台湾同年冬窜犯大陆，船翻葬身鱼腹。周茂森于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县委委员。1935年追随刘伯戈叛变投敌，坏事做绝，全国解放时潜逃被捕获，1952年12月被处决。
1933-1934年，刘伯戈、周茂森腐化堕落，与党离心离德，同机叛党的企图已露端倪。1935年3、4月间，刘、周假托求职，到济南享乐腐化。他们挥霍无度却无来源，便以欺骗手法从农会取走200元，胁迫借款500元至1000元未成。当时农会财务拮据，国民党县当局早已停发经费，每月只有30元的办公费，无钱可借刘、周。农会干事长孙启明照顾关系，尽量设法满足其要求。刘仲莹知情后说，农会本无经费，不应给他，现已骗去200余元，以后其欲壑难填，要坚决制止。刘、周连续写信向县委要40块大洋，被拒绝后，气势汹汹地找刘子正、吴卓先、孙启明等人质问，为什么他要钱不给?当时为保护组织活动的安全，刘舜卿等几人设法私下买枪。周茂森也向刘仲莹出示一支手枪，要县委付款50元。县委无钱，刘夏峰要刘舜卿筹款。刘舜卿只能把一年的教员奉资全部交出，并向吴汇迎(党员)借了一些，凑足50元交上。后发现周茂森是借以骗钱。
1935年，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后，不做党的工作，思想日益堕落。他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伙同周茂森大肆宣传“共产革命，有钱大家花”等等。4月初清明节期间，刘舜卿约刘夏峰、杨景和、刘子正一起，谈论了县委会的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以及一直没有取得与上级联络的形势，检查了各自负责的几个村的工作情况。对刘伯戈、周茂森的政治立场担忧。结果，就在4月，刘、周在济南阁子后街倾诉对党怨言，流露“自首”意向。5月，刘伯戈在东关金家羊汤馆召开县委会，违反地下党工作条例，索要各区和支部负责人名单，暴露了罪恶图谋，遭到与会者拒绝。刘舜卿多次与刘子正、刘木易刘夏峰等议论刘伯戈是党的隐患，督促刘子正同毕指南、王其人等向县委反映刘、周骄奢淫逸、荒诞无稽的糜烂生活，以及骄横放纵、不守纪律等情况认为他有可能叛党，建议县委提高警惕。
1935年夏，刘仲莹等在文成书局召开县委会议，黄仲华、毕指南、刘夏峰、王其人、刘舜卿、刘子正、孙启明等10余人参加。会议对刘伯戈、周茂森腐化堕落问题，进行了研究。刘舜卿对刘伯戈比较了解，与周茂森更熟他把早年一起反对封建，破除迷信，放足剪辫、闹学潮时刘伯戈爱出风头好表现，及其作风霸道、专横跋扈、从中敛财事揭露了一番。刘舜卿认为刘周有地主子弟劣习，对他们人党、参加县委后仍追求享受，很不放心。他对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不甚赞成，心存忧虑，认为刘、周思想阴暗，政治动摇有伺机叛党的迹象。他尖锐地指出，贪图吃喝不是作风问题，是地主阶级腐败的本质，建议县委对其防范为上，采取制裁措施，防患于未然。他针对一些犹豫不决的意见，指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几个人赞成刘舜卿的意见。但刘仲莹强调，刘伯戈工作能力强，他去上海期间还是让他代理书记别人不便多言，结果议而未决。终成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