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刘伯戈、周茂森到济南国民党省党部自首投敌，出卖莱芜党员数十人。28日，与宋鸣时组成捕共队，抓去党员14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刘舜卿似有预料，又始料未及。刘舜卿是个看事有定见、做事有定力的人，行为低调，遇事不慌。他平素谨言慎行,“只肯做事，不出风头。”在人前人后、会上会下，能不说话不说，不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莱芜建党前后的革命活动和阶级斗争中是个骨干分子，在领导工作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在一些事件中，风头浪顶看不到他的面孔，关键环节都有他的身影。刘舜卿从1930年就开始革命进步活动，在莱芜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人士中人缘较好，联系较广，许多人以为他热衷行动，不人党派。因而在莱芜的社会关系中被各方接受，既是润滑油，又是黏合剂，调和、缓解是非矛盾给人以“民主进步人士”的鲜明形象，而非赤脸共产党。对刘、周叛变，刘舜卿起初自我镇定，后来又意识到，刘、周均知他是党内“足智多谋”的角色，必会抓他，不能不防。但他并不惊慌失措。他深深意识到，刘伯戈叛变对莱芜共产党是致命威胁，其危害远大于宋鸣时叛变。刘、周熟门熟路，会带领敌人挨门逐户地去抓捕。在莱芜县委领导和骨干成员四散逃避下，刘舜卿果断决定又去找尚立斋。
刘舜卿对尚立斋直言告白:“我求你帮忙，共产党求你帮忙。刘伯戈、周茂森品行恶劣，缺乏人性的底线，会做出丧尽天良的事。他们为卖身求荣必然会丧心病狂，乱咬乱供我们的一些参加过进步活动的老同学。你不能坐视不管。我们必须设法铲除祸根。尚立斋立即明白刘舜卿的意图。两人商定“以攻为守”，让尚立斋利用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信任度，到省党部告发刘周贪财营私，索财不成，诬控别人为“共”，实属敲诈勒索。尚立斋于1923年前后与刘舜卿是县立中学同学，1928年二人又都考人莱芜县教员培训班，故交重逢，格外知已。尚立斋提前结业，加入国民党，任区长和县党部整理委员。1931年起，尚立斋逐渐认清国民党的本质，鄙弃什途，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开始倾向共产党。他先后保释过县师讲习所进步学生何桂开和县委书记刘仲莹。刘舜卿赞扬其“功德无量”。1934年他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更有影响力。
刘、周叛变，事非小可，不容迟疑。尚立斋立即按照与刘舜卿商定的说辞，向国民党省党部举报刘伯戈、周茂森敲诈勒索罪，致使刘、周银铛人狱刘、周诡异狡诈，1935年11月，反指控“尚立斋是共产党员，曾化名昭炎主办共产党地下刊物《战斗》”，祖护、保释共产党要犯，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等。令人大出意外，尚立斋竟被省高院判处死刑。刘舜卿得信惊悔不已失声落泪:“立斋为救人落难，现在找谁救他啊?!”
在狱中，尚立斋受到共产党员赵健民等人的指点、鼓励，据理上诉，改判无期徒刑，最后判无罪，但因国民党检察官抗诉未能获释。他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1937年10月，作为政治犯获释，投入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次年8月，在共产党员张友渔领导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政治部工作时加人共产党，和刘舜卿成为亲密同志、战友。这“亲密”是因两人的生死之交，更是刘舜卿对尚立斋关键时刻挺身救党的感激。日后两人各奔东西，但谊怀终生。
刘伯戈、周茂森从济南监狱爬出来后，率“捕共队”到莱芜再次大规模搜捕。他们知道的地下党组织及主要秘密联络点，全遭破坏，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刘、周反扑之事，亓聘如得悉，立即意识到刘舜卿这些县委重要成员处境危险，马上派人通知他们分散隐蔽。刘舜卿防范及时，屡惊无险
为示坚定，稳定人心，刘舜卿拒不远逃，遇有险情，只临时暂避。他甚至继续公开露面。在本村刘嘉礼出殡时，作“礼相”(司仪)，全家佯装看出殡，为他警戒放哨。突然，他发现望风的吕明亭把女儿举到肩上。这是特定信号。刘舜卿立即在众人掩护下溜走。
形势越来越恶化，险情越来越频繁。一次，“捕共队”突然进村，冲进家门。正巧刘舜卿回来有事，被堵在家里。其父刘东甲赶紧出来周旋敌人，耿杰(刘子正妻)紧急搬个凳子，让刘舜卿越墙而逃，安全脱险。另一次，特务杀气腾腾地到刘舜卿任教的学校抓他。刚巧门口相遇。刘舜卿正要去召开应对危急形势的党员会议。“捕共队”只知刘舜卿其名，不识其人，迎头就问“刘舜卿在吗?”刘舜卿机智地答道:“在。现在刚下课，不在教室就在后院茅房。”敌人冲进学校，搜遍前后院，一无所获。待他们醒过来，刘舜卿早已钻进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给其他同志报信去了。敌人气急败坏，抓走一名叫“刘顺庆”的普通农民，回去顶替交差。这次遭遇，激起刘顺庆的仇恨情绪。他后来入党、参加了革命。
1935年11月，捕共风越来越紧，刘伯戈、周茂森按他们已掌握的40余人的党员名单，逐村抓捕。莱芜危情四起，人人自危，恐不安。一天晚上，刘省三(刘学增)来找刘舜卿，商量外地避险之事。刘省三由刘舜卿介绍人党，在政治上很靠拢、钦服刘舜卿。他说:“别人都到外地投亲靠友，我们天天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刘舜卿本拟在同志四散流亡的情况下，决心坚持就地斗争，以坚定革命同志的斗志。他应付说，刘子正已由耿传彬安排去章丘县，自己外地“一无亲，二无故”，无处投奔。刘省三说:“你的同学吴伯箫在青岛混得不错，还有点小名气，社会关系多，或许他能帮我们找到党组织。”
吴伯箫是刘舜卿在莱芜高小的同学。两人都爱好文学，后又都做教师关系不错。刘舜卿还到过吴伯箫家，这在当时被视为是关系好的象征。吴伯箫在1925年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如进了“翰林院”，是“光宗耀祖”的事。后来，吴在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任事务员，结识了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等文化名流。1935年，吴任济南乡村师范教务处主任兼国文教员，也算“有头有脸”之人，暑假仍回到青岛，与老舍、臧克家等一干人共办《避暑录话》。刘舜卿与吴伯箫有年不见，联系疏淡。刘省三现在提及，刘舜卿觉得对刘省三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便决定不妨陪他走一趟。吴伯箫不至于不理更不会坏事。他们带上“盘缠”，匆忙上路。
到了青岛，满目茫然。只见行人匆匆，面无表情，目呆神滞，警笛声声岗哨处处。原来青岛正闹“伍豪(周恩来化名)启示”事件。国民党特务以启示”欺骗共产党员自首，共产党地下“锄奸团”以“伍毫之剑”名义诛杀叛徒。青岛形势比莱芜还紧张，原先建立的隐蔽点废弃，联络人都转移。刘舜卿二人到青岛大学找不到吴伯箫，听说已很久不来。两人无处落脚，沿街游荡，整天坐在一当街绘画的地摊看人画像。(多年后方知，绘画者是后来的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劫夫，东北沦陷后漂泊关内作画糊口。)因怕警察见是“老土”抓去当流窜犯处置，且盘缠已尽，饥肠辘辘，只有回家一途。回到莱芜各自隐蔽。刘舜卿到景家镇吕相亭(内兄，1937年人党)家躲进西屋夹壁间里。夹壁墙是防土匪而建，防国民党倒用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