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卿在吕相亭家隐蔽仨月，每天躲进黑咕隆咚的夹壁间，密不透气空气恶劣，点个煤油灯若明若暗，啥也看不清。这给他无端遐想的时间，思索人生，总结问题，考虑未来。他无尽地痛惜，正当他心气很盛、斗志昂扬革命活动顺利开展之际，突遭叛徒出卖，敌人扑来，同志跑的跑，藏的藏革命形势一片凄凉。情绪跌到低谷，必然反弹。他马上意识到情绪低落是革命意志不振的表现，不能被革命挫折打倒。他坚信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革命一定会成功，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意志。吕相亭兄弟仨及全家人保护他照顾他，给他找来《七侠五义》《巧合奇冤》等杂书解闷、消时光，但他觉得这是消磨意志。他要求给他些励志、进步的书。他想起一些名人格言、经典诗句，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激励自己，时不时地拿油灯照照，也能使他心潮澎湃，意志弥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白悔。”贴的琳琅满墙的条幅中，他最喜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华山再高，顶有过路。”最后一句，他还加上释义性词语“危难再大，必能度过。”他想到若被敌人抓住、杀头，想到了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的大义凛然，以血示人的精神，决意奋而效之。一个民主主义者都能为一次改革献出头颅，自己作为一名革命者，岂能不可为一次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革命抛洒一腔热血?为自己信仰而死，死得其所，死得所值。避免无谓的牺牲是必要的，但避而不战是懦弱的。境界的升华，慰藉着一个革命斗士的心。他想到自己是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十，战十的本质是战斗性。于是，白天藏在夹壁墙内看书、写传单、标语，夜晚出来由内弟吕桂亭陪伴、带引，联络同志，贴标语、撒传单。他专门把标语贴到路口，把传单塞进地主、村长的大门内。这告示人们共产党是打不垮、杀不绝的。刘舜卿不安于窝藏生活和斗室斗争，感到这种“斗室战场”不能发挥他的战斗力。吕明亭设法找门路，托关系，让其于1936年1月到九区的何家官庄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斗争。当时莱芜大抓共产党，许多教员涉嫌政治，逃亡躲避，不敢出面，教员奇缺。刘舜卿不怕风险，挺身应聘，教学出色，很受欢迎。有些村民意识到他可能是共产党，都自觉地为他打掩护，成为他的-道安全壁垒。他则以教好孩子答谢他们。这种情形使他感到非常安全，便大胆工作。他拿出自己的全部聘金作为活动经费或资助流亡同志，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掌握动向，及时通知同志转移隐蔽，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以保存革命实力。他尽量与外地躲逃的同志联系，把自己的联络地点和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使他们感到组织的存在，不失革命的信心。他自我激励“气可鼓不可泄”，把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名句，写成条幅，高高挂在卧室。他决心“以战代避”，与其东躲西藏，被动挨打，不如挺身战斗，或许死里求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他，只身战斗，对环境恶劣，危险四伏，敌人多次来抓，在所不顾，积极设法与上级联系。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建起了莱芜与泰安中心县委及省委的联络点，成为当时省委领导刘仲莹、鹿省三、赵健民、姚仲明等人到莱芜的落脚点，为后来恢复莱芜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刘舜卿奉命发动武装起义，把此处作为起点。在吕明亭协助下，他动员亲属参战，粜粮捐钱买枪，为恢复莱芜党的战斗和抗日起义做出贡献。
1936年1月，得到刘舜卿通知的孙启明、毕指南、刘夏峰、刘子正和刘莱夫等一批骨干党员先后回到莱芜。2月12日，省工委书记刘仲莹通过刘舜卿通知、联络，召集鹿省三、刘莱夫、刘子正等部分党员骨干在亓家毛埠村后墓地开会，专门研究恢复、重整各级组织和新形势下的斗争方略。会上听取了刘舜卿介绍莱芜党组织瘫痪期间党员动态和就地坚持斗争的情况报告以及通知流亡党员回莱芜的人数及联络进展程度，汇报了目前斗争形势。会上推刘莱夫任县委书记，决定刘舜卿负责莱芜北部地区的工作。会后刘莱夫又专程到何家官庄找刘舜卿，深入了解莱芜敌情和有联系的党员情况，听取了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掌握了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准确形势。在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刘舜卿始终心不离党的事业，身不离战斗岗位，一次次接受党内的重要任务，使莱芜的党组织基本恢复。刘舜卿在莱芜党的建设和发展中艰苦卓绝地做了许多有效工作，功不可没。
1936年2月底某晚，刘仲莹召集鹿省三、黄仲华、刘舜卿、刘子正、刘夏峰等人，在辛庄、鹿家庄南汶河沙滩上开会，省委赵健民出席。会上决定一、县委书记刘莱夫因事他往，县委由刘仲莹负责和省委联系，当地日常内部事宜由刘夏峰暂管;二、以刘舜卿的工作为基础，继续整理恢复党的组织重整党员队伍，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三、发动群众，动员上层人士，继续向国民党省政府告发叛徒刘伯戈、周茂森的不法罪行，利用合法形式和手段打击敌人。会议决定汶河南、北分两个区委，南区由黄仲华、刘子扬负责;北区由刘舜卿负责。会后，刘舜卿加紧进行整理恢复党组织和联系逃亡党员的工作，全县党的恢复整顿工作取得较快进展。
1936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时方下村南汶河边的一条沟里，召开县委会议。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刘舜卿、刘夏峰、刘子正参加。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解决恢复整理各级组织中的困难问题，听取了刘仲莹、鹿省三与新省委领导黎玉联系的情况。
6月1日，在云台山的和尚洞召开县委会，刘仲莹、鹿省三、刘舜卿、黄仲华、刘夏峰、刘子正、刘木易等参加。会议研究讨论了进一步恢复党的组织和继续坚持隐蔽斗争的问题。刘舜卿在会上再次提供了许多有关人员动态和形势方面的重要情况。刘仲莹调往鲁西北特委任书记，刘夏峰提出重新选举县委领导，会议一致推定鹿省三任县委书记，刘舜卿协助。会上再次明确，党的组织活动以汶河为界，南、北区委，各由黄仲华、刘舜卿(兼)分任书记。刘舜卿坚决贯彻会议决议，大力开展工作，使基层支部逐步恢复活动，失散的党员重返战斗岗位，大部在外流亡党员，也取得了联系。同年秋天，省委派鹿省三通知刘舜卿，决定将其教书的学校作为莱芜地区的联络中心及与省委、泰安、新甫两县的联络点。1936年12月秦云川(秦化龙，后脱党妥协)受省委书记黎玉指派到莱芜，负责联络泰、莱、新三县，在莱芜整理恢复组织。秦于1936年由团转党，对莱芜党的组织情况和党员都不熟悉，对全县党组织受破坏的状况更不了解。他从省委得知刘舜卿在失散党员中有广泛联络，情况比较熟悉，到莱芜首先找到刘舜卿，并以刘舜卿掩护教书的学校作为落脚点。刘舜卿积极协助秦云川与县委几位骨干党员取得了联系。当时莱芜县委没有正式恢复，秦云川只能靠刘舜卿、黄仲华进行工作。在刘、周叛变前，莱芜已有100多名党员和200多名群众积极骨干分子，白色恐怖中，被抓、外逃、妥协的很多。在刘舜卿、黄仲华的努力下，又把他们联络、个集、动员起来，许多村的支部恢复，党的活动有了转机。“西安事变”后，莱芜形势好转，在外流亡的大多数党员逐渐回莱芜，至1936年年底党员已达130多名。1937年9月，已从莲花山降寇村，经鸽楼村、鲁西村、何家官庄村，到刘封邱村建立了一条线的组织联系。老支部都恢复起来了。秦化龙对刘舜卿的大力支持很感激，说:“大家四处分散。不是你联络，我是一筹莫展。”后来秦还戏言:“莱芜的党员像风筝，飞得多么高远，也由你一线牵刘舜卿说:“他们都有一根思想红线，由党一手牵。”
刘舜卿是在莱芜县委组织瘫痪、同志流亡的严酷形势下，始终在莱芜积极进行英勇斗争的极少数党员之一。他的工作不仅稳定了党员情绪，为失散的党员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和资助，更为莱芜、新甫县与泰安中心县委以及省委的联系，提供了可靠渠道。他在莱芜县党的特殊时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36年6月，叛徒李光荣(刘伯戈内弟)、方春荣(莱城南关人)又两次带“捕共队”到莱芜大逮捕。7月4日至7月底，发起第三次“捕共”高潮。刘封邱村的刘夏峰和刘省三等8人被捕，区委、县农会、县师党团组织和文成书局均遭彻底破坏。“捕共队”到刘封邱抓共产党事，早有风声，党员们已有警惕。刘木易到外村“避风”。刘舜卿、刘子正也有戒备。一天二人回家碰头议事，让吕明亭带着孩子在大门望风，突然传来孩子哭声，知有敌情，两人越墙而逃，消失在野地里。
敌人捉放刘夏峰(曾仟上海市气象局长)则有点戏剧性。刘舜卿从亓聘如处得知国民党又抓捕共产党时，立即让父亲刘东甲亲口告诉刘夏峰，说:'近日风紧，设法躲躲。”没过一两天，敌人一早到刘封邱村抓刘舜卿等，没有抓到，就威逼刘东甲带领去抓刘夏峰。刘东甲满以为刘夏峰早已躲避，就带敌人在村里转了一圈。他故意串街走巷,“大摇大摆”，见人就说“去冠笃家”。这使本来较远的一段路显得更长，试图让村人看到会去报个信。他进刘夏峰家大门时，见其妻正在南屋摊煎饼，便有意大声喊:“冠在家吗?外村有人来找!”听到如此有警示意味的喊声，刘夏峰本可闻声从后窗跳走，谁知他睡眼惺忪地趿拉着鞋，从北屋出来迎客，被抓个正着。刘东甲当时惊呆了刘夏峰对此多年不能释怀。刘夏峰被押解济南关些时日，被释放后向刘舜卿、刘木易交代称，韩复榘亲自“过堂”，劈头就骂:“你小子不好好种地，当啥共产党啊?”他答:“韩大老爷，你要明断。我在坡里放牛，几位兄弟硬说我是共产党，把我抓来。我冤枉啊!大老爷，你看我像共产党吗?”韩复榘大手一挥:“我看你小子也不像共产党!滚!”同狱难友对此质疑。刘舜卿等听刘夏峰陈述后，如实向鹿省三等县委领导汇报，大家将信将疑。刘舜卿认为，韩复作风粗犷，做事大大咧咧，刘夏峰之说，似有可能。但县委分析，涉及共产党案，属于政治要案。韩亲自审问，必认为是大案，且刘夏峰是叛徒出卖而被捕，岂能如此荒唐地草率行事?县委指示，在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对刘夏峰的话无法不信也不可全信。要在实际斗争中考察他，重大事情和机密要回避。
在危险重重的形势下，上级曾允许以已死、外逃和党外群众的名字向国民党报送“党员名册”，欺骗迷惑敌人，保存革命力量。刘舜卿认为:“这虽可欺骗迷惑敌人，但也败坏共产党形象。”不少人好心地劝他收敛和隐蔽，他都显示出“固执性”。有人劝他花钱赎过买平安，遭他严词拒绝:“革命无过无钱可花!”他还嘱咐党员刘振山:“千万不能花钱，那是拿钱买错误，是动摇、变节。”刘学增被捕后，其母亲为儿子花了120块大洋，果然敌人不再抓他。他母亲好心地来劝刘舜卿的母亲也花些钱。在刘舜卿的授意下，母亲回复:“你一个孩子花得起钱，俺两个孩子，哪有那么多钱啊?孩子也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刘舜卿的母亲也犯过糊涂，对刘舜卿、刘子正长吁短叹地说:“你俩一头一个(指国、共两头)该多好啊，省得现在东逃西躲。”刘舜卿觉得一句话说不清，急得直跺脚:“娘啊，你好糊涂啊!”刘子正则一旁奚落说:“你生的孩子太少了。若生个十个、八个，连锯盆锯碗都不花钱了。”当时的三区委书记找刘舜卿谈话、劝他停止活动，隐蔽埋伏，以避锋芒，等形势稳定后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刘舜卿认为是右倾惧怕消极妥协，予以严肃批评。著名的乡村教育进步人士梁漱，主持社会道义出于保护好人，帮助一些青年学子办理悔过手续。梁本人没有意识这有悖于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孙启明对刘舜卿说，通过梁“既不花钱，又名安全保险”。刘舜卿当即拒绝、批驳。对上述情况，他在党内予以揭露，动党员开展了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刘舜卿久仰梁漱溟学识和为人。23岁的梁漱溟中学学历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教授，颇让刘舜卿钦服，但对其帮人办自首，刘舜卿认为有损于梁漱溟的刚正不阿、风骨卓然的人生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