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梁竹航政府面临垮台，刘舜卿调到莱芜青年救国团主编抗战青年》，兼缮写。刘舜卿得益于发挥其所长。《抗战青年》当时颇具影响鼓动热血青年杀敌报国，一度成为莱芜的抗日号角。正当刘舜卿得心应手干得起劲之时，突被调任泰山特委秘书长。
泰山地区抗日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取得了几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使日、伪大为震惊。于是，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对该区域实行“总力战”的大扫荡，以“铁避合围”进行长期“清剿”。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惨绝人寰，使大片地区满目疮痍。所占之地大建隔绝设施，实施“囚笼政策”，推行“治安强化”“治安肃正”和“保甲制度”，建立“维持会”和地方反动武装组织。堡林立，日伪遍地，仅莱芜县据点多达119个。敌人多次调集万余兵力实行拉网式合围，安图将我抗日军民困死、挤死。这使我党政军力量处于日、伪、顽合流之下的四面夹击，警个泰山区根据地形势迅速恶化，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摧残。
为应对形势变化，1938年12月，山东分局决定建立泰山特委，领导泰安东)、莱芜、新泰、曲(阜)泗(水)宁(阳)、章丘、历城、淄川、博山等县。1939年1月1日中共泰山区特别委员会在莱芜圣井村成立。夏辅仁任书记，刘莱夫、董琰、周蓝田、吴瑞林、彭子芳、徐光明分任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青年部、职工部等部长。刘军任妇女部长，她是莱芜第个“女八路”，读过女师，热情积极，日后由刘舜卿推动成为吴瑞林的夫人。刘舜卿由刘莱夫推荐任秘书长。刘舜卿和刘莱夫是莱芜县立师范讲习所的学友、徂徕山起义的战友。两人一直有密切配合。刘舜卿的个性特点和社会影响及人脉关系，刘莱夫甚为了解，一直安排他做统战工作。刘舜卿对默默无闻地做事毫无怨言，但无法大干一场颇为憋屈，思想上一直“卧薪尝胆”、蓄势待发。此时到特委参加一线斗争，他充满信心。
特委面临的形势严峻，首要任务是武装斗争，组建武装是头等要务1939年1月，莱芜第2独立营60余人，50余支枪，与第1独立营合编组建成泰山特委直属武装--“四支队”1大队，由吴瑞林兼大队长，李青和李耐夫任政治处主任、参谋长。大队发展到8个中队，1、2、4、7中队随特委活动1939年2月，夏骏青、毛梓材等在常庄一带组建了4区队，后改称莱芜县大队，谭克平、夏骏青任正副队长，刘子正兼政委。上述部队多由梁竹航县政府时期的武装力量发展、收编、演变过来。刘舜卿比较熟悉，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协助指挥上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5月1日驻泰、莱、历、章的日伪军千余人，分5路围攻莱芜北部地区。山东纵队一部与莱芜县党政机关配合反击。刘舜卿等组织发动2万多人、4天连续破袭泰莱公路，阻碍敌人进袭。我军连日与莱城出动之敌激战于刘家庙、方下等多地。5月9日、10日，我军又与各路合击之敌激战于羊丘山寨里等地。各战共毙伤敌200余。5月11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肥城陆房与日寇激战，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的9路围攻，歼敌千余人。同日，廖容标指挥“四支队”一部，在莱芜马家庙伏击日军，首创泰山区歼日军一个小队的战例。这一系列的战斗，大壮声威。泰山特委成立的新形势成为这些胜利的有利背景。
在加紧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1939年5月，泰山特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在“红五月”大力开展建党活动，发展党员，党的队伍日益壮大。至年底，泰山区新发展党员近万人，其中莱芜县5千余人，几乎村村有党员，乡乡有支部，全县无党员空白村不足20%。这使泰山区抗战新势头，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齐头并进，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战奠定了基础。
我抗日势力的发展，引起敌人惧怕。6月，日军千人，连续“扫荡”莲花山区。“四支队”巧妙周旋袭敌，3个月歼敌数百人。8月9日，顽固派秦启荣纠集所属9个梯队的兵力，突袭驻莱芜雪野村的“四支队”司令部，杀害我干部战士20余人。当日下午，我“四支队”反击，将顽军击溃。高松坡部逃往章丘，顽固派七区区长邢铭二被俘(被镇压)，十区区长王鼎三被击毙。秦启荣部不甘受重创。8月中旬，秦又制造了“淄河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16日对中央社等记者谈话，怒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指出对顽固派反共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著名讲话成为抗战时期反顽斗争的普遍原则。
9月上旬日军400余人，分3路进犯泰山区根据地。廖容标指挥“四支队主力重挫其锐，阻止了进犯。9月下旬泰山军分区在莱芜常庄成立，加强了军事领导和统一指挥。赵杰任司令员，王一平任政委。11月5日，日军第32师团2000余人，分8路“扫荡”泰山区根据地。“四支队”至11日与敌激战18次歼敌250余人。
综上形势，泰山区战场处于敌我阵线“错综复杂”、互有攻守的胶着状态。为了加强军事斗争，特委成立了军事部，使泰山地区抗日斗争由战略被动变得战术主动，由战役的防御变得战斗的进攻。刘舜卿身为秘书长，除机关事务外，对全区战局思考较多，在讨论形势、研究战斗的会议上，发表一些顺常理、逆常规的独到意见。他与吴瑞林的个别交流中，更是毫无顾忌地把想法看法和盘托出，被吴瑞林称为“参谋长”
刘舜卿陆续提出了一些战略考虑。他说，对莱芜战区应在全国战局中有个战略定位。莱芜不是延安、重庆和大西南的战略后方，是敌后游击根据地。要根据我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既要拖住敌人，又要发挥根据地功能，休整部队、补充兵员。因此，在莱芜战场要运用辩证法战术，不能打对阵战、正面迎敌，又要打疼敌人，寻机消灭敌人。莱芜的战略位置重要日寇企图盘踞。我们就是让日寇屁股坐不住，两腿拔不出。战略上藐视敌人看到其必然失败的下场。战术上重视敌人，看到日军训练有素，强悍凶残武器精良，战术得法，单体作战和群体配合，都机动灵活，形成火力交叉使我方火线穿插困难。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蓄谋已久，做好了充分的兵员训练、军队储备，军队的军事素质较高。我们的战士都是农民前脚参军，后脚参战，缺乏基础训练，武器低劣，只凭一颗爱国心、正义感和意志坚强去拼杀，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要避实就虚，避强打弱，力争巧打。即使不能“上兵伐谋”，也必须策略用兵。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与敌拉锯，游而击之。与敌遭遇，如若不利，也可遇而不战。我们的血是热的，但我们头脑是冷的。要善于冷静思考。要打“理性仗”“胜利仗”，不打“英雄仗”“发气仗”。打伏击战为有利，主动在我，有备而战，可收“以逸待劳之效。利用好民情、地形，这是我们的优势。莱芜地域狭小，回转余地有限，我们可循“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的思维，专钻“灯下黑”。因为我们最安全的保障是人民群众。吴瑞林、廖容标都赞成刘舜卿的意见。这也成为刘舜卿领导莱芜8年抗战的战略思维。
吴瑞林懂得军事，刘舜卿最知莱芜，两人互补，配合默契，成为最佳搭档。刘舜卿带有“理论性”的看法，往往得到吴瑞林的赞赏。刘舜卿说，日本侵华，意在使我亡国灭种，必在夺我民族意志，占我中华国土。我们必须动员全民抗战，众志成城，聚集战斗力量，强化民族意识，使人人高扬民族气节，坚定抗日决心。中国就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这是抗日战争真正的力量，真正的资源，真正的胜利保障。我们和日本侵略者的优劣之分在于，日本有强大的军事优势，我们有众多的群众优势。敌人的优势在消耗中越来越小，我们的优势在战争磨难中越聚越大。因为正义在我们一边，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人民在铁与火的熏炼中、在血与泪的熬煎中，变成了钢铁战士。正是日寇的野蛮杀戮让我们的民众头脑清醒、同仇敌忾。小日本觊觎我们的国土已久，侵华后“寸土必得”，占住不放。这势必兵力分散，战线拉长，顾此失彼。我们就是要像一块胶，把侵入我们地区的日寇牢牢地粘在这块土地上，既可以减缓正面抗日战场的压力，也可在我们地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怎么有利就怎么打。吴瑞林等一些同志有时听得“兴趣盎然”。
刘舜卿对吴瑞林推心置腹，谈了他对抗战时期泰山区阶级关系的看法他说，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如何贯彻到泰山地区，是最大限度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关键。泰山区工商业不发达，多是本小利薄的小企业堪称民族资产阶级的阶层，力单势微。我们可以将这一政策适当运用在地主阶级和富农阶层上。对地主阶级要分析，恶霸地主是极少数，剥削而不残暴者是多数，勤俭致富者也有。就整体而言，他们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为主的形势下，也有两面性。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可以团结到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民族感情，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利用他们中有些人与敌伪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获取物质帮助和情报来源。这不意味着我们削弱对贫下中农的依靠。贫下中农永远是我们的基本阶级队伍。刘舜卿引申说，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抗日战争是中国广大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集团的斗争。我们就是要认清这场战争的阶级本质，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全民抗战。类似的话，刘舜卿对特委领导和其他同志也讲过。这在当时共产党人阶级意识极强的情况下，他为了抗日利益，直言不讳，确是一种政治胆识。
刘舜卿在特委会上说，仗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发动群众就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广泛发动群众，须有抓手组织抗日团体是动员群众的关键。特委大力抓了各县群众组织的工作。至1939年4月，莱芜县农民救国会、职工救国会、妇女救国团和“新、莱联防办事处”“博、菜、蒙”三县联防办事处先后成立，孙启明、吕子仪、张桂珍分任各救会领导，张种玉、亓象岑任新莱办事处正、副主任，张敬任“三县联办”主任。5月,“四支队”加强群众工作，扩大部队职能，深入雪野寨里、口镇、颜庄等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基层组织迅速建立。群众起来后，抗日有利形势大增。至当年夏，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莱芜全县妇女在拥军支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据1940年2月4日《大众日报》的表扬文章载自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莱芜妇女募集支前物品有:鞋子6700双，衣10015套，袜子1740双，毛中688条，棉被100床及其他物品一大宗刘舜卿主张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既是党的方针，也是泰山地区抗日的需要。统战是对特殊群体的工作，需要特别的政策和方法，要深入细致，也要合情入理。特别是对待道会门，更要积极谨慎。道会门组织是落后群众团体，封建保守思想浓重，又掺杂着迷信意识。工作难度大，艰巨复杂，既要有耐心，又要有常识。做好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教众本身是一股武装力量，比普通群众有斗争性和战斗力，团结得好，引导得法，可以借用他们的力量，甚而把他们改造成抗日部队。这些观点引起了特委一些同志的重视。刘舜卿还反复向莱芜县委书记刘子正阐明这些道理。刘子正与县委于1939年5月决定，派出杨仲起、许同隆等负责会门工作的人员参加了四县敌工干部训练班，专门进行了研讨。6月，调动“三会联办”积极配合我军反顽，取得了诸多胜利，后逐步纳入各村自卫游击小组等武装泰山特委较稳固的根据地在莱芜北部山区，受敌占公路分割，成为三块。彼此信息不通，战况不明，除上级指令，没有新闻来源和宣传喉舌。当时《大远是我们的基本阶级队伍。刘舜卿引申说，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抗日战争是中国广大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集团的斗争。我们就是要认清这场战争的阶级本质，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全民抗战。类似的话，刘舜卿对特委领导和其他同志也讲过。这在当时共产党人阶级意识极强的情况下，他为了抗日利益，直言不讳，确是一种政治胆识。
刘舜卿在特委会上说，仗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发动群众就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广泛发动群众，须有抓手组织抗日团体是动员群众的关键。特委大力抓了各县群众组织的工作。至1939年4月，莱芜县农民救国会、职工救国会、妇女救国团和“新、莱联防办事处”“博、菜、蒙”三县联防办事处先后成立，孙启明、吕子仪、张桂珍分任各救会领导，张种玉、亓象岑任新莱办事处正、副主任，张敬任“县联办”主任。5月，“四支队”加强群众工作，扩大部队职能，深入雪野寨里、口镇、颜庄等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基层组织迅速建立。群众起来后，抗日有利形势大增。至当年夏，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菜芜全县妇女在拥军支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据1940年2月4日《大众日报》的表扬文章载，自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莱芜妇女募集支前物品有:鞋子6700双，棉衣10015套，袜子1740双，毛中688条，棉被100床及其他物品一大宗刘舜卿主张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既是党的方针，也是泰山地区抗日的需要。统战是对特殊群体的工作，需要特别的政策和方法，要深入细致，也要合情入理。特别是对待道会门，更要积极谨慎。道会门组织是落后群众团体，封建保守思想浓重，又掺杂着迷信意识。工作难度大，艰巨复杂，既要有耐心，又要有常识。做好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教众本身是一股武装力量，比普通群众有斗争性和战斗力，团结得好，引导得法，可以借用他们的力量，甚而把他们改造成抗日部队。这些观点引起了特委一些同志的重视。刘舜卿还反复向莱芜县委书记刘子正阐明这些道理:刘子正与县委于1939年5月决定，派出杨仲起、许同隆等负责会门工作的人员参加了四其敌工干部训练班，专门进行了研讨。6月，调动“三会联办”积极配合我军反顽，取得了诸多胜利，后逐步纳人各村自卫游击小组等武装泰山特委较稳固的根据地在莱芜北部山区，受敌占公路分割，成为三块彼此信息不通，战况不明，除上级指令，没有新闻来源和宣传喉舌。当时《大众日报》已经创刊，但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环境恶劣，交通阻隔，靠人背送时效很差。这使泰山区军民陷于“闭着眼睛抓麻雀”的窘境。董很为此着急，苦无良策。刘舜卿多次向董琰提出，新闻宣传是抗日的另一有力武器不可长期或缺。他提出，就地取材，特委自己办报，并自告奋勇专职主理因他主持过莱芜《抗战青年》。地委开会通过了他的建议，决定由董物色人选，刘舜卿协助筹措物资。董琰指定宣传科长李凯军抓。报纸定位为特委机关报，定名《泰山时报》。当时物资匮乏，通信器材奇缺，经数月筹划，才于当年10月出报。先后由李力众、陆干、宫达非负责。刘舜卿对社长兼总编辑宫达非说:“报纸虽小，作用要大。要使它成为泰山地区军民的心灵家园，洞观全国战局的天窗，泰山区领导机关和军民互相沟通的管道。”报纸为3日刊莱芜东、西部各有一台机器，根据形势交替印刷。兴盛时20余人，工作十分活跃。每期千余份，发行党政机关和部队，大部分村庄和小学都有一份。报纸辟有“工农园地”，开展广泛交流。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表扬泰山区宣传工作成绩时特别指出,《泰山时报》进步迅速，材料充实编辑活泼，印刷精美，为地方报纸中最好的一份。吉山战斗中《泰山时报受损失较大，月余恢复出报。直到《鲁中日报》发刊，才结束了为期五年的战斗，为泰山地区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宫达非日后曾感慨地说，办《泰山时报》时是最艰辛、最有成就感的岁月众日报》已经创刊，但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环境恶劣，交通阻隔，靠人背送时效很差。这使泰山区军民陷于“闭着眼睛抓麻雀”的窘境。董很为此着急，苦无良策。刘舜卿多次向董琰提出，新闻宣传是抗日的另一有力武器不可长期或缺。他提出，就地取材，特委自己办报，并自告奋勇专职主理因他主持过莱芜《抗战青年》。地委开会通过了他的建议，决定由董物色人选，刘舜卿协助筹措物资。董琰指定宣传科长李凯军抓。报纸定位为特委机关报，定名《泰山时报》。当时物资匮乏，通信器材奇缺，经数月筹划，才于当年10月出报。先后由李力众、陆干、宫达非负责。刘舜卿对社长兼总编辑宫达非说:"报纸虽小，作用要大。要使它成为泰山地区军民的心灵家园，洞观全国战局的天窗，泰山区领导机关和军民互相沟通的管道。”报纸为3日刊，莱芜东、西部各有一台机器，根据形势交替印刷。兴盛时20余人，工作十分活跃。每期千余份，发行党政机关和部队，大部分村庄和小学都有一份。报纸辟有“工农园地”，开展广泛交流。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表扬泰山区宣传工作成绩时特别指出，泰山时报》进步迅速，材料充实编辑活泼，印刷精美，为地方报纸中最好的一份。吉山战斗中《泰山时报受损失较大，月余恢复出报。直到《鲁中日报》发刊，才结束了为期五年的战斗，为泰山地区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宫达非日后曾感慨地说，办《泰山时报》时是最艰辛、最有成就感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