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较量，是中华民族捍卫主权、国土、尊严、生存的神圣事业。抗日战争的爆发是对全民族的立体动员，很快烽火连天，燃遍中华大地。徂徕山起义后,“四支队”几个月内就发展为3个团5千多人，对日寇展开了一系战斗
泰山特委的建立，统一了泰山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标志着泰山区正式形成，对于创建、巩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委的军事部，对外称“四支队”一大队，对内为军分区。吴瑞林任军事部长兼大队长四支队”为野战军，军分区部队为地方军，两者系平行关系，联合作战时由“四支队”统一指挥，军分区自行作战时独立指挥。
吴瑞林是位传奇人物，任过中共大金川省委组织部长兼少共书记，在代表红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会师时被误为坏人抓起来。他挨过张国焘的整与廖承志是同监难友，被周恩来救廖承志时“带”出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个报名要求到敌后，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他到山东后，董必武还向黎玉介绍过他。他1950年出征朝鲜，1952年开始保卫南疆。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台湾来客(据说是陈诚、蒋经国)进行秘密会晤，由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陪同吴瑞林保驾护卫。罗青长回忆说:“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并使会晤不被干扰，我奉命去找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向他传达并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及保密要求。他当即表示，对中央赋予的使命坚决执行，并立即部署。”周总理、张治中由吴瑞林陪同，乘一艘护卫舰，经-天多的秘密行程，第二天到达。吴瑞林亲自带领3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进行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这次会晤使国共两党在-个中国问题上达成默契，有了共识。
吴瑞林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多年，与被称为“林彪死党”的海军司令李作鹏有工作交集，落些“诖误”，被海军政委李耀文到任后化解。
吴瑞林到泰山区前，山东军政领导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分别谈话，指示:“一定要把这块腹地牢牢掌握在手里。”鼓励说:“泰山区有十多个独立营，有大发展的基础。”黎玉介绍泰山区干部情况时，还特别点到他熟悉的刘舜卿。吴瑞林一到泰山区，得知全区有7个县委，30多个区委，群众性抗日斗争正蓬勃兴起。他立即提出，泰山区应以莲花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莲花山位居泰安、莱芜、新泰之交，处于泰山区的中心，山岳、丘陵、平原河流俱全，物产比较丰富，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似应设在莲花山中心地区的李条庄一带为宜。刘舜卿赞同吴瑞林的军事战略眼光，联想起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强调了莲花山地区的政治和民情优势，建议单独建立县级党委，加强领导。大家一致通过机关移至李条庄和设立直属县委的决定。
为便于直接领导，特委成员实行分工包片负责制。刘莱夫前往莱芜、博山，董琰前往曲泗宁、新泰，吴瑞林前往泰安，分别向有关县委传达上级的指示和特委的部署。夏辅仁和秘书长刘舜卿坐镇特委，主持日常工作。特委将上述规划部署报告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得到充分肯定，称赞泰山特委有决心和气魄，部署周密扎实，很好地贯彻了上级的战略意图。泰山区当时是以莱芜为中心、为根基。莱芜也是鲁中革命根据地的支点。莱芜的形势对泰山区、鲁中区抗日斗争的拓展有着重要意义。刘莱夫是莱芜人，又曾任过莱芜县委书记，但他在外地求学，参加革命后游走于各地，对莱芜情况的动态远没有刘舜卿了解。刘舜卿从未离开过莱芜，熟人堪称众多。他在梁竹航的县政府时期，结识了一批莱芜中、上层人士和参加过县培训班、武装大队的人员。他们遍布莱芜。刘舜卿直接介绍的大量党员，成为莱芜抗日的积极力量，不少成为斗争的中坚。刘舜卿待人淳厚诚恳，作风严谨善和。这在熟识他的人中有一种朴实的人格魅力。他有敌人，没有仇人，从不结个人恩怨在对立营垒里的政治敌人，也无可否认他的为人。这些成为刘舜卿在莱芜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基础。有些干伪事的熟人，被发展为敌营的内线，有的虽未建立组织关系，出于良心道义，遇有重要情况、紧急敌情，也设法报告刘舜卿，以期在他心日中“立此存照”，日后保个平安。这使刘舜卿消息灵通，判断准确。吴瑞林谐称这些人是刘舜卿的“第五纵队”“地下方面军”，刘舜卿淡然一笑:“暗哨。”这种情况，很难用阶级观念解释。吴瑞林有时对刘舜卿能有广泛社会关系网颇为赞赏。刘舜卿说:“莱芜是巴掌大的地方，大家土生土长，一起拾柴挖野菜，一块读书上学，有的多是'教书匠子’的同行业友或师生关系。从闹学潮，开展社会活动，到参加革命和抗战，都是这帮人磕磕绊绊走过来。谁吃啥拉啥，彼此都知道。”
吴瑞林重视刘舜卿的社会资源，遇事多与其商量，戏称刘舜卿“军师”刘舜卿则自谓“参谋”。两人经常深入交流。刘舜卿从战略上强调说,“四支队”和军分区的主力是泰山地区的抗日先锋，县大队、区中队、小队、民兵和广大民众则是抗日的主体。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要有机配合。县大队、区中队骚扰、拖住、拖疲敌人，以小规模作战、消灭伪军为主。“四支队”、分区主力抓有利时机消灭、打击日寇，制造声威。如同一个人的两只手，手摁住一手打。敌我优势各异，敌有精兵锐器，我有庞大军民。两优相较在战略上我占有绝对优势。只要我军紧紧依靠地方武装，并肩作战，节节胜利是有保障的。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各支队编制常常调整、易名，甚至“空编”和“混岗”。吴瑞林从正规军队观念认为序列混乱。刘舜卿说，这可迷惑敌人。只要各个部队都把准星瞄准日寇，就会形成高度统一和一致。关于战略目标，刘舜卿说，到莱芜侵扰的敌对势力好几股。有“变色龙吴化文的投降势力，有“摩擦大王”秦启龙的顽固派，有十恶不赦的刘伯戈国民党特务势力，还有土匪恶棍陈三坎、高松坡等“混世魔王”。刘舜卿提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大敌当前，日伪为主。上述势力都是仰赖日伪的癞皮狗。日寇垮台，他们就“树倒猢狲散”，不堪一击。只要对整体抗日无大碍，无须列其为主攻目标，以免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弹药。
刘舜卿还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战略战术上经常发生主动与被动的转化。我们应把握变化，力避战略上的被动，争取战术上的主动。刘舜卿不惜“班门弄斧”地痛说一气，颇受吴瑞林这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事才俊的赞赏，说:“你分析得在理。”仗在莱芜打，刘舜卿自然成为吴瑞林的战事向导。夏辅仁(泰安人，曾被捕坐牢，任西藏工委副书记时，山石塌方身亡虽为书记，对莱芜情况不甚了了。吴瑞林指挥作战的“大事小情”自然多找刘舜卿，或了解情况，或联系地方武装、当地群众配合，都能得到有力协助。这使吴瑞林如虎添翼，鏖战泰菜。在特委军事部的统一部署下，各方面力量协调配合，莱芜及周边地区抗日硝烟四起，战火遍地开花。1939年3月29日，秦启荣制造了孩人听闻的“太河惨案”，杀害八路军近百人。吴瑞林愤而反击，摧毁敌汽车多辆，毙伤数十人。
1939年五六月间，日军调集5万余人大“扫荡”，安图消灭山东、泰山区领导机关和抗日武装。吴瑞林率部周旋、游击，使敌疲惫不堪。9月27日夜吴瑞林的指挥部突遭轰击。激战中吴瑞林中弹昏迷，终身落个“吴瘸子”光荣称号。这一称号，使日伪闻声丧胆，使齐鲁抗日军民为之骄傲，声中外多年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曾慕名专门拜会过“吴瘸子”
党的六大决定清除收编的“绿林”“草寇”，泰山区主要领导者意识主观,机械套用外来观念，对道会门的认识偏激，导致政策失误。看偏的事做起来必然会跑偏。他们把道会门落后面视为反动性，用我们的政治原则去衡量道会门的侠客义气，把应对其适当让步加以争取，看作“软弱”“右倾”，进而对道会门进行打击。刘舜卿曾多次说明道理，甚而激辩，无效。1939年9月由于特委政策偏“左”，加之国民党特务勾结反动地主笼络，日伪诱迫，致使“硬拳道”与我党关系恶化，与“四支队”多次冲突，双方矛盾对抗，兵戎相见。10月17日,“硬拳道”宫长李德辉、李德村率武装屠杀我八区边王许村10余人，烧房300余间，烧粮3万余斤。翌年春，“硬拳道”集结水北一带徒众万余，妄图进攻莱北抗日根据地。我“四支队”基干一营奉命袭击了水北、周家洼等会门据点。至1940年，会道门与日伪沆一气，象德为首的“硬拳道”仰仗日伪，捕杀抗日人员和家属。泰山军分区曾派一个团围攻石门岭“硬拳道”据点，3天未克，足见其顽固、强硬，气焰更加嚣张。“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命吴瑞林带“四支队”一团，于5月5日夜，突然进击山角峪，一举歼灭了“硬拳道”的方长瑞部，次日凌晨又拿下大碾据点，全歼守敌。5月7日夜，吴瑞林指挥部队诱敌进入伏击圈，歼敌200多人，剩余300多人缴械投降。这几仗打得漂亮，解气，也在莱芜打出一股死不回头的敌人。正如哲言你把他当成敌人，他就是你的敌人。
1940年5月中旬，日军从泰安、博山调动1000多兵力占领了莱芜县城，经常往返于莱芜、博山之间。吴瑞林不甘其畅通无阻，想寻机打击，便征求刘舜卿的意见，何处出手为佳。刘舜卿说:古人云，战场上“山川河谷都是兵，阴雨风尘皆是力”。战场的地形、地势也是“战斗力”，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因素。借鉴平型关大捷的经验，伏击最好选择两面高坡、中间峡谷的地带可居高临下，俯冲有力，两头一堵，“关门打狗”。建议选在中常庄至徐家店以北的峡谷设伏。杨家横村地处峡谷的南口，两侧陡坡峭壁，是伏击的最佳地势。吴瑞林派人实地察看，并亲临现场评估定案，报请“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胡奇才核准。1940年5月19日，博山、川、莱芜的日伪军700余人进犯常庄、文字现、响水湾一带，正开向莱芜城。吴瑞林闻报，在杨家横村东、西山坡周密布控，诱敌陷入伏击圈。天亮，日军三路，同时遇“四支队”猛烈袭击。日军晕头转向，狼狈四窜。“四支队”调整部署，暂停进击日军以为八路军不敢再攻击，便继续前进。下午1点，大股日军进驻杨家横村，休息做饭，放松戒备。两颗信号弹突然升空,“四支队”的勇士如山洪瀑布般从四面俯冲杨家横村，枪、炮声震天，日军抱头鼠窜。“四支队”战士如猛虎添翼，穷追不舍，将日军团团困在村中，霎时击毙100多人。继而展开巷战、户战，短兵相接，刺刀肉搏，极为激烈。有的日军据守百姓院内负隅顽抗，八路军战士投掷手榴弹、炸药包，鬼子血肉横飞。日军几次突围失败便集中重火力掩护，拥向村北。“四支队”战士越战越猛，又追上与日寇厮杀拼搏，鲜血飞溅，鬼子败回村内。后来日寇1500多名援兵凶猛扑来。“四支队”暂避锋芒，临时撤离阵地。当晚10时，日寇纠集残余和援军妄图向杨家横村西南突围，又遭“四支队”的猛烈伏击，调头窜回杨家横。当夜，残敌败回博山。战斗从下午7时至翌日拂晓，共毙伤日军300多人，缴获大量迫击炮、机关枪、掷弹筒、步枪等。后来，日寇讨伐大队长秋山金牟田在博山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
杨家横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四支队”将士和鲁中抗日根据地军民，震了日军。5月23日,“四支队”全体和山东省、泰山地区党政军领导、群众数千人在莱芜县辛庄区后城子村隆重庆祝杨家横之战的重大胜利。洪涛、黎玉汪洋、廖容标、赵杰、赵笃生、刘莱夫、刘舜卿、刘子正、刘夏峰等出席大会。
1940年麦收前，“四支队”一团政委李伯秋率一营在杨家楼与日伪军激战一天两夜后，与团长吴瑞林会合，恰接刘舜卿获知的敌情:莱城日酋规井率队下乡抢麦子。吴瑞林采取了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使敌人一路挨打处处遇伏兵，迷茫不解，只得撤回。战斗结束后，吴瑞林让民兵协助，还尸于敌，附上传单，更使敌人恐惧不安。
1940年8月，吴瑞林受命打地里沟据点。刘舜卿提供，据点内有敌600多，装备精良，伪军主力、地主武装、汉奸恶霸混杂一起，极为顽固反动。日本大队长是老牌特务，生性残忍，祸害百姓，蹂躏妇女，群众恨之入骨。刘舜卿提出战法建议，并派尚克东的武工队配合。吴瑞林巧妙布阵，爆破开路，火力齐发，突击巷战，逐院拼搏。8个小时，敌人大部被歼，60余人逃窜又被追歼。从此，敌伪胆寒，不敢轻易出袭。
1940年11月4日，泰安日军长岛旅团，在莱芜日伪军配合下，出动500余人向莱东进行报复性袭击。吴瑞林奉命迎击，在杨家一带做好战斗布控严阵以待。作战忌用老套路。这次战斗本可不在杨家横这个日寇的伤心地刘舜卿则说，日军一向认为八路军的战术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建议利用敌人的定式思维、错觉、误判，把战场仍定在这里，但打法可以改变。刘舜卿还说，“兵不厌诈”，可以采用巧打。吴瑞林接受了刘舜卿的意见。他抽调20名特等狙击射手埋伏在岔道、三山村一带道路两边对敌点射，致使敌人边走边挨打，盲目还击，无的放矢。待敌人进至30米距离，我军一阵猛打，敌人死伤过半，残敌及莱城援敌300余人多次反扑失败。此战打了两天两夜，毙伤敌伪180余。我部伤亡不大，但营教导员钟鸣、连长陈永源不幸壮烈牺牲。此系“二战杨家横”
在这次战斗中，吴瑞林巧布疑阵，事先带着二十名民兵布置了草人、假炮阵地。远看逼真，敌人上当，对我假阵地猛轰一通，冲上来时，被我军痛击，损失惨重。在事先布置疑阵时，吴瑞林拟令“四支队”战士执行。刘舜卿进言，此事民兵完全胜任，派几个战士现场指导即可，其余可以养精蓄锐保持体力。吴瑞林怕民兵走漏风声，刘舜卿说:“民兵个个是不脱产的战士纪纲很严。”吴瑞林同意后，刘舜卿立即通知莱芜县武装科科长周绍棠配合协助布置。
1941年1月1日，博山日伪500余人在日酋池田大佐带领下，窜至莱东常庄一带，夜袭我军，妄图破坏我一兵工厂。日军扑空，恼羞成怒，残杀无辜群众数十人，烧毁民房数百间，掳走数百青壮年、妇女及大批牲畜财物。吴瑞林带着主力，巧布迷惑阵。他令战士把帽子摆在前沿阵地的掩体上，日军以为是趴伏的八路军，集中炮火轰击了一个多小时，攻上山头才发现上当。吴瑞林乘势大量杀敌，将被掠群众及牲备大部夺回。池田指挥的日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400余人。池田大队长之弟池田中队长在第二次杨家横战斗中被击毙，此次专为“报仇雪恨”而来。孰料又在杨家横碰上冤家对头吴瑞林。池田惨败，铩羽而归，回营羞恨自杀。此役即“三战杨家横”，被称为模范攻防战”。在三次杨家横战斗中，村民送军鞋、送军粮、运弹药、抬担架，为配合部队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使其成为莱芜抗战史上的英雄地名拥军支前模范村。刘舜卿夸赞，杨家横人都是抗日战士。
吴瑞林再度负伤，敌人乘机大造其死之谣。吴瑞林坚决回莱杀敌辟谣他选中口镇据点，刘舜卿令郑觉民配合。8月的一天，刘舜卿从内线获悉敌人要到古城抢掠。吴瑞林布兵埋伏在周边。日伪军一到，吴瑞林下令猛打，敌人乱作一团，不时踏上由二区中队埋设的地雷，被炸得人仰马翻。10分钟结束战斗，敌人无一漏网。
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我胜不断，但也有较大损失。特别是县、区武装敌强我弱，武器低劣，更缺乏作战经验。战士多是刚参军就参战，仅凭爱国觉悟和抗日意志硬拼，连自我掩护意识和方法都不够。刘舜卿先后向廖容标和吴瑞林提出，要为地方武装培训骨干。廖、吴根据需要，借鉴其他地区做法，很快成立了泰山区“教导营”，专门培养连、排骨干。一次，刘舜卿在温家庄观看教导营“打野外”(演习)后，对全体人员讲话强调,“教导营”是我们家门口的“抗大”“红大”，在此学习些军事知识和理论很重要。你们学了知识，再加实践经验，回到部队就是军政骨干。他说，击敌有艺术。迎击截击、遭遇战是常规，但应急、无奈的成分大。最有利的打法是伏击、侧击尾击。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伏击最能凸显突然性，以我们的充分准备，制敌于不备，更好地利用地形地势。在你们“打野外”中，有人表现“怕死”严密躲藏。这无可厚非。怕死是人的本性，革命战士不怕死那是政治自觉在革命和战争需要付出牺牲时，我们不怕死。不需要牺牲时，我们不付无谓代价。这是正确的生死观。战争的核心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只有更多地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刘舜卿把隐蔽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讲得很透彻。赢得战士们的欢迎。
廖容标是在泰山地区抗日战场上与吴瑞林并驾齐驱、咤风云的另一位英雄。他是红军长征干部，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四支队”支队长、第四旅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在泰山地区战功卓著，与人民鱼水深情，有“廖菩萨”美誉。他兼任泰山区专员时刘舜卿任副专员，两人配合默契，是最佳搭档，感情甚。日常，行政工作他放手给刘舜卿，自己集中精力抓军事斗争。他晚年患病后，对来电话问候的刘舜卿的儿子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在职务上我领导他，在意见、建议上，他领导我。我要到你们莱芜安家。”临终遗嘱，骨灰在莱芜。
廖容标和吴瑞林的指挥各有神功，各显千秋。两人战场配合协调，分击像两个拳头，伸缩自如,“左右开弓”;合击像一把钳子，一钳致命。廖容标麾下有员儒将，日后在解放海南岛、转战中华大地、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在外交战线展现过军人外交家的风采。他因参加泰山地区冬季反“扫荡”、鲁中地区秋季反“扫荡”等战役战功卓著，在抗日战争7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作为千万抗战将士的光荣代表，接受习近平主席亲授的抗日战争纪念章。他就是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军区的政委刘振华，官拜上将。他1921年生于泰安东吴村。原名刘培一。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时，为表抗日救国、振兴中华的决心，改名振华。他机智勇敢，刻苦学习训练，进步很快。入伍仨月由指导员刘春(曾任驻老挝大使)介绍入党，把母亲给的一块银元路费交了第一次党费。他严于律己，处处带头，被破格提拔为政治指导员。
刘振华长期在莱芜战场作战，两次在莱芜负伤，手下的战士大都是莱芜人。他常向刘舜卿“要兵”补充连队缺员，说莱芜的兵忠厚老实，打仗勇敢服从指挥。刘舜卿总是“有求必应”，源源不断地从县大队、区中队向刘振华输送兵员。对此，廖容标开玩笑说:“你们不能像牛经纪，在袖筒里手指就成交。招兵入伍不能私相授受。”刘舜卿则说:“谁要，给谁。兵员雄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940年8月，刘振华任山东纵队“四支队”2营分支书记，在攻打莱芜寨里中，率“钢8连”突击队，为全营杀开血路，与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100多名鬼子和全部伪军。多次出色指挥，使刘振华被誉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在一次反扫荡中，时任山东纵队旅长的廖容标亲临一团指挥，突围中腿部中弹，鲜血外涌。在敌人合围圈越来越小的危急关头，刘振华指挥2营阻敌掩护，吩咐胡副营长背廖容标且战且冲5公里，突出重围，摆脱了敌人尾追。廖容标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曾深情地说:“抗战时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我负了重伤，要不是碰上刘振华和胡念筠，我早就去向马克思报到了!辉煌的战绩，血染的风采，照耀着泰山区抗日战场的神圣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