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锄奸”“肃托”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下和审干“左”倾，正当莱芜抗日斗争处于艰难时刻，1940年5月泰山区开展“肃托肃清托洛茨基分子)运动，铸成错案。至8月，错杀160(又说240)多人其中尤以莱芜为甚。时任泰山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兼专署公安处长吕剑光(曾任泰山特委保卫局局长兼军分区军法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公安厅长，公安部副部长)率一个连到莱芜，一夜之间逮捕70余人，三天之内大都杀掉。其中就有刘舜卿的内弟、年仅21岁的吕桂亭。刘舜卿对这次“肃托”始终心存质疑，曾向刘莱夫流露过一些看法，也私下与赵笃生、刘子正和王芳(后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等人谈过，指出对涉案同志仅凭逼供指供而乱咬乱供出来的“交代”论罪，全然不考虑他们的一贯政治历史和革命表现，会发生偏听偏信的错情。他大胆怀疑有人做坏，但涉及自己的内弟，不便多说，总认为事情会水落石出。他见越来越多的人被抓，疑虑陡增但碍于纪律，不便越位，无可奈何，后对被捕人员大都被杀，始料不及，甚感震惊。他对泰山地委社会部、锄奸委员会将“肃反”工作神秘化，捕风捉影，主观臆造所谓“托派”组织，致使大批于部无辜受害，更觉不安。此间锄奸委员会成员、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和专员赵笃生曾持疑，并保护了一些干部，但未制止事态的蔓延，反招嫌疑。
至1942年2月，先后发生了泰莱边案和学山案。在莱芜的涉案人员中刘舜卿对不少人都较了解，大都是斗争勇敢、工作积极、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同志。如莱芜鲁西区委委员陈峰、地委青年部长彭子芳、宣传科长刁芙萃教育科长王墨林、莱芜县妇救会主任白超、莱芜县委青年部长李雪峰、香山区区长郭子彬等，都是优秀的革命者。吕桂亭少年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和出生人死的战场上，一贯斗争英勇，斗志顽强，威武不屈，坚持真理，对党忠诚，从不畏险。他挺身救友，反以“私通托匪”治罪，不日被杀这是何等撕裂人性的惨剧啊!吕桂亭是这次被错杀革命志士中的典型。多年之后，知情人谈及此事，仍不乏气怒与痛惜。刘舜卿心有隐痛，但态度平和地说:“革命战场复杂，有太阳光照之处，也会有背阴的地方。江西苏区清查'AB团’，造成的损失也很惨重。历史是一页页写成的，也应一页页翻过去。”
侠骨少年
吕桂亭，1919年生于莱芜景家镇村。父亲日井田，齐鲁品格，通达事理维护公益，办事明快，精通制帽，家景殷实。由于支持革命、抗日而破败后落得一贫如洗。吕井田颇得人缘，被推为景家镇等四村的段长。母亲心慈贤淑，朴实勤勉，家教很严。吕桂亭兄姊5人，自幼被谆谆教诲，为人规矩恪守道德，秉持忠义，良心为本。“心术要正，别伤天害理。”“与人为善，吃亏是褔。”总之，为了仁义，宁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但是，吕桂亭目睹的则是世道不公，人善被欺，恶霸势力穷凶极恶，巧取豪夺，民不聊生，痛苦无告。因而逐步萌生了反抗不合理旧制度的心理，以至于学而无心，干活无力，天天沉浸在改变现实的梦想中。父亲见其状态，心感不安，常数落他“不思进取，难成气候”。并向他讲授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道理。但对他痛恶奸究、同情百姓是欣慰的，肯定他有正直侠义的秉性，并鼓励他:“没有正直品格，不配作齐鲁人。”父亲的话道出了山东人的特质。吕桂亭领悟了其中的真谛，同时也学到父亲秉公处事、公益为上保护他人的作风。这些成了吕桂亭人生理念的雏形。
吕桂亭钦佩二姐夫刘舜卿对黑暗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斗争的作为，向往参加他领导的革命进步活动。刘舜卿也乐于向他讲些革命的道理。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吕桂亭年幼的心灵受到革命的熏陶。1933年刘舜卿受命到二区开展宣传、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他以景家镇为开端。吕桂亭积极协助，为他带路、望风、联络、传话、探听动向，陪着遍访了蔡家镇、吴家镇、片家镇等村的所有亲戚、朋友、熟人，并在吴家镇自己的堂兄吕宪东家建立了聚会点。1934年，15岁的吕桂亭由刘舜卿介绍参加了共青团，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他同二姐吕明亭一道积极动员大哥吕柏亭、二哥吕相亭和二嫂郑秀英入党其家成为刘舜卿在二区的重要革命活动基点，
立志革命
吕桂亭一心扑在革命上，无心求学务农。父亲嫌他不务正业，不学无术便让他到郭家芹村大姐夫李兰玉的酒店学徒。他利用酒店往来人多的条件，宣讲为民行道、均富济贫、革新社会、铲除奸雄的观念。李兰玉也受到他的思想影响，逐步倾向革命，后由刘舜卿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中共莱芜县委代书记刘伯戈叛变，全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刘舜卿躲避到吕桂亭家西屋的夹壁墙内。吕桂亭返回景家镇，白天值守警戒，晚上探风带路，陪刘舜卿联络党员、做稳定思想的工作。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外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次，晚上在蔡家镇村头遇上“捕共队”，他敏捷地就地蹲下大便，把传单夹在腿弯子下。敌人凶狠地嚎叫:“干啥的?”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拉屎的。”敌人走近察看，见他果真在大便，便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另一次，他怀揣标语去吴家镇，路上撞上特务侦探。对方见他夜深人静只身游荡，疑心陡起，拦住盘问。他冲远处故意大喊:“大哥，我在这里，被人拦住了!”特务警觉地朝他喊的方向仔细观望，他乘机拐进一条胡同，飞奔而逃，安全脱身。还有一次，大天白日在片家镇集市上，他在最拥挤处，从口袋里掏出一传单，大喊:“这是谁掉的?”说着散发起来，还故意问:“谁认字，看看上头写的啥?就这样，在最为危机的时期，吕桂亭协助刘舜卿坚持战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斗志，坚定了革命者的必胜信心，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同时也向敌人宣示，共产党人是打不垮、杀不绝的!
奔赴沙场
1937年，吕桂亭转为共产党员。接着，他就介绍了自己结拜兄弟、本村的景玉琏和知已同学、山阳村的王西祚等人党。七七事变后，吕桂亭紧随刘舜卿奉命在各地发动抗日游击战，宣传救亡图存，激发人们忧国忧民的危难意识和奋起抗战的爱国情绪，带头报名参加游击小组。他动员同学好友一起行动，其中就有王西祚。他为筹措枪械，不惜倒卖自家的粮、物。父母责备道:“你不想过啦?”他悲情激愤地说:“国破无宁日。外患当头，怎么过啊?表现出义士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不久，吕桂亭串联几人，跟着刘舜卿为参加抗日起义做实战准备，在莱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为后来的莱芜抗日革命根据地奠定下社会基础。
农历正月初五，王西祚从山阳村早早赶到吕桂亭家。按民俗，当日不宜远行，吕桂亭的母亲苦苦劝阻，让他们次日再走。吕桂亭执意不肯，说事情紧急，不可耽误，心想:“共产党人，岂能迷信?”母亲无奈，再三嘱咐二人要相互照应、手足相待。这番话成为母子的诀别。
吕桂亭离家后，率几名热血青年奔赴莲花山参加武装起义部队。他是起义者中参加革命早、年龄小的战士之一，到徂山后被组织看中，把他和光恕等送到广德去参加青年干部短训班。结业后，他被派到章丘县开辟工作不久，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县独立营教导员。
上任后，他和营长魏春舫(后为县大队长)同心协力，一手抓抗日宣传手抓武装建设。他提出“抗日救亡家家事，参战支前人人责”“男女老少齐动员，万众一心打日本”“失道寡助天不饶，日本鬼子长不了”等脍炙人口的动员口号，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他强调，宣传能调动人民的抗日劲头，摧垮侵略者的气焰，但只靠宣传是不能把日本鬼子赶跑的，必须加强抗日武装力量和军事斗争。他抽调民兵骨干充实独立营，组织精干的武工队普遍建立乡、村半脱产武装，立足打人民游击战。独立营战法灵活，聚散动，广泛战斗在章丘的埠村镇、文祖、平陵城、龙山镇、枣园、水寨镇、辛寨乡、普集镇等许多乡镇以及莱芜北部的广大地区。当时，章丘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对敌斗争形势严峻。1940年年初，章丘南部形势恶化，莱北三义乡、风山乡和茶业乡划归章丘(翌年5月回归)，扩大了章丘游击区。章丘县独立营经常撤到这一地区作战、休整，对莱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有一定贡献。
为了学习军事作战经验，取得正规部队的支持，吕桂亭曾先后多次直接向活动于莱芜、淄川等地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四支队”、泰山军分区的领导廖容标、林浩、汪洋等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他还向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枚青、三营教导员刘春等讨教做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向三支队第八团副团长、老红军程绪润请教指挥作战的经验，向“四支队”敌工科科长张秉玉学习打入敌营、建立内线、分化瓦解敌人的方法。他领受到的指示，取得的经验，学到的斗争谋略对他的工作、斗争、实战极为有益。但他体会到，学习固然重要，自己总结、创造的经验和方法更重要。他按刘舜卿的指导，在向全体战士动员讲话中多次强调:“环境越艰苦，我们越坚强斗争困难越大，我们办法越多。武器向敌人要，智慧向群众要，办法向实践要，政策向上级要，斗志向自己要。对于敌人，对于困难，我们永远都是胜利者。”他还发动全营上下总结了一套克敌制胜的口诀:“避强打弱，制点打散，瓦伪打日，严惩资敌。”这些大大地鼓舞了士气。
他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总站在最难最险的岗位上。在相公庄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敌我互相发现时已到面前直接进入肉搏战。吕桂亭冲在最前，拔出盒子枪接连打死两个鬼子，又夺过敌人的长枪，端着刺刀横冲直撞，见敌人就捅，简直杀红了眼。令人称奇的是，他满身血迹却丝毫没伤。
正在他殚精竭虑、奋发有为地领导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时，正在他拼命流血、斗志昂扬地奋勇杀敌时，不幸的惨剧发生了。他的抗日救国之志悲哀地被永远剥夺了。
仗义救友
1940年8月，泰山区“肃托”错案愈演愈烈，一批斗争英勇、有文化有思想的革命同志无辜遭到逮捕，其中许多涉案者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遂被匆匆砍头。吕桂亭得知其革命挚友王西祚被以“托匪”罪逮捕后，心如火灼，连夜赶到事发地香山区陡崖村，方知王的主要罪证是与莱芜的“托匪要犯”白超相识，而本人已“供认不讳”。白超与刘舜卿和吕明亭都很熟，在开展泰莱公路以北地区的工作时，与吕桂亭姐弟接触较多，关系很好。王西祚正是在吕桂亭家认识了白超。就在白超被捕前，吕桂亭还见过她，并亲自护送她去羊里乡一带，因当时她正怀孕，怕她着凉，背着她渡过义封河。有着如此真诚的革命情谊的同志之间，彼此非常了解与信任。于是，吕桂亭义正词严地指出:“白超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同志，认识她何罪之有?”他心地坦荡地说:“我和白超的接触，比王西祚多。有啥问题?”孰料这句忠诚老实的话，竟招来杀身之祸。他当天就被五花大绑，以“至少是通匪”罪遭逮捕和突击审讯。当审讯者问他是否是托洛茨基分子时，他气愤地说:“此人我既没听说也没见过，怎么能成了他的分子?”接着他无比愤慨地斥责:国家危亡，民族遭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有人关起门来屠杀忠良，破坏救亡，居心何在。他声言，一定要向上级反映。当时，泰山地委书记兼社会部长刘莱夫，社会部副部长兼专署公安处处长吕剑光，“四支队锄奸科科长王芳及朱玉干等公安干部都和时任莱芜县主要负责人的刘舜卿刘子正兄弟很熟，吕桂亭与上述等人及莱芜公安局长也都认识。吕桂亭满以为，向上反映一下，事情会很快解决。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不仅没有机会反映，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映上去也未必有人能过问。当时的战争环境情况特殊、复杂，锄奸工作实行垂直领导，办案神秘化，指导思想主观，有人品德不好(1984年亓象岑等同志撰文谈及此问题时，指名吕剑光思想意识不好)，再加坏人捣乱，把水搅浑。他们脱离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到莱芜大批逮捕人，不仅不经县委批准，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只让县公安局独断专行的局长刘某配合，使得人人自危。
忠肝义胆
经过几天逼问，吕桂亭对任何指控，都据理反驳、坚决顶回，并充分申明情况，证明事实真相。后来，确因查无实据被释放。在宣布解除对他的审查时，他坚决要求释放王西祚，愿以党性和生命担保他清白无辜。他回到闭室和王西祚话别，抱着王被捆绑两臂的肩膀，安慰说:“是我带你参加革命的，我可以证明你的一切。我出去后，千方百计想办法，舍了命也要救你出去。”王西祚流着泪说:“我死了也是清白的。我对党忠诚、无愧，参加革命无怨无悔，只是抗日救亡志难酬。我死了别无牵挂，老婆可以改嫁，老母亲只有托付你了。我欠你的钱也不能还了。”吕桂亭紧紧抱住生死与共的难友两泪横流，说:“我救不出你，就回来陪你一起死。我绝不能活着看到你死。”这是两个亲密战友撕心裂肺的告别，是心灵震颤的对话，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怒吼
这些本来没有避讳人的话，被看守听到，报告了。吕桂亭尚未离开驻地，就又以“串供”“密谋逃跑”被抓起来，同王西祚关押在一个监室。办案者荒谬地说:“你死心塌地救一个托匪，就足以证明你是个托匪同伙。”吕桂亭无言了。他悲愤、凄然、哀伤。他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语言与对方说理了。他意识到死亡在即，无法挽回，索性坦然待之。他一会儿对看守们说:“我们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是彻底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杀害我们是犯罪，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是对抗日救国的破坏，是日本鬼子的帮凶。”一会儿对王西祚说:“我们不怕死。我们参加革命时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死在国民党手里，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哀莫大于组织的不信任和同志的误解，背着一个自己痛恶的罪名去死。”他们回忆起参加革命的情景与经历，觉得无愧于父母的教养无愧于自己的信仰，无愧于党的教育。他们想象着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安居乐业的欢乐，猜想着建立新中国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情景。想到自己已经看不到了，内心有些悲凉。王西祚哀叹:“不知后人如何看我们?”吕桂亭坚信地说:“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历史是公正的，终归会还我们的清白。云润星辉蒙难使我们的灵魂更高尚。”接着感慨道:“历史是用血写成的。愿我们的血能警示人们，吸取教训。”任凭他们慷慨直言、大声疾呼、悲怒斥责，没有人理会，没有人过问，没有人拯救。
惊破天宇
1940年12月27日傍晚，天气阴冷常，北风呼，沿河狂，得人们直打趔趄。吕桂亭和王西祚被五花大绑，双手被铁丝拧住，由数人押解去陡崖河滩。远远地跟随着一些老百姓去看杀人，却个个带着沉重的神情，似“为他们送行”。吕桂亭环顾四周，看着他熟悉的山峦和河谷，在作最后的告别。这里曾是他战斗过的地方，此刻却成了他人生的终点。他怎能不百感交集脏腑俱裂?他故意同王西祚并排而走，是慷慨就义，还是悲惨赴死?但他同自己的挚友一起死，也算是一种安慰。来到一个沙坑，吕桂亭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抢前一步，用饱含全部意志力的坚定声音说:“我先死!”行刑者让他跪下，他回头用冷峻的目光瞪了一眼:“除了对我父母，我从来没有跪过!”因他个子高，行刑者够不着，便让他坐下。面对吕桂亭的胆气，特别是他那一刹那的凛冽目光，行刑者心发颤，手发抖，一刀下去，砍的不深，虽血流如注，人并没死。行刑者再不敢砍第二刀，急急忙忙把他推下坑里，乱石砸死。看到这种惨景，王西祚仰天大喊:“吕桂亭……!”这用尽全部生命力的吼声划破暮空，震撼着苍穹，在山谷中回荡。接着，他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就这样，两位正在抗敌救国的革命志士，满腔热血却未能酒在杀敌疆场上。
1941年春，吕桂亭和王西祚的遗体，由吕柏亭、吕相亭兄弟俩用一辆独轮小车运回景家镇。因吕桂亭是有名的抗日分子，怕走漏了风声会遭口镇的日伪袭扰，特意选在傍黑，拟悄悄进村。不料，村口早已聚满了人，有的人还打着白幡、挽幛，上写:“洒尽热血为抗日，浩气正道留人间。”横幅是“忠义千秋”。沿街数百米，两边尽是哭着的、跪着的。进院子后，吕桂亭的老母亲被搀扶着从屋里走出来，掀开裹着的被子，用灯照了照儿子血肉模糊的脸又轻轻盖上。她没有哭，也没有泪。她的泪水早已流干，再也没有力气哭了老人清理着吕桂亭耳鼻口里的泥土，自言自语似地对着遗体说:“三子(乳名)，你离开家，娘就一直挂着你。你回来了，娘再也不挂你了。”接着，又掀开王西祚的遗体看看，拂了拂泥土说:“你俩是一起走的，又一起回来的。俩人一直做伴。”老人的话激起满院子人的极大悲伤，齐声恸哭不止。众人见吕桂亭的惨状，执意不让其妻王秀珍靠近目睹，她极力挣脱，一看当场晕，她仅20多岁，亲属屡劝她改嫁，激起她的恼怒。她要终身守着这堆土陪伴丈夫的冤魂到死。天天伤泪不止，她两眼红肿不消，落个半盲。吕相亭决心照顾弟媳一辈子，让妻子郑秀英(村妇救会主任)终日照料，自己决定革命不离家，不让惨剧再度发生，伤害老母的心。他和大哥吕柏亭先后担任过民兵队长，村党支部书记，区武工队长，没有少为革命、战争出力，最终以普通农民走完了一生。
本来人们议论要把王西祚和吕桂亭安葬在一起，让他们二人永远为伴老母亲则说:“把他送回自己的娘身边，人家娘想孩子啊。”众人匆匆安葬下吕桂亭，连夜急忙把王西祚的遗体送到山阳村。
吕桂亭，一颗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对党忠诚的心，被永远种植于中华大地。
历史为证
1941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湖西边区除奸错误的决定》，泰西区停止“肃托”。泰山区未引以为训，直到1941年年底，上级发现了泰山区“肃托错案，责其立即纠正。1942年3月，山东分局社会部科长高明宇来泰山区复查“肃托”错案，经认真调查，发现泰山区“肃托”纯属错案，使人心大散对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山东分局、鲁中区党委即指示泰山地委纠正错误，公开平反。泰山地委随即在泰莱边大槐树村和雪野区小酉坡村召开了平反大会。赵笃生代表地委、专署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并宣布泰山区“肃托”中被害的160余人为烈士，对被捕及受牵连的数百人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职务。对主要责任归咎者、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吕剑光当众宣布撤职，对诬陷他人、制造混乱的坏人陈殿文、李友思当场枪决。4月5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指出“泰山区在锄奸路线上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决定对错误直接责任者给予纪律处分，给予泰山地委以集体严重警告处分，对冤死的同志在党内公布其冤案，对其家属一律抚恤优待，对被冤捕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肃托”错案的纠正，挽回了一定影响，基本恢复了党在群众中的信任。
吕桂亭和王西祚含冤蒙难，终于清白，被追认为烈士。1944年，莱芜的抗日政权在吕桂亭的坟头立了一块60厘米高的墓碣石，上书生前身份，牺牲时间、地点，落款是立石年号，生平未提。这算对吕桂亭烈士名誉的再次确认。据时任县长的刘舜卿说，为免日伪破坏，石上未落立碑单位。抗日战争胜利后，镇里乡在片家镇村北口立了烈士名录碑，吕桂亭名列其中。此碑在“文革”中被砸毁，至今未复。
吕桂亭为救革命战友殉难事件，已尘封70余年，但此事在人们心灵上带来的震撼，至今余波未消。吕桂亭少年从戎、英勇杀敌的英雄行为，坚持真理、忠党爱国的崇高思想，仗义执言、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质直怀义、宁死不渝的浩然气概，都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对革命、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对几千年的道德传统，都无愧是真正的英雄。他是文明、道义的捍卫者，是高擎人性、天理的侠胆义士。他的人格与壮举，气壮山河。他的精神，在齐鲁大地，在华夏神州，万古不废，与日月同辉。
这件事严重挫伤了部分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引起了有关亲友的不满和革命思想的波动。吕桂亭和兄嫂五人均是党员，亲友也多是党员，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和革命的支持者。他们对吕桂亭惨死悲痛欲绝，非常伤感，认为一家出生人死干革命，结果“自家人的命被'革’掉了”。严重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吕相亭、吕柏亭兄弟坚持“革命不离家”，当了一辈子农民革命者。吕明亭虽极度哀痛，欲哭无泪，但顾全大局。刘舜卿及时对他们做工作，要求他们以革命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其他冤死的同志，刘舜卿在上级的支持下，积极平反昭雪，抚家属为挽回这次错案造成的恶劣影响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英灵归兮
最使人神共愤的是白超被杀。白超祖籍河北，生于枣庄。少年时就懂革命道理。1937年投入抗日洪流。1938年人党，不久被编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11月到新泰县各界救国会负责妇运工作，结识新泰县委宣传部长兼独立营政委李枚青并结婚。不久，李枚青调任泰山特委一大队政治处主任。与特委秘书长刘舜卿相处甚得。
1939年下半年，白超调至莱芜县妇救会任副会长。刘舜卿把莱芜的情况斗争形势及干部背景都做了详细介绍，特别介绍了妇救会长、刘莱夫的妻子张桂珍的特点。嘱其生活上、工作上有何需要，也可找自己的妻子吕明亭协助。白超愉快地赴任。当时莱芜县城尚由顽军秦启荣部占据，我县委机关处于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白超和张桂珍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努力开辟泰莱公路以北各区的妇女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张桂珍体弱有病，白超尽量多干吕明亭尽量协助白超，有时让自己的弟弟吕桂亭做她向导、陪同。白超在北到羊里村、大王庄，南到方下、封邱的广大区域，走村入户，广泛接触各界妇女、进步人士及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解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启发她们冲破封建礼教，为抗日贡献力量。她还加强基层妇救组织的建设，提高妇女儿童的文化，办识字班、抗日小学，组织妇女为八路军做鞋袜、补衣裳、筹粮秣，动员丈夫参军打日本。1940年春，张珍生病离职，白超继任，全面担起莱芜县的妇女工作。她艰辛工作，威信日高。
正当白超顺利工作之际，1940年秋，祸从天降，泰山区社会部以“托匪罪名，将其逮捕，施以刑审。她怀孕数月，身受摧残。时任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丈夫李枚青(参加徂徕山起义，曾任泰山地委敌工部长，做出重大贡献。1943年8月13日夜，遭敌伏击，壮烈牺牲)全力为其辩诬营救，反受牵连，被撤销一切职务。吕明亭得知白超、吕桂亭相继落难，找张桂珍向刘莱夫(泰山地委书记兼社会部长)反映求情，让刘子正(县委书记)说话均无结果。
1941年8月，泰山区社会部把白超押送鲁中区续审，途中被杀。时年20岁。娇儿天折。1942年，山东分局纠正“肃托”错案，为白超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许多遗留问题尚待解决。1984年4月20日，高克亭、高启云、王醒、刘众前、亓象岑、陈明达、李元荣等7人，向山东省委写报告，要求解决“肃托”错案的遗留问题，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做完善后事宜。莱芜市委为白超办理了烈士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