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觉民(郑立新)，莱芜陶镇南村人。1935年，到国民党29军当兵，赤峰一战失利，愤而返乡抗日。1938年参加“四支队”，同年人党。1939年底奉命组建二区中队并任队长。莱东县大队成立时，被刘舜卿调到莱东县任县大队三连连长。同年末，任县独立营副营长(后改为县大队副大队长)兼二区中队队长。刘舜卿非常欣赏郑觉民的军事才干和斗争勇气，把他作为区中队的一面旗帜，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让他脱离二区中队，授意他把陶镇村建成“莱芜根据地的根据地”，不管斗争形势顺利与否，都发挥特殊作用。刘舜卿经常到陶镇村找郑觉民研究工作、布置任务，也多次在斗争不利、情况危急时到该村隐蔽。郑觉民都尽全责保护。有一次，刘舜卿危急中到陶镇村郑立功(吕明亭侄女的公公、共产党员)家躲避，郑觉民带队员彻夜把守大门警卫。日伪明知刘舜卿在该村，不敢侵袭。第二天傍黑，郑觉民护送刘舜卿转移到郭家芹村李兰玉(刘舜卿的连襟)家。
郑觉民骁勇善战，指挥灵活，与日伪顽军作战常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刘舜卿作为知已同志、战友，对他信任、依靠，也经常指导。刘舜卿对郑觉民说，抗日战争是两个民族的对决，要多从民心较量上考虑作战方案。他还把从《大众哲学》杂志上学到的辩证法讲给郑觉民听，指出事物是辩证的是变化的，全局和局部，战略与战术，主动与被动，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敌、我阵营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战略上的被动状态下要争取战术上的主动。要学会“阴天看晴天，晴天看阴天。”把自己永远置于主动地位。针对当时伪化情势和道会门政治态度的变化，刘舜卿说，道会门武装是一根棍子，既可打狗，也能打人。地主老财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有抗日情绪，他们“怕”字当头，不愿出人，可以出粮出枪。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支持八路军，他们可以出子弟当兵，但无力更多出粮出物。不要光用四肢战斗，要用头行军，要用脑打枪。刘舜卿的话深入浅出，郑觉民感到鞭辟入里，颇受启发，心中豁然。刘舜卿嘱咐，要看到敌人的强势和我们的长处。视敌强势，避其锋芒，打得策略，减少牺牲。这是战争艺术。看到我们的长处，增强必胜信心，提升斗志，开展持久战。“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句喷发着血与火的吼声，表达了我们的民族意志和誓死抗倭的决心实战中绝不能轻易用我们的血肉无代价地与敌人的洋枪钢炮搏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是战争的灵魂。不能消极地保护自己也不能死打硬拼。这不是怯懦、惧敌，而是智慧、高明。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啊。刘舜卿这番充满人性关爱的话，教育郑觉民与他的队员们结成了生死一体的战斗团队。
当时，二区中队在郑觉民带领下，出没于口镇至莱城公路两侧，围困口镇敌人，坚持平原游击战，使口镇之敌闻“郑觉民”，胆战心惊。军民中有“一个郑觉民不怕十个刘伯戈”之誉。1940年春，他在陶镇与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300余人正面作战，持续一天，毙敌20余人。郑觉民多次轻装简从潜入敌营，镇压罪大恶极的日伪人员。他使陶镇成为抗日军政人员隐蔽的“大堡垒”，偌大一个镇没有汉奸。伪政权完全属于我们掌握。全村六七百户人家家家都有掩护我人员的地洞，一旦敌人清剿和扫荡，小型武装和工作人员多以此村作为“栖息地”。白天外出活动，夜间回该村隐蔽、休息。该村距离刘家芹村敌据点仅二三里，敌人明明知道该村有插入的抗日人员和八路军，却无可奈何。这里成为刘舜卿斗争的后方。
1942年，日军逮捕了郑觉民的父亲等亲属多人，逼他投降。他丝毫不为所动。1943年初，郑觉民在家隐蔽养病，被敌侦知，于3月15日被伪县警备十一中队王孝先逮捕。将其秘密押送济南，日军利诱无效，劝降不成，酷刑不屈。于4月7日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