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3日，泰山专署公布《奖励反正伪军条例》，威力很大。新泰县伪军一个月内反正、逃跑200余人。刘舜卿积极执行“条例”，借鉴外县经验。
1941年9月，敌人对莱北山区进行了万人大“扫荡”，烧光数十个村庄捕去数千名青壮年。1942年，敌人采取“蚕食”政策，大量增设据点，修公路，筑碉堡，建立伪政权，破坏抗日组织，斗争进入十分艰难的阶段。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刘舜卿提出“放低基座，巩固政权”的想法，强调说猫下腰蓄势待发有力，蹲裆式站姿迎击最稳。县委根据他的建议决定各部部长兼任区委书记，精简县委机关，加强基层领导。李元荣于1943年初兼任香山区区委书记，行前找刘舜卿谈工作。李元荣与刘舜卿很熟，其妻吕振英是吕明亭的党组织关系联系人。李元荣见面就说:“向你辞行。香山区你熟，给我介绍些情况，给点指示。”刘舜卿接话介绍说:香山区是金堂寺抗日武装起义之地，有些起义人员仍坚持当地斗争。总体说，该区党的基础、抗日形势民情都比较好。书记崔志远是个好同志，现改任副书记，会很好配合你的。刘舜卿继续交底:日寇大量兵力抽调到主战场后，在莱芜战场兵力不足采取了点面结合的部署。点是日伪据点，面上遍设炮楼，只派伪军把守。香山区日寇兵力缺乏，主要靠伪军维持。如何对待伪军，做好伪军这篇文章对抗日斗争非常重要。伪军整体是汉奸，对一般伪军，不一定以汉奸论处和对待。他们也是中国人，受良心的责备和日寇的欺凌，日子难过。多做争取工作，使他们良心发现，加以利用是可能的，必要的。他们中有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有助纣为虐作恶多端的，有卖国求荣丧心病狂的，有背祖典甘当走狗的。认贼作父鱼肉百姓的，是极少数。对恶不者打击镇压绝不留情，目的是让其胆战，教育更多伪军不敢从恶。打击镇压与教育争取并用，镇压是威慑，教育作手段，争取为目的，使伪军在精神上缴械投降，剥夺其顽固对抗的意志。刘舜卿强调，瓦解伪军的要诀是在“中国人”上取最大公约数。日军士兵反战的是极个别的，伪军中厌战、怠战的大有人在。要有这个基本分析。李元荣听后振奋，感到喝了“壮行酒”。他到任后，在香山区的对敌斗争中取得明显战果。
1943年中秋，李元荣同崔志远带区中队的一个班到东上崮的堡喊话'鬼子快完蛋了,当伪军没有前途。”喊话中交代政策、提出要求，颇见效果对方回应积极，想留后路。有些伪军小头目直接上门来联系。李元荣乘机开导，由隔空喊话到直接训话，有时还请他们吃饭“联络感情”，教他们应付鬼子的策略，使伪军为我抗日活动提供方便，透露敌情，少害百姓。1943年10月中旬，刘舜卿下达了县的决定，摧毁莱芜敌人的封锁线。香山区境内碉堡很多，区中队仅有三十多人，必须以政治攻势为主。他们首先决定拿下东上崮碉堡，找来两个伪军班长，说明目的，晓以利害，他们强答应配合。由于内有策应，区中队战士顺利拿下碉堡，收走武器，付之一炬扬长而去。原定同时摧垮温家庄、陡崖等处的碉堡，计划滑套。李元荣向县委写了检讨。高启云、刘舜卿回复说:“在摧毁封锁线上，你们坐了第一把交椅。”鬼子中队长川本带一个小队来察看被焚碉堡，严刑查问，毫无结果。鬼子抓夫重修碉堡，白天修，晚上扒，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敌人不得不收缩窝点，大王庄、猪石槽据点均撤。刘舜卿派县大队配合，区中队乘机拔除了寨里据点，活捉了伪军中队长张墨林。香山区举行了20个村数千人的公审大会，群众控诉了血海深仇，当场宣判将张处决。
在同一方针下，莲花山地区在争取瓦解伪军政人员方面也成绩斐然，1943年1月，莱北、泰安等多地日伪军对莲花山区根据地清、“蚕食”。杀掠肆虐，残忍无度。为了打击敌人伪化的势头，刘舜卿要求县大队支援区中队对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等日寇鹰犬予以坚决打击。在该区坚持斗争的张子超、薛锐等，短期内就分别带人在全区处决了10多名罪恶罄竹难书的坏蛋大煞了敌人的威风。刘舜卿强调，镇压是制造威慑力，是为争取瓦解伪军人员创造氛围，二者相辅相成。争取瓦解伪军不可能一呼百应，也不会一蹴而就，要深入细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是一项“人心工程”，做好了会大煞敌人的锐气。刘舜卿还提出“招呼浪子回头”“激发良心发现”“动员家属拖后腿”等方法。刘舜卿阐明的对待伪军政人员的政策和做法，传开后效果良好，对我方人员是工作指导，传到对方成为无形的规劝。当峪乡伪乡长副乡长、文书原都是我乡干部、党员，自首后均有罪疚感。他们得知抗日武装经常出没这一带，内心惶惶。张子超、薛锐、王善堂择机分别向他们讲清大恶诛杀，立功折罪，劝其改恶从善，幡然悔悟，自留后路。经反复教育他们回头，该乡公所成了应付敌人，为我所用的机构。白马村伪军中队的碉堡楼和伪乡公所相隔300米。我方打乡公所时，他们一枪未发，也未敢下炮楼支援。就此我区中队肯定伪中队长表现是好的，对其打、拉结合，晓以利害，唤起他的中国心。初见效果后，刘舜卿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周绍棠，由王善堂带公安局一个短枪班“保驾”，和该中队长见面谈话。虽出现险情，谈话收效很好。伪中队后来为我们送过多次情报。红岭堡对我交通人员威胁很大，只驻守一个班，班长表现不是很坏，副班长愿意和我抗属接近，表白被迫无奈，愿改过自新。我方遂布置伪村长(我方认可的)进行疏通，让其妻子帮助。班长、副班长以后为我们所用，有嘱必办。从此这个堡形同虚设我们部队和人员过往，从未遭扰，双方擦肩而过，各不相干。敌人动向随时报告。此地形成黑白两重天。在五十多个村，白天敌伪活动，晚上是抗日天下。不久，红岭子碉保要撤。王善堂巧计解除了这个班的武装。县大队派来一个排接收他们。
碰巧，刘舜卿到这个地区找王醒、谷乾及区委书记李瑞华和张子元等人谈工作，主动提出要同被解除武装的人员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他对缴械人员和蔼地说，你们这样解决问题好(指一枪不发缴械)，武装解决必会付出生命代价。生命是宝贵的，爹娘给的，要珍惜。大家都是莱芜人，同胞兄弟，虽然打你们有理，但毕竟是互相残杀。枪炮无情人有情。中国人之间少流一滴血都是好的。你们面前有三条路:参加八路(军)，回家种地，回去再干(伪军)。三者是上、中、下策。参加八路军，一洗做伪军的耻，有机会对遭受日寇凌辱报仇雪恨，也可赢得抗日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回家种田，改邪归正，恪守本分，合家团圆。“浪子回头金不换”，乡亲们不会歧视，抗日政权欢迎。想回去干伪军的，我们也放行。但若为日寇效劳、做日本人帮凶作践百姓，再抓住必以汉奸罪论处。八路军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对俘虏优待，绝不虐待，尊重人格，甚至尊重你们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你们在敌营看到过日本人对被俘抗日战士、革命家属是这样人道吗?你们在良心上难道没有比较吗?要将心比心。八路军对俘虏宽大为怀，我们有“七擒孟获”的心胸。但是，凡事有个度，不能宽大无边。对死心塌地与抗日军民为敌的人，绝不留情。回去干伪军的人，关键是你干什么，为谁干。民间有“事不过三”的常理，如果捉来放去，八路军的耐心也是有限的。这话也算“勿谓言之不预也”。刘舜卿问，你们之中有没有被俘虏过的?一个略带络腮胡的人站起来，耷拉着脑袋说:“上次被放回家，没有地种，没有饭吃，就又跑回去了。”刘舜卿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你不爱劳动。你给邻家帮帮工，也可赚顿饭吃。这次回村找抗日村政府，让他们帮着解决一下。就说我刘舜卿说的。”众人听说是刘舜卿，惊异地瞪大了眼，低声议论起来:“刘县长是这个样啊!挺和气的嘛。”流露出几分敬意。刘舜卿说，参加八路军会吃苦家属有可能受害。难道当伪军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家属就免遭祸害?一句话触到他们的痛处，纷纷诉说被压迫、受欺凌、当炮灰的悲哀，气氛顿时转成对日寇蹂躏的控诉。他们悲愤地说:“八路军拿我们当人待，鬼子拿我们当狗使。”一个年轻人说，当伪军也保不住家属的安全。他有一个同伴，妇被鬼子兵糟蹋了。他带着极度的愤恨去找鬼子算账，被开枪打死。同伴们敢怒不敢言。何等的悲惨啊!刘舜卿及时点出:“你们要为这位弟兄报仇。”最后，刘舜卿说:“不管你们走什么路，一定要走正路。不管你们做什么事，一定不做坏事。这是做人的底线。你们可以告诉那些干伪军的人，拿着枪是我们的敌人，放下枪是我们的兄弟。”众人很振奋，消除了疑虑，其中8人当场报名参加了县大队。
这次谈话，是刘舜卿力主瓦解伪军的示范。他对王醒、谷乾等同志说一次谈话不可能都解决问题。有的人识理，只要晓以大义，一点就通。有的人属狗，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处置。这次谈话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人当传声筒、喇叭头，借他们的嘴巴把谈话的内容传播出去。那些跑回去再当伪军的人，会把话传进敌营，甚而添枝加叶，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瓦伪工作不能靠突击，只能靠平时细水长流。红岭子堡的顺利解决主要是争取瓦解工作在前，思想上早已解除武装。
刘舜卿特别重视“解放战士”(被俘后参军)的工作。一天，县大队副大队长周绍棠向刘舜卿请示，一名“解放战士”携械逃跑被抓获，如何处理刘舜卿问明情况。原来是这名“解放战士”用同班战友小王刚磨得锋利铮亮的刺刀烙饼，弄得刺刀满是热痕，遭到小王斥责:“你损坏武器，是破坏抗日。”“解放战士”对这话很敏感，反击说:“我破坏抗日，投八路做啥?”小王说:“说不定是来做奸细。”“解放战士”受到莫大侮辱。两人发生口角，继而拳脚相加。两天后，“解放战士”一气之下跑了，被流动哨抓住。
当时，生活艰苦，形势危险，“开小差”事时有发生，“解放战士”溜号更不鲜见。但此人携枪脱队，性质严重。审问时他交代，自己当过伪军成为永远洗不清的污点，还被怀疑是奸细，实在憋气。问他为何把枪带走。他说回乡参加民兵，继续打鬼子。问他何以证明。他拍着胸膛说:“良心。良心是我的最高司令。”
刘舜卿认为，此人交代可信，情由单纯，虽错误严重，尚属年轻人做傻事。他对周绍棠说:“让小王向他赔礼道歉。开大会宣布，县大队的同志，不管来路，只看表现，政治上一律平等，同样信任。过去是同胞，现在是战友谁要贬谪、非议、揭短、无端怀疑别人，伤害他人感情，影响团结，以纪律论处。大会后，严肃批评教育这名'解放战士’的错误。责令其深刻检讨闭门思过，认真吸取教训。事有诱因，就不必处分了。此人个性倔强，似是可塑之才。”刘舜卿还提出，瓦解伪军的工作要“召得来，稳得住。”争取过来的伪军，无论是投诚、还是俘获的，凡是参加八路军的都要继续做工作巩固他们的思想，教育他们提高觉悟。不能把他们看成“挖到篮子里的菜”对其思想“万事大吉”了。要负责到底，予以关怀，要使他们感觉到在政治上、人格上、尊严上受到尊重。这会使敌营里的伪军产生巨大的动摇性。
周绍棠会意，按刘舜卿的意见妥善处理了此事。那位“解放战士”感动得痛哭流涕，严厉自责。以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有一次，刘舜卿见到他用轻松的语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教育:“你不够意思，走也不打个招呼，还把我们的枪带走。这是偷枪逃跑，错误严重。念你无知，事出有因，没有严历处分。以后别再犯傻啦。”那个战士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说:“我错了。”心里充满感激和愧疚。
另一名“解放战士”被俘过来后，吊儿郎当,“兵痞”劣习不改。经常偷吃群众的瓜果梨枣，多次批评无效，还振振有词:“当兵为吃粮，没有就可抢。历朝历代都一样。”刘舜卿知道后，严肃指出，这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破坏革命军队威信，要严肃批评教育。屡教不改，可开除军籍，遣返回乡交乡抗日政府监管。这种人关禁闭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