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岁月，刘舜卿与莱芜人民血泪一起流，命运一线牵，艰苦卓绝地战斗，誓死拼搏地生存，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他离不开莱芜人民，莱芜人民也离不开他。当时莱芜县委领导频繁调动，唯有他在全局岗位上寸步没离。他和莱芜人民创造了抗战的辉煌，也给莱芜人民带来贡献一切的机会。莱芜战场武装斗争最大的需要，须付出最大代价的任务，都是他为莱芜人民承担下来。这是他对莱芜人民的敬仰，对莱芜人民的信任，对莱芜人民的依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泰安地区出身的干部，在泰安地区工作、战斗过的干部，都认识或熟悉刘舜卿，都对他有好评。有些人说，在莱芜是“一个刘舜卿，半部抗战史。”他们常提及刘舜卿在莱芜县被评为山东省抗日模范县所付出的努力。有的写文章称赞刘舜卿为莱芜党组织的创建、恢复、巩固与发展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是莱芜党早期活动的莫基石、组织发展骨干。刘舜卿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回莱芜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是莱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领导莱芜人民，不屈不挠，誓死抗战，苦战八年最终胜利。“名贯泰山南北，享誉齐鲁大地”，是家乡人民和他的广大战友予以的衷心赞誉评说，不管贴切与否，总体上反映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在党的领导下，刘舜卿在莱芜党的建设过程中起了基干作用，在莱芜党被破坏后的隐蔽斗争和恢复发展过程中起了砥柱作用，在组织发动徂山抗日武装起义中起了中坚作用，在莱芜抗日斗争中，起了轴承作用。刘舜卿是莱芜抗战自始至终的组织领导者，195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专函约他撰写“莱芜人民抗日斗争史”，他欣然允诺。由于工作太忙，头绪太多，迟迟没有交稿，后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概述文章，刊在《莱芜党史资料》上。文章对莱芜抗战历程概括记述，对莱芜人民大加讴歌。1959年号召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刘舜卿应约写了一篇回忆莱芜抗战艰苦岁月的文章，发表在《鞍山日报》上。现分摘如下:
关于抗日斗争:
莱芜失陷，人民义愤难遏。莱芜革命斗士，积极参加徂山抗日武装起义，揭开了山东抗战史的光辉一页。起义后，四槐树一战，寺岭战斗，口镇阻击战，莲花山反“扫荡”，苗山河奇袭战，杨家横激战，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国民党顽固派仇视我军，消极抗日，提出“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的反动口号，极力限制抗日军民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部，纠集地方上层实力派，制造摩擦，建立县、区政府，与我方争夺地盘。我方被迫反击。1938年3月，我四支队在鹿鸣山一击，随即智取莱城，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谭远村和县党部书记长刘伯戈。1939年夏，秦启荣部妄图合击我四支队后方驻地雪野，被我军奋勇打垮。几次反摩擦斗争，改变了抗日军民和国民党力量的对比，也改变了莱芜上层人士的正统观念。共产党在人心的地位大有提高。建立县区武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作为斗争主体。县设独立营、团或大队，区建中队。县大队最多时达千人，区中队均在百人上下。普建游击小组，围着日伪打麻雀战，游击自如，使敌人不胜困扰。建立乡村抗日自卫团16-50岁男女一律参加，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潜入据点，刺探敌情，盘查行人，捕捉汉奸。这使我军政机关耳聪目明，敌特奸细举步维艰。青年救国团及其武装--青年中队，密切配合县独立营战斗。8-15岁少年组成的儿童救国团盘查行人、传递情报，发挥着成人难于发挥的作用。县青年团的儿童部长高德山，15岁参加县独立营，积极活跃，杀敌英勇，在谢家官庄击敌时献出生命。他们都是莱芜青少年的光辉代表。妇女救国团拥军支前、动员参军、护理伤员都做出特殊贡献。男人参军参战，妇女持家种田。古德范村女党员韩淑芳，白天劳动生产，晚上纺纱织布，荣获“县劳动模范”。农民救国会抬伤兵、送给养、带路送信，配合部队破坏据点、公路，经常向抗日政府部队捐助粮款物资，交出劳动所得的40%粮食，保证了部队供应。抗日政府对穷人拨粮救济，发动农会向地主、富农借粮，仅香山区十几个村就借出粮食20多万斤。农民得到好处，抗战更为积极。职工救国会及其武装--职工中队，有力配合县区武装进行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的中心。1938年3月谭远村政府垮台。11月，梁竹航政府解体。国民党又委任李长依为县长，扩充势力，企图在法统上与我们在莱芜争正统。驻莱芜的八路军四支队，于1939年8月8日在雪野区朱家庄，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民主选出党外人士谭克平为县长，并成立行政委员会。从此，泰山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成立，随之建立了区乡基层政权。民主政权有鲜明的抗战性、统战性和人民性，得到广泛的拥护。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总口号下，实行“三三制”，成立县、乡参议会。1940年秋，在温家庄召开第一次县参议员大会。这使抗日民主政权更臻完善。
抗日武装的领导规范化，规定县、区党政主要领导担任同级武装的领导这体现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也有利于领导。每年一次到两次动员参军。在上千村庄，做到“无村不参军，无户不参战”。抗日战争中，莱芜有15000多人参军，占全县总人口3%，常庄、文字现、古德范、茶业口、腰关一带参军者占总人数13%以上。
实行累进税法，合理负担，保障了供应，减轻了群众负担。建立正常的征收和开支秩序，建立财政预决算制。停止部队自行募集。活跃了经济，稳定了市场。加紧生产建设。“抗战不忘生产，生产不忘抗战”，开展生产运动政府贷种子，拨救济，支持农民生产，根据季节动员部队、机关参加春种夏锄、夏种、秋收、秋种等各项生产。鼓励植树造林，奖励饲养家禽，组织副业生产。受到泰山公署的明令表扬。1941年在独路庄组织了互助组。
恢复发展学校，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凡政令达到之地，村村恢复小学重点村镇如雪野、大王庄、温家庄等都设有完小。大办夜校、冬学、识字班开展抗日文娱活动，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开展拥军优属，举行军民联欢，节日募捐慰问，胜仗进行慰劳，鼓舞了士气，密切了军民。
大力除奸，镇压敌特。健全除奸组织，县设公安局，开展群众性除奸镇压与宽大结合，分化瓦解了敌人。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抗日情绪高涨莱芜出现了立体抗日战场。
关于艰难岁月:
莱芜地处济南肘腋之下，群众基础较好，党的力量雄厚，是鲁中抗日根据地战略支点之一。敌人视为心腹大患。1938年春日寇占领莱芜，企图长期统治，四设据点，推行碉堡政策，岗楼密布，可达“火力交叉”，互相听见交谈。泰莱公路以北和章莱公路以西的狭小地带，即有口镇、寨里等据点36个，岗楼、碉堡不计其数。敌人大挖封锁沟、筑遮断墙，泰莱公路以北挖封锁沟，深七尺，宽八尺，土高一丈，长达九十华里;章莱、博莱公路北侧筑遮断墙，高八尺，厚五尺，长达八十华里。敌人妄图以此扼杀我根据地军民1941年6月，苏德战发，欧洲烽烟四起。日寇频繁扫荡，莱芜形势更苦万余敌人大扫荡之后，人民饱经创伤，群情低落，战后余生，满目惨。10月17日，吉山失利，汪洋牺牲。同年12月，敌人推行蚕食政策，集中优势兵力以猪石槽村为据点，持续扫荡一月之久，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乘扫荡余威，建立伪政，致使全县一度伪化，村村资敌，村村有伪政权。我们公开活动之地被压缩到独路、王石门场等七八个山村。敌人迫党员自首，诱干部投降，以至于民族败类分子背宗忘典，投靠敌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背叛投敌，充当敌爪，控制莱东山区;硬拳道头子亓象德摇身一变，为虎作伥，为日寇“助纣为虐”，控制莱芜平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伯戈率武装渗入鲁西、寨里等伪军据点，进行特务活动。刘伯戈反共积极，残杀抗日人员凶狠，曾将方下区委书记亓英装进麻袋活埋在刘封邱村北河滩，惨不忍闻，陈三坎、高松坡两股汉奸也接踵而至，祸害很深。
形势愈险恶，斗争更艰苦，蒋敌伪合流，战势更复杂。机关部队被压缩到李家庄至官正石屋的狭小山沟里，举步维艰。时时有敌情，天天在打仗夜夜都转移，与敌兜圈子、打转转。一次住李家庄，黄昏得悉上游庄增敌转移到房干。午夜有敌情，转移到富家庄子。拂晓得悉上游、大王庄、庄的敌人合击富家庄，又转移到官正石屋的西沟里。当时全靠群众掩护和情报准确。供给困难，常吃树叶、野菜，有时草根树叶都断顿。1941年底，敌人扫荡，我带警卫员和几名战士分散到大舟山坚持战斗，几天没饭吃，警卫员深夜到神庙里偷神馔来分吃。衣服褴褛，风雪无遮，赤脚作战。子弹奇缺医药匮乏，不少同志因此牺牲。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田园荒，耕畜被抢生产停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合家穿一条裤子，一周吃不到一粒粮食，饿殍激增，卖儿女，四处皆是。全县春荒，死5000多人，邢家峪、白座峪村饿死者均在四五十人。抗日情绪受挫。
1942年1月，县委在高家庄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有关对敌斗争采的指示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理论指导原则，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取了坚决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的方针。我在会上强调，从最困难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强调排除万难，坚持斗争，在斗争中求生存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在战略上暂时采取守势，在战术上更加机动灵活，斗争方式要公开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并采取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实行精兵简政、安置老弱、裁汰冗员，挑选一批优秀党员干部通过社会关系到敌占区去。有的担任敌乡、村政权工作，有的打入伪军中工作，有的在敌占区当小学教员建立点线。这使机关部队更加精干，更加战斗化，更加适应斗争形势，反过来又为开展敌占区工作创造了条件。
机关部队分散活动，以武工队的形式斗争。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强调以班、组、小队为活动单位。加强骨干领导，定期分散，定期集合，并布置若干点线，加强联络。为统一加强对敌斗争力量，县大队、公安武装和武工队都是统一组织，分头活动，共同执行任务。这就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建立个人隐蔽据点和白皮红心的根据地，号召每个干部利用同学朋友、亲戚和社会关系，找到三个隐蔽据点，一个被破坏，就到另一个据点去掩护。新形势，新任务。我们采取战斗和生产两结合，敌人来了灵活转移相机打击，战斗间隙抓紧生产。
1942年1月起，日寇扫荡和清剿更加频繁，残害更加恶毒，我们的战斗越加艰苦。1月，敌人采取奔袭战术，扫荡独路村县机关、部队的驻地。我军政机关闻讯转移，行至房子峪岭上与敌遭遇，双方接火，我方即突围转移。2月，县机关驻张、宋家埠，敌人调集寨里、水北、大王庄和下港等据点兵力合击。我夜半闻声转移，已陷敌包围。冲至纸坊村西，寨里据点的来敌已逼近二十步内，又陷我人员于合击圈内。卧地蜷伏很久，险被敌人发现。3月口镇、雪野、山口与大王庄的敌人，拂晓数路包围我县机关驻地红岭子村发现敌情，已受三面包围，正北鹊山被敌占领，东面隔河的山口方向响起枪声，两面高山，南面平原，均有敌人阻截。我决定由独立营营长曲凯庆带部队坚决将南面的敌人击退，打开缺口突围。南面是伪军，不堪重击，终将敌击溃，掩护机关安全突围转移。
转移中失散，我与部队失去联系。我和警卫员被一条不断过往日伪的公路隔绝，敌人岗哨林立，无法跨越。情势危急，不得已返回院上村，化装过路，一直奔到大舟山才告脱险。5月，日伪又动员一切力量，施行全县清剿扫荡，声势浩大，采用连环合围、轮番扫荡、分进合击、清剿、远程奔袭等战术，妄图把抗日力量一网打尽。叫嚣活捉抗日干部，悬赏缉捕县的党政领导，对我悬赏最高，高达万元。敌人恫吓，大肆挑拨，提出窝藏八路家有罪、四邻株连。形势危殆，人心惶恐
为保护群众，决定我军政人员分散活动。我带警卫员亓峰、管理员孙元利靠近山口据点隐蔽，白天藏进芦苇荡，晚上睡在麦垅上。最危险的是汉奸特务、清剿队混入群众活动，使我们无法接近群众。这时，连警卫员也一度思想波动，问道:“首长，敌人这样强大，抗战会不会胜利，胜利什么时候到来?”我耐心答道:“要听党的话，不要悲观失望，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只要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就在眼前。”这时，警卫员的情绪才活跃了为了躲身，我三人在城子县村东北的河滩，扒了三个深坑，隐蔽了三天三夜直到敌人撤退，才与机关会合
敌人逮捕抗日家属。县委书记刘夏峰、组织部长李元荣、宣传部长李元贞、县大队副政委周美光等的家属，均被捕押到寨里据点，作为逼降条件我家早在1938年冬即被敌人抄没，父亲被逼致死，亲属分散流亡。敌人收买叛徒终于在1942年秋把我的妻女3口由董家峪抓捕到雪野(南嵬石)据点关押，对我威逼诱降。我经组织批准，给口镇维持会长朱干臣(大汉奸)写信责成他要保证一切被捕家属的安全，如发生意外，由他承担全部责任。朱于臣是个胆小鬼，他知道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好惹，害怕“铁血锄奸”，只得通过关系释放抗日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