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胜利在望，新中国犹如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各级党政组织已开始谋划新政府的治理方略。刘舜卿提出，多年战争荒乱，民众饥寒，让百姓吃上饱饭是头等大事。1948年2月下旬，泰山地委成立生产救荒委员会，林乎加挂帅，刘舜卿辅之。
1948年7月17日鲁中南区党委、行署成立。泰山地委、专署划归鲁中南区，仍由林乎加任书记、刘舜卿任专员。此时，各项工作堆积如山，基层组织不够得力。1948年8月2日，针对土改初期乡村政权混进些不良之徒，及国民党反动派进犯造成基层政权不健全，泰山专署发出《关于恢复建设村政的通知》，规范村政府建设，加强基层管理。在村政建设中，刘舜卿提出用人标准:“不只看积极，本分更重要。”
战争刚过，满目疮痍。泰山专署立即部署贯彻华东局关于生产救灾指示要求“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泰山专区在此之前已行动起来。刘舜卿继续大力抓生产自救工作，自兼泰山区生产合作委员会主任。他在地委会议上提出，组织变工互助，提高生产能力。抓典型，促先进，然后全面铺开本着上述精神，莱芜总结表彰了仪封区和毕家庄的典型经验。5月25日，中央针对土改中的问题，发布《1948年七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要求初步整党，正确划分阶级成分。7月10日，华东局发文落实中央指示，提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调整土地关系，纠正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逐步纠正了泰山区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7月26日，地委在莱芜陶镇召开各县干部会议，张敬焘传达华东局生产救灾总结，刘舜卿布置各县进一步搞好生产救灾工作。
政局的变化，社会的更迭，一些人思想松懈，作风涣散。加强党的建设日显重要。1949年2月25日，泰山地委作出《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莱芜县新任书记李镜远迟迟未到职，地委的《决议》在莱芜被搁置。李镜远赴任时，张敬涛、刘舜卿分别找他谈话，介绍形势、交代任务。刘舜卿指出，莱芜一向是样样工作走在前头，干在实处，这次整顿纪律则按兵不动。他引述毛泽东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提法，强调现在革命胜局已定，但还不是“车到码头船到岸”，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莱芜县委、县府遵照指示于4月上旬分别作出相关决议，建立起保障制度，精简了干部，县级7人，区级142人，区委以下干部528人，其中非党干部90人。总计677人。当时莱芜16个区1002个村，人口已达52万多。干部只占人口的万分之13。一次，刘舜卿见到李镜远说:“干得好。”李镜远约刘舜卿抽空谈谈，刘舜卿说:“不谈了就这么干。突击春耕，救灾度荒。照顾好军烈属和有功人员，让群众看到共立党是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
在大力救灾、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泰山区仍然肩负着组织民工随军南支援全国解放事业的重任。1949年2月，刘舜卿要求莱芜调集1200名民下，兵，组成基干民兵团，随军渡江。1951年8月20日泰安地委再度成立支前工作委员会，刘舜卿任主任。
1948年7月15日，泰城解放。泰山区党政军机关由莱芜迁往泰安。由于敌特捣乱，坏人作祟，企图利用共产党入城立足未稳，将其政权挤出城。他们散布:“共产党打仗行，治国不行。”致使物资匮乏，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全区物价普遍上涨。一个月内，泰城粮价上涨近两倍，其余物价上涨80%。物价是经济形势的关键。泰山地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平抑物价、控制行情。刘舜卿敏锐地指出，一场经济仗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必须以经济手段回击经济上的袭击。首先解决粮食问题。他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指令各地积极调拨粮食，投放县城、集镇。他还强调,讯速恢复集市贸易，让小工商业者有钱赚，解决城镇无业人员吃饭问题。宁肯机关单位断顿，不让群众挨饿。加强金融管理，成立商贸合作社，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后来他又强调，经济仗也是政治仗，这关系到人心所向，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的根本问题。
“屋漏偏遇连阴雨”。物价尚未完全平稳，泰安、莱芜、章丘、历城四县部分地区发生虫灾，作物毁坏严重。8月16日泰山地委通过了刘舜卿的建议发出紧急通知，集中人力、物力扑灭虫灾。黄河汛期正盛，洪峰接踵而来。9月14日黄河秦厂站出现每秒123万立方米洪流。15日，泰山专署成立以刘舜卿为主任的难民工作委员会，陆续收容难民1.36万人。16日，东平县刘庄黄河堤决口，东平、汶上两县被淹村庄264个，淹耕地约10.8万亩。24日，长清、平阴两县10个区、348个村遭洪灾，淹没农田2.7万亩。数县顿成泽国。刘舜卿奔波于各个救灾一线，频频出现在险情最大的现场，亲临指挥，与洪水夺命、夺财。
当时，东平县被上级确定为黄河溢洪区。每年汛期，刘舜卿日夜为民操劳，千方百计把群众和财产转移到安全区，确保溢洪后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紧急时期，刘舜卿日夜值守在抗洪抢险指挥部的电话旁，并常亲临一线察看汛情，指挥守堤大军，准确掌握泄洪时间，绝不让东平人民早一分钟遭水害也确保黄河洪水不危及华北大平原。
面对严峻经济形势和多灾齐袭，许多干部心理压力很大，担心出现乱局刘舜卿也心急如焚，但态度泰然，尽量安抚干部的情绪。他对大家说:“不要焦急。我们既然能打下江山，就一定能治理好江山。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他故意轻松地说:“天塌不下来。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泰山区，天塌下来有泰山顶着。这座泰山就是党。”刘舜卿深知，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发展生产是关键。他一身农民骨质，一直是一手抓支前，一手抓生产。随着山东战事逐步停息，在百废待举情况下，他说:“要让百姓觉得人民政府好，就得首先让百姓吃得饱。”多年战乱，土地多半荒废，耕具不全，少种缺肥。参军支前，劳力不足。这些在刘舜卿心里都精细地考虑到。他向地委提出，要改变几千年的传统的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实行生产互助，长短互补。对军烈属实行代耕制，让人民群众尽快摆脱贫困状态，及早尝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甜头。这成为他工作的一时之纲。1949年各县农业生产互助组迅速发展，仅莱芜县就有互助组2503个。同时，刘舜卿代表泰山专署号召全区人民精耕细作，打井灌溉，广种博收，当年粮食总产量比1948年增产836.8万公斤。次年，受灾面积1768102多亩，仍产粮245595922斤。为了活跃城乡经济，泰山区一年内建立供销合作社83处，社员30.9万人，资金折粮、款28.3万公斤和229.6万元。在刘舜卿殚精竭虑领导泰山地区人民恢复建设、发展生产的奋斗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泰山区各县党政军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泰山专区暨泰安县的庆祝大会在泰城东关的一个大操场举行。用木杆和草席搭建的舞台，被松柏枝叶装点得郁郁葱葱，简单而壮观。专区和县领导人在台上整齐地站成一排，清一色的灰军装显得格外精神。台下每人手持彩纸写着口号的三角旗，不时地挥动，形成浪花。几位主要领导先后讲话。没有麦克风和讲台，谁讲话就地跨前一步、站出队列，扯开嗓子大喊刘舜卿讲话时，不由得抹了下两眼，用平生最大的声音喊道:“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我们要用夺取政权时千倍万信的努力，把人民的江山保卫好，把新中国建设好!”掌声不断，口号连连。他还讲了些什么，人们未必听得清楚，他自己也忘了。但他刻骨铭心地记得台上台下感情涌动，欢乐情绪连成一片。
新中国成立了，一切从头做起。刘舜卿同泰安地委的领导成员一起，在全国基本解放的大好形势下，积极领导泰安地区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整河山，恢复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富强，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刘舜卿领导完成了土改，让人民享受到胜利果实。继而抓剿匪镇反，让人民过上安宁的日子。战争年月公路破坏严重炮火轰炸、人为扒掘，公路坑坑洼洼，段通段断。刘舜卿在地委的建设规划会议上提出:“要治穷，路先行。修好路，我们地区的经济就活了。”根据泰山专署的申报，1949年11月9日鲁中南区公路管理局拨粮3.5万公斤，修建泰(安)莱(芜)、泰(安)新(泰)两条公路。
1949年11月25日，泰山专署决定由泰安、历城、章丘、莱芜四县收购谷种10.5万公斤。任务紧急，刘舜卿给有关各县电话督办，强调一定选良种限期完成。当时各县都在恢复发展生产，储存的良种本身缺乏，没有多余可购。刘舜卿耐心动员，在内部称这批谷种是供应苏联推广种植中国谷类之用意义非凡。刘舜卿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由专署粮食局长罗祥临具体筹办。罗祥临曾在莱东县委组织部工作，跟刘舜卿经历过艰苦的日月，对任务从不打折扣，按时如数筹齐。后来又加拨一批章丘大葱，连同一批山东大白菜和其他物资，装载了两节火车皮，随同12月5日访问苏联的毛泽东，运往莫斯科作为献给斯大林的寿礼。这批物资的光荣用途，后来成为泰山地区的自豪。1949年2月，中央批示泰山、泰西两专区合并建立中共泰安地委、泰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5月，山东分局、省人民政府分别下达决定，5月17日两家合署办公。秦和珍、张敬焘分任地委正、副书记，刘舜卿、张耀南分任专署正、副专员。从此，体制架构和各级系统步入正轨，各种制度也逐步健全，各项工作遵循中央的指令
一天上午，地委常委开会时，秦和珍拿着5月20日的《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问:“大家怎么看，我们怎么办?”可能因临时一议，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无语。刘舜卿打破沉寂说:“武训行乞兴学，传为佳话，民间赞扬，朝廷褒奖，贫民受益，不是坏事。1945年各界知名人士集会纪念过他。许多名人为其题词，董必武题联:'行乞为兴学，终生尚育才。这部电影据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中央一些领导的赞扬，可见各方对武训精神是肯定的。批判武训摇尾乞怜、奴颜卑骨、忍受凌辱、乞求施舍，被统治阶级利用是对的，说他为统治阶级服务有些牵强附会。祈求是他的唯一方式，办学是他唯有的气节。批判《武训传》事，听说江青参与调查，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更深的意义。我们还是按中央部署办为好。让曹学亮(地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干事，后任莱芜、肥城县委书记)他们密切关注动态就行了。当前要抓好我们的中心工作。”教员出身的刘舜卿内心对武训精神是钦服的，不便明说，便不顾被视为事务主义者，表明了上述态度，得到大家的附和。
195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泰安地区开始整党整风，解决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居功自傲等问题。刘舜卿指出，有些艰苦奋斗的革命者，进城后意识懈怠，作风散，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工作不亲力亲为，动辄发号施令。前脚踏进城市，后脚脱离群众。这是一股“进城风”。他提出，组织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以中央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精神要求自己。各县参加整风的干部达3000人。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泰安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刘舜卿代表地委按当时中央的口径，作了动员和部署，要求响应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在全区开展爱国增产和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层层宣传，老少皆动。刘舜卿动员强调:“捐献飞机、大炮，不限于物质意义，对志愿军是巨大的精神支持，对朝鲜人民是国际主义声援。要把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成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捐献高潮迭起，3个月内捐献现金3.78亿元，捐慰问袋21474个，写慰问信38599封，捐献人数占人口的81%。至1952年9月，计捐人民币153亿元(旧币)，可购十架战斗机，超过原拟捐献“泰山号”战斗机中队的计划。同时，全区有97%的村庄订立保家卫国的爱国公约。宗教界也动了起来，7月10日基督教会团体成立泰安专区抗美援朝“自革新”促进会。1951年动员参军，全区青壮年踊跃报名，2月开始至3月18日，有9780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区四次参军热潮中，三万余人人伍。泰安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带头赴朝作战，秦和珍(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舜卿等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全体领导成员到火车站送行，以壮行色。刘舜卿握着封振武的手道别:“送君千里，必有一别啊，只能到这里了你我从莲花山起义就没有远离过，现在要天各一方了。不过我们还是前方后方一条战线。此次你入朝作战，任务艰巨，冰天雪地，多加保重。”惜别的感情笼罩着众人。泰安地区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走在全省前列，成为又一壮举。1952年7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团华东分团到泰安慰问。刘舜卿和泰山区、泰安县领导率机关、学校、部队、各界的代表800余人，齐聚泰安火车站热烈欢迎。翌日，各界群众6000余人举行欢迎大会。刘舜卿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健儿的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感谢他们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付出的牺牲。会后举行了全城夹道欢迎，让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代表接触到更多的群众。
当时泰安没有敞篷车，临时调泰安仅有的几辆吉普车和大卡车充用。刘舜卿把他的吉普车也让出来。有关人员说:“你用什么?”刘舜卿说:“客人用车重要。革命几十年，没有车也走过来了。这几天没有车就过不了啦。”那几天，刘舜卿到哪里都步行，为赶时间不惜起早贪黑。刘舜卿对接待人员说:“要尽最大努力接待好。我们的条件差，但我们的热情不差。他们回去后，会把我们的热情转化为作战勇气。”当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灭绝人性地投放了细菌弹。刘舜卿紧急布置各县立即成立防疫委员会，全民开展以反对美帝的细菌战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尽管多年后洞悉朝鲜战争的起因并非如当时所称，但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战员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英雄。刘舜卿用前线的英雄精神鼓励生产积极性。1950年8月至1951年11月，泰安地区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贯彻1950年6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刘舜卿在地委会上指出，泰山地区1946年土改，基本上是健康的、成功的。1947年复查出现偏差，后来纠偏中也解决了一些土改中的不足。贯彻土地改革法，泰安地区无须全面铺开。只要按法对照检查，解决“偏”“漏”即可。秦和珍、张敬焘等也同意遂会议通过了他的意见。全区自1946年的土改共没收29614户地主、19735户富农的土地1418460亩、房屋337294间、粮食56519309斤、耕畜45815头受益农民365501户。土改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支前积极性，奠定了战胜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巩固了共产党在广大农村的领导地位。
1951年1月泰山区对公营企事业开始征税。这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财政部长薄一波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制定的政策。当时国营企事业尚未建立起来，公营企事业被视为党营事业。有些人认为对其征税是压制公有企业，把公有企事业与私营企事业放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会被挤垮，会影响国营市场的建立和发育。有人还俏皮地说，对公营企业征税，等于把左口袋的钱掏出来装进右口袋。由于各方面反映较大，毛主席曾过问。刘舜卿对此问题的看法较客观。他说，公营企业要发展，私营企业要生存，都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政策应一视同仁。市场就是竞争，竞争会逼使公营企业更好地经营、存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国营企业为主体，都不交税，国家财政如何维持?泰安地区向上反映的意见，基本上以刘舜卿的意见为基调。
1951年4月21日地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09名。会议总结泰安地区解放战争以来的工作，布置了今后一段时间工作，号召继续开展“爱国发家，丰产竞赛”运动。会上选刘舜卿兼任地委副书记。同年11月，他接任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
1952年1月，根据中央部署，泰安地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继而，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7月,“三反’运动结束。全区参加运动9555人，查出浪费国家资财571088万元，揭出贪污分子、贪污行为者5013人，认赃3321963万元，追交524326万元。当时，共产党的威望如日中天，中央的政策和布置的任务，群众闻风而动。运动一度出现“折算过高”“贪污界限不清”等偏差。刘舜卿发现，即刻指示复查纠正。其实，在刘舜卿的脑海里，运动如何开展，从开始就颇费思索。土改、剿匪镇反，阵线分明，都是针对剥削阶级和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性质清晰单纯，“三反”“五反”则需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不同矛盾分别对待。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错”“漏”。刘舜卿强调，一定稳中求准绝不可“乱打一通，痛快一时”。谨防误伤好人。他提出，运动和生产、打仗不一样，不能有任务观念，更不能以抓出的人多少论成绩。“三反”的重点不由自主地倾斜到反贪污上，原以为问题不大，经查，令人触目惊心。正如群众说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刘舜卿高度警觉，执政刚起步，竟有这么多人受贪腐意识的腐蚀。这会动摇新生政权的根基。他提出，对干部队伍实行“三严”:严格查究，严格管理，严格教育。对问题大的要严办，绳之以法。对问题不大或“河边湿鞋的”教育为主，处理为辅，但要退赃。借以对于部进行深入广泛的廉政公德教育。
一天，刘舜卿路过礼堂，听内吼声不断，一问才知是斗争伙房管理员压他交代问题。他本人只承认有多吃多占，没有贪污受贿。刘舜卿听了汇报后说，食堂饭菜低廉，没有多少油水可占。如果没有确凿线索，“有枣无枣打一杆”的事不要做，逼出来的话可信度不高。他对供销社一位经理的贪污案也明确表态:“确属贪污，情节不重，责其退赔，行政教育，不必法办。”但他要求广泛宣传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让广大干部吸取血的教训。就在“三反”开始不久，专署公安处蒋处长突然自缢身亡。刘舜卿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地委张秘书长去察看现场，了解情况。蒋处长做事干练，作风强硬，在剿匪镇反、维护治安等方面很有魄力，突然自杀，令人质疑。他在1950年6月的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居功自傲的运动受过群众严厉批评。此次“三反”来势凶猛，恐慌不安，自寻短见。刘舜卿听后无奈地说:“我们的干部，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对于政治运动则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准备。”按一贯做法，凡自杀者均视为“畏罪自杀”，以“叛党”论罪。刘舜卿对此事则指示，如查不出严重问题，按非正常死亡处理。家属、孩子是无辜的，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上学问题。有同志提醒是否过分宽待。他说:“不同情况，不同做法。.。
1952年1月，随着“三反”的深入，中央决定开展针对私营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为期半年。在泰城1060家工商户中，确定完全违法户两家，产重违法户8家，余皆为半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查没违法所得161700万元追赃补税56359万元。运动整体顺利，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验，也有些值得反思的教训。刘舜卿领导“五反”中也极为审慎。他从孩子口中得知学生经常到泰安大关街的中山堂、亨得利等商铺门口宣传，有时揪出老板在大街上推推搡搡。他便把泰安县长刘端(后任泰安专员)约来说，泰安是座小县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户都是本小利薄的。他们中会有唯利是图的人做出一些“搀糠施水”、以假冒真的奸商行为，甚至偷税漏税，但多出于人性的贪欲弱点，还不是对抗新社会，反对共产党。对个别坑蒙拐骗、扰乱市场危害百姓者进行应有打击，也应着眼对大多数进行教育，让他们安分守法正当经营。我们自己的工商业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还需要他们。对运动要引导，不要轻易揪斗游街。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心中会对共产党新社会不满，社会影响也不好。把“五反”和整顿市场相结合。此后，再不见工商界人士在大街被游斗事。
1952年泰山区农村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一些思想作风不正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土改时表现积极、进入乡村政权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甚而耀武扬威。刘舜卿表示，必须整顿。不能“打倒了老爷，来了少爷”。1953年2月7日泰安专署制订民主政权建设计划，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对村、乡干部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经过群众充分酝酿，把一批素质好能办事、不贪图(当时没有任何待遇)的本分人选进基层组织。至3月全区1564个乡进行了民主建乡。
1953年3月5日，苏联的领袖斯大林突发脑溢血逝世。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中央规定悼念三天，派周恩来出席莫斯科的葬礼。3月7日至9日泰安地区与全国同步进行悼念，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各单位下半旗致哀。各地沉浸在沉重气氛中。刘舜卿对此事特别重视，指示说:“各项事情要严肃办好，加强治安，防止出现有损于治丧气氛和坏人幸灾乐祸的情况。”斯大林的遗体安放列宁墓的时刻，全国与莫斯科同步举行追悼仪式。泰安举行了悼念大会，刘舜卿主祭。发电厂、汽车、火车在规定时刻同时鸣笛致哀全体民众肃立默哀五分钟。大街、路口有军队、公安值守，默哀时刻不准车马行人活动。全城一片肃穆。刘舜卿内心对斯大林充满了钦敬。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刘舜卿好生感慨地说:“他对敌人铁腕，对同志暴虐。”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七开”，公众则是毁誉参半。刘舜卿评价道，斯大林协助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根本改观。这是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他巩固了苏联，敢于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垒，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聚力、旗帜，是永远不可否定的。斯大林作为苏联的英雄永远在历史上定格，成为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不能推翻的。但是，斯大林自身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其斯拉夫民族素有的粗暴性及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根性，使他不能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陵墓在泰山南麓大众桥东落成，并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黄炎培送挽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主席李济深等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其子女，泰安地方党政机关领导、群众代表800余人参加。刘舜卿从动工建墓到举办这场活动，花费了大量精力全部按中央的委托和省委的指示，指导各方面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全程陪同北京来客。他向李济深等人介绍了冯玉祥在泰山主张抗日、热心民教的进步事迹和爱国情怀，以及对民众的良好影响。他对时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说“冯将军归宿泰山，正有其逝'重于泰山’的寓意。他修的大众桥迎面而来表明了将军的境界。”冯玉祥的自传诗《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经常被刘舜卿引来教育干部:“一位民族主义者都有的观念，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就没有?!”
1953年6月，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刘舜卿召开地委会议决定，全区深入学习，全面部署，坚决贯彻执行。12月10日，刘舜卿主持，泰安地委作出《关于学习总路线总任务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指示》，次年1月22日地委宣传部发出在全区深入学习总路线的通知。为贯彻总路线，组织1.65万余名干部参加了专题学习。5月统计，全区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72万户，占总农户的60.2%;互助组9.9万个，其中常年组4.94万个。泰山区农业合作化进展如此顺利，是因结束土改后，就着手推动建立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培养、树立起时春美这样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带头人”。时春美在刚解放就组织代耕队免费为烈军属耕种。1950年当选嘶马河乡长、总支书记，当年组织起38个生产互助组。1951年，先后当选全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2年办起莱芜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人民政权为人民。刘舜卿常说:“我们为人民掌权，只能为人民办事。”他置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丝毫不谋私利。当时许多近亲挚友找刘舜卿谋份差事。他耐心地劝他们安心务农:“天皇老子都要吃饭，没有种地的，谁都活不成。什么工作重要啊?”相反，刘舜卿对烈军属及荣军关怀备至，百般照顾，妥善安排。他对民政局长说:“民政工作无小事，事事连着百姓的心。
一天，专区妇联主任戴彬和副主任张琳玉给刘舜卿递上一封信。刘舜卿展开一看，脸色骤变。骂道:“畜生，乱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最大背叛!”随手批示:“法办。”觉得欠妥，又加“建议”二字。原来是泰安灵芝街小学的一封举报信，揭发地委张秘书长奸污未成年的亲生女儿受孕的犯罪事实。班主任老师发现该生闷闷不乐，体型渐变，再三诱导，才获实情，遂报告妇联。刘舜卿对戴彬、张琳玉交代，此事暂不张扬，必须严肃处理。对张的爱人(妇联干部)多加安抚，对受害儿童妥善安排。刘舜卿提交地委常委讨论决定，对张撤职查办。同时，决定调莱芜县委书记李力修任地委副秘书长，接替张的工作。一并报备省委。李力修于1938年入党，在吉山战斗中被俘，被押往鞍山当劳工。后逃回莱芜恢复党籍。1947年，刘舜卿调其任泰山区支前司令部秘书主任，后任莱芜县长。与刘舜卿多有工作交集。
刘舜卿就张事严肃地说，长期以来，我们重视了干部的政治教育，对工作的要求多，对干部的思想品行和道德修养关注少。忽视了进城后资产阶级意识的侵蚀，没有警惕干部的品质腐败，应引以为训。刘舜卿对组织部长王绍芬说，加强组织建设，不应仅是发展党员，应着重加强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纪律观念的教育。干部的腐败堕落都是从罔顾信念、纪律松懈开始的。他提出，张之事有了处理结果后，按系统逐级传达，使警钟长鸣。张被判刑后押解到济南白马山采石场劳改。
有一天，省委转来一封“督办”信件。一名泰安地委机关干部向中央检举刘舜卿任人唯亲。地委几位领导阅后都认为，信中满篇虚拟之词，不乏歪曲事实之处。他们决定将信与刘舜卿见面。王绍芬将信拿给刘舜卿看。刘卿表示，信，他不看，也不应该看。谁写的，给谁写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可以使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每个党员、干部都有权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这是正常的。不要追查写信人，那会影响党内的群众监督。常委会要对涉及的事情核查清楚，如实上报，绝不能“隐恶扬善”。王绍芬后来把信内所涉事情查证情况反馈给刘舜卿说:“基本有其'事’，无其'是’刘舜卿说，他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泰安地区工作。这个地区的干部，他都认识，与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可信同志，用谁都难脱“唯亲”之嫌。信里点到的新任地委副书记和副秘书长确实是他的邻村老乡，但关键是他们条件是否够格。“内举不避嫌”古已有之。刘舜卿说:“提拔他们俩，没有我的话他们上不去，只有我的话他们也上不去。”刘舜卿就此向王绍芬谈了三点:一、了解一下举报人的情况，看有无对其使用不当之处，如有应予纠正。不要影响今后对该同志的正常使用。二、使用干部既看资历，又看能力，更要看德行。资历表明为党做了工作，做了工作就是贡献。看能力才能发挥干部潜质。对德才兼备的要破格使用，对有德才疏的要培养使用，对缺德有才的要限制使用对无德无才的坚决不用。三、欢迎对领导干部的批评，包括直接向上级告状不准追查告状人，更不许打击报复。好干部是告不倒的。压制打击批评意见是破坏党的威信，本质上是对党的事业的反动。刘舜卿的话在干部中传开后大家感到莫大欣慰。张文副部长报告说，出现了一股积极向上的进取劲头据说，后来写信的人受到感化，承认原想张秘书长被法办后，可能有机会升迁，后见企望落空，才出此低劣下策泄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