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卿的长女刘学兰，离难中生、险境中长、忠诚一生、寂寥谢世。她出生不久，尚无意识反应，感知不敏，就为革命服务。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学兰受着更多灾难、危险，处于生死界点。
苦难漂泊
1933年7月，省委出叛徒，全省捕共，人惊胆。1935年10月，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叛变，多次带“捕共队”抓刘舜卿。1937年刘舜卿发动抗日游击战，遭敌惧恨。敌人反复对其家属进行袭扰和迫害，刘学兰随家人天天东躲西藏，到邻家过夜，到亲戚家隐蔽。随着形势恶化，家乡无法立足，只得离乡背井，流亡他乡，
1938年年初的一个漆黑夜晚，寒风如刀，七岁的刘学兰肩背、手提两个大包，艰难地走在崎岖的小路上，因走大路怕遇上敌人。母亲手拉大弟弟怀揣小弟弟，胳臂挎个大包袱，一步一步地挪蹭。刘学兰走一段，放下行李回身去背大弟弟，等母亲赶上来，再背起行李往前走。突然，刘学兰发现从坟从里窜出几个黑影，跃过路坎，钻进对面林子。她不知是人是鬼，顿觉千骨悚然，腿脚发软，不敢前行。等母亲走上来，也恐惧犹豫，怯却步。此时，进退两难，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也许，黑影见是妇幼，未加侵袭，但恐怖感已使他们瑟缩颤抖，满身冷汗。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滴泪地离开了祖祖辈辈安居的家园。茫茫的黑夜，茫然的目标，哪里是他们的栖身地?流浪岁月，非人生活。全家大小，常年野菜充饥，年吞食草根树皮衣不遮体，严冬酷暑都是一身破布片。饥寒莫过于生命威胁。由于敌人四处追捕，须经常转移，有时一天转移两三次。即使能在一村住几天，也必须经常睡到野外。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风霜雨雪，都得露宿山涧田野。避免出意外连累群众。最难熬的是风雪之夜，妇幼抱在一起无以遮挡，任凭风吹雪打，有时候刘学兰和母亲的头发结冰成头盔，也有时一家人偎依坐着冻在一块。其间吃苦受累最多的算刘学兰。她拾柴、挖野菜、讨饭，经常帮人家干活，以求人家留宿。那时，百姓穷困，乞讨无门，一天讨不到几口。她自己常舍不得吃，直到饿昏过去，家人才知她经常空着肚子。她讨饭时多次被恶狗咬伤。一次，她折了根树枝，用来打狗，被树主人发现，当场挨了两个耳光。树主人还不依不饶，硬要没收她挎着的箢子来赔偿损失。她跪在地上求饶:“你就打俺一顿，放了俺吧。箢子是借的，你拿走了，俺赔不起人家。”众人可怜、讲情，这才算完。刘学兰无论受到多大的苦难和委屈，泪水只往肚子里咽。为了不暴露身份，她什么都得忍，什么都能忍。苦难的砺，使刘学兰自童年就形成不畏强暴，不怕艰险，英勇顽强的性格。
雏凤浴火
1942年，为了发展抗日力量，莱芜加强了抗日文化教育，开办了抗日小学，大力培养抗日干部。2月，刘学兰去看望父亲刘舜卿，见到县文教科长兼温家庄小学校长陈勉甫。刘学兰曾随母亲在陈林村陈勉甫家住过，受到其兄陈铭新尽心照顾，与陈勉甫的女儿结成姊妹。她对陈甚觉亲切，要求跟陈去上学。父亲拍着刘学兰说:“抗日，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你不小了，该独立战斗了。”回头对陈勉甫交代:“交给你了。不要娇惯她。”就这样，父亲正式把刘学兰交给了革命队伍，她时年不满十岁。
在温家庄，刘学兰接受了抗日思想教育，参加了宣传队，不久就被抽调到香山区帮助做妇女儿童工作。她的身世和经历使她与群众天然地融为一体她童年投身抗战本身就颇具动员意义。她跟随庞剑琴老师广泛宣传“抗日有功，参军英雄，家属光荣”。她编民谣，唱儿歌，跳《打花棍》，演《小放牛》，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内容，使抗日思想深人妇幼。为了不误家务活计，她入家串户，帮人干活，边干边讲抗日故事和道理。经常唱支歌，把四邻引来，形成聚会。群众深明民族大义，抗日活动红红火火。她对抗日军、烈属满怀感情，百般照顾。温家庄民兵队长在家测试地雷时发生意外，夫妻双亡，母亲重伤。刘学兰经常去看望老人，并和老人的女儿吴学兰结成好姊妹。她安慰老人说:“你为抗日付出了巨大牺牲永远受人尊敬。你失去了儿子、媳妇，多了个女儿(指自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成为模范学生，百姓女儿。抗日烽火炼了她，铸就了她为国献身的一生。
刘学兰得到张云亭老师的亲切关爱，并受到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张云亭是陡崖村人，在莱芜抗日文化教育战线做出过突出贡献。为了教育刘学兰，他把吕桂亭在“肃托”错案中仗义救友的牺牲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她。吕桂亭忠于革命、坚持真理、持守道义、大义凛然的气概，悲愤惊天的吼声为救友宁死不渝的义胆，以及悲壮赴死的惨烈，张云亭都亲历亲闻，并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他领着刘学兰到陡崖河滩舅舅赴死处，谆谆嘱，要像舅一样，为了革命真理不怕杀头。刘学兰跪在地上痛哭一场，立誓革命到底这次震撼灵魂的教育，奠定了刘学兰一生恪守忠义的风骨。后来，刘学兰向父亲哭诉了这一切。父亲抚着她的头说:“革命战士只有热血，没有眼泪。”1942年秋，刘学兰去董家峪村探望母亲，遭到日寇围捕。日伪追捕刘舜卿的家属作人质，企图已久，总因他们四处流浪，居无定所，行无定向，再加群众掩护，屡不得逞。这次，在叛徒的引领、指认下，终落日寇魔掌。当日本鬼子野蛮地把刘学兰从炕上往下拽时，她愤然怒斥:“滚开!我自己下。脸上毫无惧色。此时她脑海里是舅舅赴死的壮行，心中默念着:“我是抗日战士!”
落人魔窟，坚强不屈。在所谓“压惊宴”上，刘学兰看着满桌鸡鸭鱼肉不动，日酋问她为何不吃，她冲口而出:“这都是你们抢来的!”
母亲每次被刑讯回来，刘学兰都抱着母亲哭一场，对敌人就更咬牙切齿一天，敌人为进行心理摧残，故意当刘学兰和弟弟的面对母亲施加酷刑。尽管母亲强忍疼痛，咬紧牙关不哼不叫，竭力避免刺激孩子的心灵，刘学兰仍忍不住内心的折磨，不顾敌人的阻拦和打骂，拼命扑上去救护母亲。随后敌人单独讯问她，欺骗说:“只要你说出你父亲在哪，就不再打你娘。”机警的刘学兰回答:“俺要知道在哪，就去找他了。你们也抓不住俺了。”敌人对她的欺凌、诱骗和打骂始终不奏效，于是进行生活虐待，不给饭吃，不给衣阴暗潮湿的牢房冷若冰窖，折磨得她骨瘦如柴，满身冻伤。但敌人的狠毒摧不垮她的坚强意志，反使她得到更多的磨炼和考验。
刘学兰和弟弟年幼，在母亲的抗争下，有时敌人允许他们到牢房外的院子里见见太阳。一天，一个日本鬼子拿着一幅画，让小弟弟刘一斌看，画上是日本兵押解着被绑着的八路军，鬼子指着持枪者问是什么人，弟弟童言无忌，直说:“鬼子。”在旁的一个伪军忙说:“是皇军。”早已怒气难抑的刘学兰骂道:“是黄狗!”伪军打了她一巴掌。她冲着伪军:“你是黑狗!”觉得不解恨又骂:“你黑皮，黑心，狼心狗肺!”伪军骂她:“你这个八路羔子。”刘学兰回敬他:“你这个汉奸羔子!”一次，鬼子油炸地瓜，弟弟凑上去看。一个鬼子给弟弟一片，被刘学兰看见:“脏!”拉着弟弟就走。鬼子恼怒，端起油锅泼来好在他们跑得快，幸好没有烫伤，只溅一身油星。
我地下党利用刘学兰和弟弟在院子活动的机会，通过伪军中的内线，让她向母亲传递一些鼓励和安慰的信息。一天，一名伪军乘人不备，塞给了刘学兰一个小纸团。回房展开一看，上画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和敞口的鸟笼母亲看了，悄声对刘学兰说:“咱有救了。”不久，刘学兰3人被搭救出狱。后来得知，这都是泰山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指示敌工科安排的。数月狱练，使刘学兰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志大为增强。她自己常说，日本鬼子的监狱把她锻炼成一名坚定的抗日战士。
文艺作枪
1944年10月，为了配合抗日大反攻的形势，加强抗日宣传，泰山专署成立了文艺训练班。刘学兰奉调参加，后被分配到四师宣传队。1945年6月泰山军分区文工队在莱芜虎口崖成立，设3个分队，40余人。刘学兰作为文艺骨干调人。同年10月，文工队随军分区升编。次年5月泰山军分区重新组建成立文工队，刘学兰任分队长。1948年3月，由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敬涛特批，16岁的刘学兰破例人党。1948年9月文工队随军南下，刘学兰因病无法随行，调到军分区司令部任干事。1949年泰山军分区再次成立文工队，刘学兰任指导员。
这期间，文工队紧密围绕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和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总形势开展工作，有时集中起来演戏，经常分散基层宣传。刘学兰作为文艺战士，和战斗在火线的战士一样，转战南北，拼命流血，天天生活在练兵场和战火中。战士练兵累了，她唱一曲《二月里来》，教唱一段《游击队之歌》;战士冲锋陷阵中，她说上一段快板，喊几句口号，并不失时机地向敌人开火和救护伤员。她把自己的战斗激情，转化成战士们的战斗力。战士们休息了她抓紧时间搜集素材，把战斗形势和英雄事迹，写成歌词，编成快板，教战士传唱。她编写了不少活报剧、快板剧，到连队和街头演出。她主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血泪仇》《白毛女》《平鹰坟》等许多剧目，并常在不同地点连续演出。每次演出，她不管多么劳累，都满腔革命激情。在演《血泪仇》时，由于感情过分投人，心中想起了自己的遭遇，竟哭得不能自控，全身抽筋，激起台下军民对敌人和恶霸势力的极大义愤，振臂高呼口号。
在局势恶化、危机，或战斗紧张时，她和战士们一样，趴冰卧雪，饥寒交困，出生人死，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战斗。有时，她竟跑到冲锋的前沿，势要做到战士冲到哪里，她的宣传鼓动到哪里，让自己的口号声伴随战士的冲杀声一起前进。在1948年9月解放济南的战役中，16岁的刘学兰在8天8夜的艰难攻坚中，高呼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紧随顶着铁锅杀声震天的主攻战士，勇猛冲锋。她抬云梯，背伤员，堪称“战场全能”，既是宣传员，又是卫生员，也是战斗员，成为首批冲进济南城的女战士，荣立二等功，受到军区的通令表彰。
童年的苦难，敌人的迫害，战争的艰苦，严重损害了刘学兰的健康。特别是1946年国民党进攻山东时，她随部队战略转移，北渡黄河中翻船溺水，多人遇难。刘学兰挣扎拼搏，濒于奄奄一息时，终被救起，幸免一死，落得多种终身疾病。这使刘学兰原本病弱的体躯，更难坚持战斗生活。1948年3月，她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起不来。组织上送她去治疗，她执拗不肯军分区封振武司令当面下命令，以派她帮助工作的名义，才勉强把她送进泰安军分区后勤医院。人院后，她整日忙工作，无心就医，医护人员无可奈何直至封司令再次发话，告诉她病痊愈才准回队，这才不得不认真接受治疗。刘学兰任文工队指导员时不满18岁，年小志高，团结上下，政治严谨纪律严格，全队充满人性化关爱。队员周文英表演“打腰鼓”劈叉致伤落残，全队极为关切。刘学兰更是内疚不已，自责没有爱护好队友，几次抱着周文英的头哭，反使对方安慰她。她对父亲刘舜卿忧虑地说:“她那么年轻，今后怎么工作啊!”刘舜卿宽慰说:“作为文艺人才可惜了，作为革命者，可做的工作多得很。”不久，刘舜卿把周文英调到泰安教养院任院长。
刘学兰领导全队，在浓浓的亲情中，紧跟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形势，密切配合泰安地区的各项中心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大量的宣传任务。她积极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努力落实刘舜卿提出的“革命文艺群众化”“政治宣传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她组织并带头扭秧歌，打腰，编排时事剧，把人民迎接解放、庆祝胜利和土改翻身的喜悦情绪充分反映出来。她导演并主演了《小二黑结婚》《李二嫂改嫁》《黄河大合唱》等大型节目。根据泰安地区在宁阳县剿匪的胜利，依照真人真事，组织创作、排演了多幕话剧《土匪耿继武》，引起轰动效应，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镇反、除霸、保太平的积极性。他们的宣传形式和内容，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上级的充分肯定。
刘学兰身为地委书记的女儿、文工队的领导，被视为“红色名媛”，遭敌仇恨。一个隐藏在军分区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曾投毒暗害她，制造影响。她后来知道，仍无惧色。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她向文工队全体队员提出人人苦练基本功，提高政治和艺术素质，以提高节目的艺术水平和演出质量。在她的高标准要求下，文工队培养了一批人才，日后多成栋梁。景慕逵等人成了将军导演。
风节高亮
看到战友们的进步，学兰甚感欣慰，但自己则“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甚至几次主动要求下基层。1951年10月，她调到泰安地委宣传部，部长刘众前就工作安排征求她本人意见，她坚持只做具体工作，后来竟要求下到泰安县第十区任区委宣传委员，重温农村的艰苦生活。尽管自己离开地委父女不能常见，她也毫不惋惜。1964年9月，济南市委组织部长张扬拟在市委机关给她安排个职务，她自己则积极要求下基层，到济南城区防洪工程处，和泥水、险情打了多年交道。在人们普遍希望上调，特别是跑官、要官、贿官不正之风一度盛行时，她主动要求下放，堪称“反潮流”
从娃娃起就为革命做贡献的刘学兰，谢世时职务是济南市文联办公室副主任，仅为处级。这对讲官本位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刘学兰则心态平和，泰然自若。她常说:“人不应看他当多大官，要看他为国出多大力。”刘学兰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全部血汗和精力。这对于那些口唱马列主义高调、脚踏个人利益轨道的人，是一种无情的痛砭。位卑未敢忘忧国。就在她患癌症后期，极度的疼痛折磨得她在床上翻来覆去乱滚她想的竟是为国家节省医药费，把紧俏药品留给他人。这就是刘学兰，一个对国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
刘学兰逝世后，济南市文联在介绍她的生平中写道:她从小受到革命的熏陶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艰苦奋斗，出生人死，奋勇抗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遭日寇关押时，“面对敌人的严刑，英勇不屈”。参军后,“她转战南北，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在1948年解放济南的战役中，荣立二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她“淡泊名利，无论提职或提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特别是在文联期间，她“坚持原则，不谋私利，兢兢业业，团结同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文中评价:“刘学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求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她顾全大局，襟怀坦白，为人忠厚，清正廉洁，严守纪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心向党，不屈不挠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体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不息的奋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她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严于纪律生活简朴，要求子女严格，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刘学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
刘学兰走了，但人们不会忘记她那质直、纯朴、宽厚、善良、勇敢、坚毅的典型的齐鲁人品格，也不会忘记她自幼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