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刘舜卿惜别养育他40多年的家乡，去了东北。这是他第次离开山东，也是永远离开山东。此时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同他一起调动的还有泰安专署副专员何剑秋和泰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何书九。他们在东北局学习参观两个月，度过了春寒料峭的日子。刘舜卿作为山东支部的委员不断以端正自己的思想来稳定大家的思想。1954年6月，泰安地委3人都分配到鞍山，何剑秋仟鞍山市电业局长，何书九任鞍山第一钢铁学校校长。两人都有不俗的表现。何剑秋领导电业局在“大跃进”中创造了高压带电作业法带来了巨大效益。属全国首例。刘舜卿任鞍钢土建公司党委书记。该公司半独立于鞍钢，又称鞍山建筑工程公司(简称“鞍建”)，在鞍钢恢复建设完成之后，整个公司调转酒泉钢铁公司。8月，刘舜卿调任鞍山市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7月在鞍山市党代会上，作风正派、刚正不阿的刘舜卿，被选为市委委员、鞍山市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7年4月8日刘舜卿任市监委第二书记，1959年进入市委常委，1960年5月任书记处候补书记，随后为书记，1964年8月任主持常务的书记。刘舜卿是个踏实之人，每到一个岗位，总是“扑下身子”干。到鞍山前期，刘舜卿数易其职，频繁调动，虽毫不介意，从不计较，努力工作，但颇不适应，觉得工作无法深入，难以抓出实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钧专门和刘舜卿谈话。两人曾在华东局党校一起学习，彼此了解，谈话推心置腹。李钧说，高饶事件后，为了填补干部空缺，中央紧急从各地抽调一批干部。鞍山原是中央直辖市，现刚改属辽宁省，仍是全国10大城市之一，干部按省级配备。市委常委、市政、鞍钢总公司的主要领导均属中央直管干部，由中央直接任命和调动，辽宁省无权过问。市部、局级如于部属中央管理干部，辽宁省代管，向中组部报备。目前市的主要领导，杨士杰、赵敏、袁振、许光廷、皱群峰、王梓木等全部是从各地调来的省职干部蹕延枘痧嘏度一鈔鲑珪嗒娇党氐债笆タ财礱訸盞洟幅级安排。
刘舜卿行政级别比较低。当时定级是属于生活待遇，按地区差别，农村地区低，城市高。刘舜卿在泰安地委定级时有意带头把自己定为同职级的最低档。他到了鞍山与别人比之悬殊，职务安排相对较低，资质则比别人高大截，显得很不协调。组织部门只能让他“小步快跑”，不断调整他的职责岗位。刘舜卿说:“我不在乎职位高低，只求相对稳定，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刘舜卿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在莱芜时，党让他当“文书”“秘书”，他毫无怨言，每天弯腰曲背地干活，低眉领首地做事，从不仰望别人，与人攀比。文革”中有位市级领导“揭发”，刘舜卿是第一书记杨士杰的亲信，实例就是刘舜卿到鞍山几年“连提六级”。这纯属子虚乌有。杨士杰从山西省委第三书记任上，调任鞍山市第一书记。他政治上很强，工作很有魄力，大刀阔斧地整顿了高岗时期的干部散漫作风，各项工作进展良好。任中组部副部长时和胡耀邦一起，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改正右派错案，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舜卿积极支持配合杨士杰的工作，出于党性和组织原则，并非个人关系。刘舜卿到“鞍建”是外行，是他自己说的“泥腿子登高楼”，视野开阔,脱离地气。他懂得,“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实践告诉他，领导者的任务有两条:一是出主意;二是使用干部。刘舜卿对人有一定理解，他作教员注意因材施教，参加革命后注意量才使用，发挥干部特长。他调市委组织部后，专门思考了干部问题，认为管理、使用干部也是一门学问，只有对干部关心、爱护、培养和了解，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应该创造一种机制或条件，让老同志充分运用经验、发挥所长，也要使青年干部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世有伯乐，才有千里马。领导干部应学会做伯乐，可以“揠苗助长”。千秋大业，关键在人。治国之要，用人为首。任人唯贤，以德为先事业为重，国家至上。要常想房玄龄的“任官唯贤，量才授职”。正派地选用人，选用正派的人。刘舜卿以自悟的道理支配自己的思想，认识到对一个人的如何安排既包含对这个人的信任、培养，也包含对这个人能力水平、潜力的评估和认可，以及对周围人的影响，必须公平合理地处之。他指出，考察干部还没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机制，还是延续了过去军事管理的传统，难免带有主观性、命令性，有看走眼、用不当的时候。要细致观察，认真了解，力避偏差。考察干部既要看表现，又要看潜质。既看一时一事，更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正确看待干部求进步谋发展的动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从“新陈代谢”规律，意识到干部队伍也需要新陈代谢，要新老接替。他提出注重培养青年干部，在现职领导干部尚未老化，就有计划地选拔接班人，不是接官人。这样，对青年于部的培养、锻炼、考察时间会长些干部本身更成熟些。他这些想法、做法，比后来中央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选拔“第三梯队”的部署，早好些年。
刘舜卿到“鞍建”时间不长，就发现一位年轻同志性格沉稳，思想敏锐作风严谨，政治素质好，群众反映好。经了解，该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学生时期人党，曾留苏深造。刘舜卿提名该同志担任公司技术处副处长，不久任处长。“鞍建”全体迁往酒泉后，该同志任酒泉钢铁公司设计院和研究院院长后任酒钢陕西工程管理处党委书记
1962年中央高级党校拟开办“青年班”，在党校任组织处长的刘子正写信要刘舜卿推荐身边有培养前途的人选。刘舜卿回信推荐了已调往酒泉的那位同志。中央党校将该同志调来学习，结业后被吴学谦举荐到中联部任副局级调研员，后逐级担任了局、部领导。1982年9月，该同志被选入中央书记处最终成为党和国家顶层领导成员。该同志令人敬服的是思想境界高，在北京“六四”政治风波中，他维护正义、秉持客观，选择了让历史不能忘记的立场。该同志在坚决维护党风、坚持反腐倡廉中，付出了巨大努力。1989年东欧剧变。2月，牙利共产党宣布下台。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解散。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罗马尼亚乱兵处决，罗共解体。1990年1月，波兰共产党解体。10月3日，德共更名，东德消亡。同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下台。苏联政权岌岌可危，面临解体。苏欧这片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犹如雪崩，像多米诺骨牌，导致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面对国际共运的危情，19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同群众联系的决议。其中提到许多党员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的相当严重。决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国务院制定行政监督法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中央组织部拟定党内监督条例。当时主抓党内纪检的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同志。他非常认真，专门组织了起草小组，参考了国内外一些有效的监督制度，起草了一个对中共政治局及常委会、总书记有一些硬性约束力的《党内监督条例》。据参与《条例》起草的高层人士讲，这个条例呈送时任最高领导人，回复一句话:“只要我当一天某某x，这样的监督条例就绝对不能出台!”《条例》草案被一票封杀。
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建等几个问题的决议。身处最高领导层、时任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领导人的那位同志，又在决议中提到“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由于最高领导人没有丝毫积极性,“监督条例”被搁置，中纪委的地位被降格。起草《党内监督条例》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刘舜卿若地下有知，定为该同志感到欣慰与酸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