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鞍山工作的15年间，刘舜卿贯穿在工作和各种运动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革命的优良传统，也是他的政治良心。在“肃反”“反右”运动中，他明确提出要分清“落后言论”和“反动言行”的界限，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分清“对待个别人和事与“对待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界限。本着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的原则，不能扩大打击面，避免伤害好人。他对“右派”，有清醒的看法。他上高中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一些好老师一下变成了坏人。他回答:“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可能说了不该说的话。”
刘舜卿尊重客观规律，重视实践经验。1958年“大跃进”中，他凭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发现，在轰轰烈烈之中出现浮夸风，有些做法违反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如不及时纠正，定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他在市委提出，要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引导群众在大胆革新创造中要有科学的态度。第三炼钢厂的职工，为了多炼钢，违反平炉设计系数，一再加高炉壁，多装快炼。苏联专家发现后拿着图纸加以制止，说不符合设计方案、违反生产规程，违反科学，非常危险。工人们置之不理，坚持已见，把苏联专家的图纸夺去撕毁，说:“什么科学，多炼钢就是科学!”许多人把这一事件作为“破除迷信”的典型事例。刘舜卿却迎着“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压力，亲自了解情况，认真地加以处理，对工人进行了耐心教育，对有关领导和技术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对苏联专家也做了适当的抚慰。他对苏联专家诚恳地表示，不尊重专家意见，就是不尊重科学，是完全错误的。他谦和地解释，工人们的举动绝不是不尊重专家们的个人尊严。请专家们理解工人们希望“多装快炼”“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心劲。刘舜卿成功地处理了这场牵扯到中苏关系的纠纷。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微妙阶段，此事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来电话查问。刘舜卿把事情经过和处理情况如实呈报总理办公室。多年后，苏联的罗高寿在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材料时说苏中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始于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在华的专家。1958年中国“大跃进”违反经济规律，给苏联专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实在没法工作下去了。其中就有鞍钢一例。
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提出的“大跃进”中的问题进行了错误批判随即在党内展开“反右倾”运动，使一大批好同志无辜受害，感情受伤。刘舜卿认为这将损害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要求各级监委机关一定严把事实，对各单位报送的案件要认真复核，把“看事物的方法问题”和“原则立场问题”分开，把“言之有据的批评”和“恶意攻击”分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从中辨别一些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善意批评，不要轻易上路线斗争的纲。他指出，纪监工作是对纪监于部党性和政治水平的考验。战争年月，两军对垒，敌我分明。“镇反”一查罪恶，就知是非。那都是针对敌人营垒开战。“反右”是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反右倾则是我们党内的矛盾斗争。情况复杂，是非混淆。这要求我们认真厘清是非辨明真假，分清好人坏人等。在整个运动中，他职责所在，不敢懈怠，但良心所在，不甘照办。
刘舜卿强调，对当事人的申诉要及时受理，耐心听取，对于要求直接向他申诉者也要尽量安排。不要因为我们纪检部门的怠职、不作为，增加当事人的内心苦闷。第一钢校的何书久校长，被拟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找刘舜卿谈话申诉。刘舜卿调阅了他的案卷，发现所谓他对“三面红旗”的“攻击”仅是对该校党总支书记“以党代政”、用大炼钢铁冲击教学的做法提出批评，其余皆为团结问题。但是，刘舜卿在谈话中没有安抚，而是严肃地指出了何书久在问题产生中自身的责任。当场何书久不甚理解，心有委屈，过后他才恍然大悟，刘舜卿批评的是他的思想作风和提意见的方式方法问题，并没说他有何政治问题。后来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何书久受到了一次教育。有些人对刘舜卿在“反右倾”中的态度有质疑，认为刘舜卿有意保护熟人。他则坦然直言:“生人、熟人我都不保护，只保护好人，保护党。”他说，纪监工作本来就有保护好干部的职能。刘舜卿就是在这种无奈中力图保护一些同志。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决定对“反右倾”案件进行甄别。刘舜卿积极拥护，坚决执行。他提出有错必纠，一纠到底，一步到位。他要各级组织公开、坦然、诚恳地承认错误，让受委屈的同志心情舒畅。市委原拟按系统逐级宣布平反，他则提出召开全市平反大会。原定由他讲话，市监委副书记李介人宣布平反名单，他则坚持亲自宣布平反名单，讲话改由代理第-书记赵敏。这使平反大会提升为最高规格。他在会下感慨地对市监委处长勘钊说，对这些受了委屈的人，赔礼道歉都不过分。他只字不提他人的责任在他的主张下，鞍山市管辖内的所有“反右倾”运动及其前后的错案，一概平反。这使人心大快，精神大振。他儿子问他鞍山还剩几个“右倾”分子他说，一个也没有了，并不无深意地说:“本来就没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它牵涉到路线、政策的是非曲直，关系到许多领导者、办案人的对错功过。他坦诚承揽责任，毫不上推下卸。刘舜卿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比全国早了若干年。这需要多大的政治胆识和敢于碰硬的魄力啊!
有人天生为社稷，有人天生为民立命，刘舜卿天生为维护社会公正，为清正廉明立杆。他在鞍山15年，无论主管或兼管，从未离开过党的纪检和司法工作，使命让他原本自身的优点得到发扬。他的思维就是解决问题的思维说真话、做实事、忠道义、勤职守。中央的董必武、谢觉哉先后到鞍山视察由刘舜卿全程陪同、如实汇报，都对刘舜卿留有上述印象。刘舜卿经深层次思考，把反对党内不正之风和纠正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视为本质上是与根深蒂固的糟粕文化、长久形成的沉疴秩序、逐渐恶化的政治生态做斗争。自1958年一哄而起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出现形式主义和片面化，刘舜卿不甚赞成。他在一次干部会上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从实际出发，要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学。这样才更实际，更具体，更有用。”他在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直截了当地说:“学习主席著作要讲实效，防止形式主义。”“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要加强领导，要自觉自愿。”他还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学毛选是学给自己用的，不是学给别人看的。”他不赞成学习'毛选”的评比和“讲用”活动，认为会出现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他本人一直重视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1年在东北局学习时，他联系1959年以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写了一篇“把党的民主生活提到更高水平”的读书笔记，批评“有的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差，甚至压抑民主压制批评，致使许多同志有话不敢说，在党内出现民主不正常的现象。”他还写道:“党性是党员的共性，而这种共性，通过党员的个性表现出来，在共性的基础上，可以允许发展自己的个性。”他认为压制民主就是压制个性。他在给市委党校讲课和不同的会议上多次阐述上述观点，并作为谈话记录或简报印发。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新侨饭店讲话，指出党内“民主作风不够”呼吁“讲真话”“做实事”、兼听则明。刘舜卿更积极地推动民主。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月里，刘舜卿在抓农村工作中，顶住了突出政治的压力，公开提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为生产服务，党的工作的好坏要以生产好坏为第一标准。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刘舜卿认为鞍山郊区农村形势并不像中央文件所指的那样，指示郊区区委书记曹保全不要把遇到的问题轻易上阶级斗争的纲。他在听取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全仁等集体汇报农村政治工作时，对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些听不进去，甚至时有不耐烦听的情绪，屡屡打断，相反却再三询问生产情况，注意解决生产问题。刘舜卿在1963年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鞍山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和落后的生产水平的矛盾，鞍山郊区农业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机械化”，并在他起草的《全党紧急动员起来把春耕生产推向新高潮》的《鞍山日报》社论中提出:“农村工作应以备耕生产为突出中心”“开展以五好为目标、以生产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运动。”只字不提阶级斗争。
1963年手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农民出身的刘舜卿对农业生产的规律和知识比较了解，认为农业应因地制宜，不能照搬照套大寨的做法。曹保全反映，干部们要求组团去参观大寨。刘舜卿断然不允，说大寨学不了，情况不一样。他一针见血地说:“那么多人去大寨，玩的多，学的少。我们不去赶热窝，做应景文章。”他提出向高城子(辽宁一个村)学习“缩增行，合理”“以工保产”等管理经验，没有提向大寨学习的口号。他密植”“以肥保密”对农村按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的过度密植，严加制止，并到田间地头亲身督察。他理解基层干部、农民不愿又不得不密植的苦衷，便为他们壮胆说:“我是种地长大的。庄稼不透风，光长杆，不打粮。”农民把田中间的苗减稀、四周保留密植，说为应付上边来人视察。刘舜卿发现仍然不依，说:“四周不进风，里边不通气，还是不打粮。上边谁来视察啊?还不是我来看一看!?”农民当着他的面把多余的苗拔掉。刘舜卿对在场的干部说:“你们按我说的做。我替你兜着。”在场的李介人(山东新泰人)开玩笑说:“你坐了监狱我去探监。”这话虽属戏言，但他们的做法，当时确实冒着“犯错误”的风险1963年下半年，鞍山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生产整社”，内部称“民主补课”，认为鞍山地区土改不彻底，阶级界限不清。这是一次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运动。刘舜卿在抓这项工作时则提出:“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不等同于阶级斗争。可以用阶级斗争的视点分析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强调，对过去遗留的问题纠偏时宜宽不宜严，有些错划成分人党的干部，只要一直努力工作，合乎条件，一般要保留。成分错划不是个人责任土改近20年了，个人成分也该改变了。整个“生产整社”运动过程没有出现打击性案情或对抗性事件，也没有出现“寻死上吊”的意外。倒是处理了位严重脱离群众的公社书记。这位书记是辽阳县柳二堡公社的，下乡蹲点参加“生产整社”，带着厨师为他做饭，被市委书记处书记杨克冰发现，当场宣布撤掉他的职务。他自觉理亏，深知有错，但觉处分过重，便找刘舜卿申诉。不料，刘舜卿声色俱历地痛责他一气，指出他严重特殊化是思想上的变质。严重脱离群众是一种政治腐败，这会使共产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共产党的江山就会垮台。这位书记走后，已经很晚，刘舜卿立即打电话给监委一位处长，说杨书记虽是气头上的处理(意思偏重)，监委暂不撤销杨书记的意见，保持压力，多加教育，注意考察，根据他的认识和改正程度，及时适当安排他的工作。要让他感到，重新安排工作是基于他对错误的改正，而不是官复原职。这体现了刘舜卿对犯错误的干部严格教育和允许改正的良苦用心。
1964年刘舜卿在领导“四清”运动时，不提“揭阶级斗争的盖子”，而是提出“揭生产落后的盖子”，从生产问题入手，找落后的原因，研究解决措施，“把生产斗争放在重要位置”。他指出鞍山“几年来山区生产发展很慢粮食产量很低，社会收入减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他强调“运动应落脚在生产上”。他这些主张和观点得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肯定和推广。以中央文件下发的王光美的桃源经验，明知有刘少奇的背景，刘舜卿仔细阅后说:“不是挖掘阶级敌人，是制造'阶级敌人’。”属下请示他如何贯彻，他明确表示:“经验适合就借鉴，不适合不照搬。”他心想，又是刘少奇当年土改中“搬石头”的思想。将其束之高阁。
刘舜卿的上述说法、做法，在“文革”中被罗织成“右倾温情”“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抵制毛主席的号召”“反对学习毛著”等一系列弥天“罪状”，被揭发、批判。
15年间，刘舜卿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和措施，多次以鞍山市委文件转发上下。他还经常替报社起草指导性社论。这些对上级制定政策和指导下级工作都起到积极作用。刘舜卿的观点和做法只不过是在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行事，但在当时却需要足够的政治胆识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