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贪历来是为官好坏的分水岭。向来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刘舜卿革命生涯几十年，克已奉公，不谋私利，一身清廉。他生活极为简朴。在战争年月，他为节省人民一针一线，多年不领取件大衣，把他结婚时的一件黑棉袍子白天当袄，夜晚当被。由此还引发了一段笑话:有一次县机关转移到北道峪村，事务长号房时告诉房东刘县长住他家。房东高兴地腾出最宽敞的一间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不料，第二天一个穿脏兮兮的黑袍的人住进他家。房东赶紧找事务长说:“你不说刘县长住俺家吗，咋来了个伙夫?俺那房子是娶媳妇用的，别给俺熏黑了。”事务长听着笑了:“那就是刘县长。房东惊讶地说:“和咱庄稼人一样?!”后来“庄稼县长”“农民县长”的称誉就很快传开了。当时群众中还流传着对刘舜卿俭朴生活的顺口溜:“刘县长是清官，不吃不拿也不贪。刘县长真简朴，衣服破了自己补。”“刘县长是庄稼汉他和咱们心相连。”“刘县长生活真简单，不喝酒不吸烟，糠菜窝窝煎饼卷一块咸菜就吃饭。
刘舜卿的旧黑棉袍经过一番周折才换下来。一次战斗中，缴获一件羊皮大衣，行政科作为战利品，特分给刘舜卿。他不肯接受，执意让给更需要的人。其时，领导同志都有军大衣，只有他还穿旧棉袍，最需更换。推来让去宋科长只好把大衣送被服厂按刘舜卿体型修的别人无法穿，这才使他无奈地接受了。这件大衣一直穿到20世纪60年代。他有根皮带扎了几十年，断、接多次。现均陈列于莱芜抗日战争纪念馆
刘舜卿吃“煤油饺子”的事曾在军民中盛传一时，令人啼笑皆非。1943年春节，艰苦斗争一年的县机关过年吃顿饺子，算作犒劳。警卫班的同志想增加点油水，把刚领的灯油倒进馅子里一些。饺子出锅，煤油气味熏人，不能吃。正待警卫班要把饺子倒进房东的泔水缸、领面重包，刘舜卿赶来灶房坚决制止。他让大家破开饺子，用水泡泡吃，自己先盛上一碗吃起来。尽管满嘴煤油味，几乎要吐出来，他硬是克制着强烈的呕吐感，把一碗饺子吃下他鼓励大家像艰苦作战一样把饺子吃下，一个不准浪费。战士们告饶说:“我们饿一顿，绝不重领饺子料。”刘舜卿还是不许。大家艰难地吞咽。有人边吃边吐，有人勉强吃下又全部吐出。刘舜卿还要求必须吐到群众的泔水缸里。事情原来是，刚领的灯油是用煤油桶装过的，混有残留的煤油。对此事众人毁誉参半。有人说刘舜卿太固执，有人说他太俭省。实际上，他是在避免造成不良影响，维护革命队伍的政治形象。
刘舜卿在公私之间特别“较真”。1945年春节，日本侵略势头已显“强弩之末”，莱芜抗日形势大好。县机关伙房杀了两头猪“会餐”。刘舜卿的警卫员小韩见肉起意，悄悄割下2斤许的一块，给刘舜卿的孩子捎去。捎肉的人偷偷落下一块。没过两天，小韩去吕明亭住处，见到“狗舌头”似一条肉才知捎肉人做了手脚，找其一顿训责、吓唬。刘舜卿知道后对小韩一通批评指出他不该私自拿公家的肉送孩子和威吓捎肉人。小韩含着泪说:“孩子常年不见肉星，多可怜啊!”刘舜卿语塞，过了会儿说:“按市价，从我的伙食尾子里扣，扣足为止。肉算我买的。”过了几个月，他还向事务长查核。新中国成立后，他本色不变，公私界限极为分明。1950年，专署驻泰安洼子街。刘舜卿的警卫员亓灵云每顿打饭要过一条街，逢风雨天更加不便专署总务科给他买了个提式饭盒。这应属公用，但刘舜卿马上用自己的津贴费付上，致使自己无钱买牙膏，只好用牙粉刷牙。五十年代初实行供给制机关规定亲属来探亲限住3天，刘舜卿却限自己的亲属来去3天，实住1天他的孩子享受供给制，他却不让其在机关伙房人伙，让他到“大众饭店”(国营食堂)搭伙，以免沾机关集体的光。实行薪金制时，他的女儿刘学兰是地委官传部干事，有很长的军龄，比其他同职干事的资历深，刘舜卿则以她没有家庭生活负担为由，把她的级别压到同级最低档。随后，他还支持女儿离开地委下到农村工作，让其更多地联系群众，接近实践。他的前妻吕明亭是1934年人党的老党员，在地下斗争时期和战争年月做了不少工作，民政部门提出拟给些待遇或照顾，刘舜卿没有同意，表示:“她的身体已不能工作，今后由我养活她就行了古人云:“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刘舜卿甚解其意，深知“自己不正难正人”。他调鞍山工作后，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更严。他认为，从社会意义上说，亲属是自身灵与肉的外延，他们的行为表现是自己品行作风的折射。他教育孩子说，社会是个大利益链，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私有观念。要自觉以“道义”修身，努力克服人性弱点带来的弊端。为人要厚道、诚实。诚实才有信任度，“诚不欺我”。厚道不是懦弱无能，是一种气度、雅量，做人的本分。人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最大的缺点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要学会团结人，财富不是朋友，朋友则是财富。学会说话。说话不是语言技巧，是道德修养是智慧。他鼓励孩子多读书，引用古人寇准的话“艺不少学，过时晚。”说有多大的知识面就有多大的视野，多大的胸怀。要学习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岁月的沉淀，是社会进程的叠垒。站在历史的高度，会懂得人类文明的尊严，也会看到社会进步的光辉。他要求读中学的次子读《人民日报》社论，注意提高政治素质。他从小事抓起。不许子女去看干部专场电影，不许家属去干部特供商店购物。他努力树立孩子以善良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他以身示教。1960年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为照顾少数领导干部的健康，规定他们可定期享用一些“特餐”和买点紧俏日用品。刘舜卿既不去吃，也不去买，和家人一起“瓜菜代”(瓜菜代替粮食)，甚至吃树叶，致使他反复发作，常半躺在椅子上办公。他坚决杜绝亲属特殊化。1959年，他的长子休学后复学报到迟误，被校方取消学籍。秘书要去学校申明情况，加以疏通被他制止。鞍山第一钢校何书久校长让其长子进钢校学习，他谢绝照顾，让长子进厂当了学徒工。长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市委杨克冰书记无意中从刘舜卿的夫人葛明口中得知，便向公安局要了一份准迁证，让他把儿媳的户籍迁入鞍山郊区。刘舜卿去鞍钢烧结总厂开现场会，得知劳模孙文信的父母年迈，在外地无人照顾，就把准迁证给了孙。刘舜卿对杨书记表示:“郊区也是鞍山市。工人夫妻两地分居的很多。我分管政法，若开了这个头，今后就不便说话了。”1960年鞍山一中根据刘舜卿次子的品学表现，要保送他留苏。刘舜卿得知，马上给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罗定枫打电话:“鞍山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选派工人子弟留苏为好。怎么选派的两人都是干部子女啊?林诚(鞍钢副总经理)的女儿去吧，把我的孩子换下来。”过去的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革”中当兵成为青年学生的最佳出路。许多干部都千方百计送孩子当兵。刘舜卿年年担任市征兵领导小组组长，他的子女却当不成兵他女儿刘莉莉被带兵人验上“通信兵”，又被别人“后门”顶替，气得她找到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处，刘舜卿硬把她电话叫回。刘舜卿在农村插队的孩子刘艺强抱怨父亲说:“亏你还是征兵组长，连自己的孩子都当不上兵!”刘舜卿答曰:“正因为我是征兵组长，你们才当不了兵。不然，不是后门，也是后门。”又说:“你要当兵，不难。我在部队的战友、熟人很多。辽宁就有陈锡联、李伯秋、刘采芹、刘振华、范昆源等。我给谁招呼一下，他们收你这个兵都没有问题。但我不能说这个话，我也不能让他们那么做。啥事都应按规矩办。”
刘舜卿的自律从细微之处做起。他的膀子因公致残，有时需去温泉浴疗亲属替他搓完身背，他不许亲属在干部浴室顺便洗洗，而必须去另外的大浴池。家乡亲友不断来人来信，要求刘舜卿安排工作。他概以回之:“安心建设家乡。”他对家属、亲友要求得有些苛刻，近乎冷酷。
刘舜卿从不收礼，便无人送礼。他认为“人情世故，礼尚往来”是世风“礼多人不怪”是世俗，多属陋习，与革命风气不符。他坚持操守。一次，他在泰安地委的一位公务员，找他批些钢材公用，带来些山东土特产。他见到人很高兴，见到物则拉长了脸，说:“地区之间调拨些物资，互相支援是常事。你带着东西来走关系，就不一样了。把东西带走，回去听讯。”来人再三说明无用，想私下留给家属被婉拒。他以为礼不收，事难成，心有不快。刘舜卿托他把一辆旧幼儿车捎给济南女儿，来人抱怨地说:“你让我把东西都背回去，怎么给你带车啊。”刘舜卿笑笑说:“那就不捎了。东西得背回去。”事后，刘舜卿很快报市常委，把由鞍山市有权调拨的钢材批给山东一些。小事情，大品格，是许多人对刘舜卿的共同看法。刘舜卿住的是专为苏联援华专家盖的，带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玻璃花窖。“二一九”公园花室在给其他领导送花时，也给刘舜卿送。每周换一次。鲜花怒放，艳丽夺目。刘舜卿发现此事，硬是不许。公园负责人解释，别的领导家也送，是公园花窖容不下暂存几位领导家。一举两得。刘舜卿知其托词，反驳说:“别人家我不管，我这里不存。千家万户的工人家怎么不存啊。”他的小女儿鞍丽闹着不让拉。他说，这是公家的。花被拉走，其他领导干部闻之也拉走了。文革”中刘舜卿受冲击时，家被造反群众抢占，全家挤在一间房里。他被结合后，军管会保卫处陆续把群众动员走，剩下一对铁路职工夫妇和两个小孩，占着两间大房。孩子打闹，大人下夜班回来动静很大。刘舜卿晚上无处办公，全家居住拥挤。保卫处多次动员，替这家人找好了住处，他们嫌条件不好，执意不搬。保卫处只好指令其搬走。刘舜卿亲自出面为他们讲情让他们继续住下去，且不付房租。这家人一直住到刘舜卿谢世。
凡是搞特殊的事，他一律不迁就照顾，显得缺乏“人情味”。一位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孩子没考上初中，市委书记籍新田(前副总理纪登奎的人党介绍人)给刘舜卿打电话，想让他说个话，帮助解决一下。籍书记刚开口，刘舜卿一句话挡了回去:“让他好好复习复习，明年再考。”对干部的政治进步他则很关心。市委杨克冰书记的秘书张今昌跟杨在京治病二年，后转到大连休养时，杨提出不让张随行，以免影响张的进步，并要刘舜卿为张安排工作。刘舜卿同意，又感到杨需人照料，便派自己的秘书小兰替张。其间，千头万绪事无巨细的工作由他本人自理。
刘舜卿作风严谨，从不做“显山露水”之事。他的毛笔书法很有功底解放初，他为在泰安通天街小学的次子上大字课描红临帖，书写了一张描字帖，被老师发现，拿给校长等人传看。校长请刘舜卿题写校牌，被他一口谢绝。一次，他去泰山经石峪察看古迹保护，看到刻在巨大石光上的经文大加赞赏，称道工艺之伟，提出妥善保护的方案。泰山管理处负责人请刘舜卿就保护古迹，题字立石，既是书法展示，又作为保护泰山的提示。刘舜卿说:“泰山是文化山，许多文人骚客题词作诗，增加了泰山的文化色彩。岂容凡夫俗子信手涂鸦，污染泰山文化氛围。”他用引来的一片笑声做了推谢1950年专署印制贺年卡，专署秘书长王焕文费尽口舌，才请他不具名写了恭贺新春”。年终，专署印制了64开本的工作手册，作为奖品，发给受工作表彰的干部。王焕文再次要求他在手册扉页上题字。鉴于张敬焘已题，他勉为其难地题写了列宁的名言:“学习学习再学习”，并对王说:“此风不可长。”到了鞍山，他守操如常。请他为《鞍山文艺》、内部期刊等题写刊头，一概拒之。
刘舜卿有专车，从不私用。连他自己开会，到基层，审查文艺节目等刘舜卿尽量不坐车。一天晚上作家于敏来家找他。家人说刚去剧场审查节目于敏说，没有见车过去。家人说步行走的。于敏说:“这个刘书记，晚上有个安全问题啊!”到农村去，他也很少坐车，考虑到影响不好。1963年早春刘舜卿骑自行车到远郊检查工作，冰雪未消，坡陡路滑。他从车子上摔倒在坡下田埂，左肩脱臼，因无空及时康复治疗，移位愈合致残，从此胳膊抬不起来，他仍坚持尽量不坐车。为此，杨克冰书记专门打电话给他:“舜卿啊，你克已奉公是好的，但毕竟年龄大了，要注意安全。”他的司机说:“我是专车班里最清闲、也是最清苦的。”他家的办公室里没有沙发，卧室里一直睡硬板床，市委办公室乘他赴京开会添置、更换，他回家后批评家属同意。北京协和医院专程赴沈阳参加抢救刘舜卿的专家杨主任，到鞍山看了刘舜卿的住处，听了周围人的反映和刘舜卿夫人葛明的介绍，感慨地说:“这样的领导干部太少自律是刘舜卿一生的行为准则。
艰苦朴素成为刘舜卿的基本素质，已是他的道德修养。“农民”是他几十年里一以贯之的形象。他的次子刘一斌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大家好奇地问曾任鞍山团市委书记的徐净武副司长:“刘一斌的父亲啥样?”徐以三字蔽之老农民”。
人们对刘舜卿的作风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认为建国20年了，他还是“土八路”的一套。他却泰然自若:“治党要从严，严人先严己。”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铁石心肠，他的为人情怀被长期的残酷革命岁月磨光了。其实不然。正如鲁迅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舜卿是个“心中有仁，眼中有爱”之人，只是心目中满怀的爱，表现形式不一。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是一个“忠”。他对家属和亲戚的爱，是一个“严”他对人对事的爱是一个“义”。这都是本质的、深层次的爱，是政治上、道德上的爱。
刘舜卿通透一生的是秉持人性底线。有人说政治不讲人性。他不赞成，说:“政治是人性之刚，仁爱是人性之柔。要刚柔相济，不应截然割裂。”长期的残酷战争环境，激烈的政治斗争，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同程度和方式地蹂躏着基本人性，演化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属性。刘舜卿历经各种洗礼和陶冶始终不乏人性之爱。一天深夜，他处理完文件回卧室，发现小女儿刘鞍娜(工作后成为省劳模)浑身发烧。他体谅夫人白天上班、管家的辛苦，不愿打扰自己司机夜间休息，悄悄叫醒上中学的次子，推上自行车驮着病孩，自己在后边扶着，往返40多分钟，到市立医院。次子提出到特诊室就诊，人少。他则严肃地说:“那是专为领导看病的。”其实，其他领导的家属都到特诊室看病，唯有他泾渭分明。
刘舜卿一生有孝心，无孝行，一心扑在革命和公众上，父母只受其累未得其孝。1956年刘舜卿托人将母亲接到鞍山，享享清福，见见世面。料老人感到孤独寂寞，整日坐在楼梯上吸烟解闷。刘舜卿每天回来，不等放下手里的文件，先把母亲扶上椅子，说会儿话，再忙工作。老人还是难耐孤寂没有几天，胃升虚火，舌苔黄厚，食欲不振。老人对东北有地域观念偏见怕死在鞍山回不了故土，执意要刘舜卿立刻送她回菜芜。时值年终，工作正忙，实难脱身，更难开口请假，便让次子送。学校正逢年终考试，拖了几天。老人偏执，不满地对刘舜卿说:“一辈子没沾你的光，总背你的害。头一次让你送，就支使不动。”刘舜卿赶紧说:“送你一百次都应该，就是不好张嘴请假。”内疚和为难，使刘舜卿滴下了泪花。随后，老人以孟母教子的口吻说:'送俺不是事，一道回去看看乡亲是正理。你闹革命时全村为你担惊受怕，每次敌人来咱家打砸抢烧，邻家百舍都受害，跪地央求保住咱家房子。不能忘了这些。”刘舜卿发誓般表示:“一定抽空回去看望族亲乡邻。”见老人态度有所松动，刘舜卿打电话与沈阳铁路局直接沟通，请求在沈阳倒车时，因时间紧迫，直接跨越站台。秘书提出协助，用公车自付油费送老人直接进站台他认为纯系私事，一概谢绝。他亲自送母亲到沈阳，嘱咐次子沿途照顾好奶奶。在换乘过程中，他背着母亲，爬高高的站台，累得满头大汗。火车开动了，他站在寒风凛冽的晚间站台上，擦着热泪，久久日送。1961年，刘舜卿赴上海主持鞍山市委常委李建梓的追悼会，回程时拟顺路回莱芜看看母亲和乡亲，却被急电追回，乘飞机直抵鞍山。终成遗憾。
在“文革”最难熬的日子，刘舜卿赶写检查、外调证明，寝食无暇。家人见他实在无力承受，便叫回在京的次子刘一斌帮他写检查。刘舜卿再三嘱咐，客观如实，“宁肯不过关，绝不硬上纲”，不推卸责任，不牵扯别人。刘一斌完稿回京时，去军管的市委大楼与困在其内的刘舜卿告别，经受了一次“生死离别”的心灵检验。两人一个站门里，一个站门外，相视无语，互相端详，只见刘舜卿满脸憔悴，双日无光，表情呆滞，唇角微颤，欲言语塞。他不想让儿子走，又无可奈何。这是一对父子心底翻江倒海的时刻，是一个人性遭受折磨的光景。良久，刘舜卿眼睛潮润、声音低沉地说:“我倒(被打倒了，没有啥，人已老了。就怕影响你们。”刘一斌说:“您放心。我们一定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这句最流行的口号式语言，没有起到安慰作用。刘舜卿嘱咐要走得正，站得直，跟理不跟人。要有观点，不要有派别，保持独立人格忠党爱国，热爱人民。”说罢一挥手，扭头走进房间。刘一斌心灵上像被抽了-鞭子，头也不敢回地走了。这成为父子永诀。
1969年11月上旬，刘舜卿给刘一斌一信，是用红色毛笔写的，一改教导的语气:“你怎么这么久不来信啊?你姐姐很久不来信了，非常挂念。你叔叔情况如何?你替我打听打听。一个娘的孩子啊。”信由外交部转到刘一斌手已过月半。他已在“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下，随全国下放潮流，带外交部第一、二亚洲司下放干部和家属，到了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刘一斌见红色字迹心生忌讳。说来有些宿命。这似乎预示，刘舜卿已经深感自己精力耗尽，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回归到人的自然属性，本能地思念起自己的至亲。这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信。刘一斌尚未回信，就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待赶到沈阳，刘舜卿已停止呼吸3天，但那颗忠于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心，还在强劲地跳动。刘舜卿，一位有灵有肉、有情有爱、有人性的革命家走到了艰苦卓绝、奋斗一生的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