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卿一向钦敬周恩来。他时常教育子女和身边人员:做人要学周恩来但他一直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周恩来。1954年调到鞍山工作后，由于鞍钢在当时工业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周总理多次到鞍山视察，他才有幸见到。周总理记忆力超强，对鞍山的几位领导干部都较熟悉，对刘舜卿也有印象，
周恩来对初次见面者，都习惯地询问几句，以打破拘谨和增加印象。当问到刘舜卿时，周恩来得知他从山东泰安调来，一，问道，你就统购统销向中央反映过情况?刘舜卿答:“越级上报，有些唐突。”周恩来说:“中央采纳了你的意见嘛。”这使刘舜卿内心难以平静。那是1953年的事，统购统销中刘舜卿与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激辩对峙，无奈上书政务院，引起周恩来的重视，问题得以解决。没有想到，事过很久，总理仍有如此明晰的印象，使他由衷地钦佩总理的超凡记忆，更感到莫大欣慰。
严肃批评
1960年周总理到鞍山检查工作，听完市委常委会的集体汇报后去下榻处休息。他走进一所漂亮的庭院，表情愕然，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一眼赫然挺立的3幢小楼，便走进被引人的一座楼内。他一言不发地向各个房间看了看，回头严肃地批评: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建堂馆所，你们却修建这样豪华的宾馆。为什么不听中央的招呼啊?从周总理炯炯目光中透出的神情，显示出他难抑的怒气。其实，就当时的条件和建筑工艺，宾馆建得并不高档，和当下的坊间别墅比之，简直上不了档次。但在当时尚属讲究周总理所以批评，完全是维护党的俭朴之风第一书记杨士杰赶紧汇报说:“鞍山经常有重要客人来访。伏罗希洛夫苏加诺、达赖和班禅，以及经常来视察的中央首长，来鞍山后都没有合适的住处，我们才下了决心。”总理并不满意这番解释，说:“你们有迎宾馆，还有东山宾馆，就可以了嘛。”总理接着强调:我们的财力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对外应展示勤俭建国的精神。中央负责同志来是为了工作，不是来享受的。周总理一句话一重意思地教育大家，接着问:“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我们向省委打过招呼。”有同志插了一句。周总理反而提高了声音:“你们是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嘛。”当总理知道耗资数额后，转脸责问:“刘舜卿，你这个监委书记(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啊?”刘舜卿赶紧检讨说:“常委会讨论决定时，我也是赞成的。”总理紧追一句:“你有没有想到违纪呀?”刘舜卿刚想再检讨几句，杨士杰马上表态:“我们认真检讨总结。”总理一挥手:“10年不要住。”说着走出楼去，当夜带着一天的倦意返回沈阳下榻。
周总理的批评，在刘舜卿思想上是重重的一锤，触动很深。他事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诚恳地检讨:自己在建宾馆中有双重错误，既积极赞同，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表明自己勤俭建国的意识不强。他提出，房子建了，空置浪费可辟为科技馆，作为鞍山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场所。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呈报了总理。这件事使他深受教育，成为他终生的告诫和鞭策。
深切关怀
1966年“文革”骤起，群众对新、老市委的问题大雨倾盆般泄到刘舜卿头上。刘舜卿对运动表面不反对，内心很疑惑，采取了态度不明确的立场他口口声声“跟不上”，心灵深处很忧虑。他在应周恩来之召，三次进京谈鞍山问题期间，分别在北京饭店、香山饭店、西苑大旅社等待多日，对其次子刘一斌做了一些人生坦言。他结合党的历史，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认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党的理论、路线是正确的，自己紧跟党的宗旨的人生道路也是对的。但回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从“镇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从对敌人营垒，到人民阵线内、到共产党内、到当权派内，像剥葱皮。虽说共产党是阶级的团体，为维护自身的政治纯洁性，需要思想斗争，可如此频繁，无休无止，最后落个孤家寡人也未可知。这正应了有人的攻击:“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刘舜卿认为运动的频发性可能是毛泽东在运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推进生产力，但又认为，上层建筑的步伐太快，反会阻碍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社会活动是两条腿走路，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但政治运动的冲击，使生产活动被制约。这使中国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和步伐。刘舜卿深陷思虑和困惑，对“文革”既不想紧跟，又不能脱身。
刘舜卿觉得，文化是精神、是灵魂、是意识，用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去改变，只能是摧残。“文革”的天下大乱，正是思想、观念、意识的混乱，会影响几代人。革命历程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一旦用错方向，就会做出比法西斯还残暴的行为。“文革”中人人争相表现出的革命性，不管真的假的，都达到了极端，其破坏性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变修了就会变成法西斯党”。“文革”当时被视为大民主。就此，刘舜卿认为，社会主义需要民主。民主是种手段，不是目的，但它是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武器之一。成熟的社会民主可以激发社会活力，挖掘社会潜力，发挥社会智慧，开发创新动力。民主本质上是保护少数，使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理念等能健康发育。民主的秩序要有民主的方式相制约。不能像现在指当时)无政府思潮泛滥下的无序状态。
对于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刘舜卿认为，继续革命不应再在阶级斗争和政治领域内，可以在思想领域，深化社会主义观念更主要的是在经济生产领域，革大自然的命，革科技落后的命。社会阶级阶层差别造成的矛盾，应运用政权及其制定的法律武器来调节、化解，而不是靠群众运动大轰大嗡的激烈斗争。刘舜卿隐忧，有些党员的党性在蜕化派生了“左”的思潮，出现“越左越安全”的思想倾向，在执行政策中，不同程度地向左发力，导致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向左舷倾斜。在认识问题上，有人因看到而相信，有人因相信而看到。刘舜卿是个多思之人。在政治风暴疯狂冲击下，他已意识到党必须自我觉悟、自我革新。这需要党的明知和魄力。他似有所指地说，历史赋予任何人和社会势力的使命都是时代性的，都有时代的特征和局限性。一个党派的存在，不是靠维护，而是要提升自身的生命力。人民是它的生命源泉。人民是永生的，与人民血脉相通才能永存。他慨然地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异化是常态，革命者随之异化是必然。无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异化，尚无理论预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形态和政治生态会变化，任何事物都受辩证法的制约，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生存。有生必有灭，事极必变否。凡被绝对化的事物会走向反面。车到绝路必更辄。不管经多少周折，总会是螺旋式上升的，向良性循环。刘舜卿嘱咐儿子，对未来要有信心，不要对党失去信任，不要对国丧失希望。
“文革”是对人性良知的摧残，也是一群政治狂徒的狂欢节。它把造神运动推向了极端。对此，刘舜卿内心产生无声之咽。他认为，毛泽东是位值得尊崇的领袖。他的斗争精神扫除了中华民族中庸之道、文弱不武的积习和卑奴性的痼疾。他不畏任何敌人，成为世界上有敌手、无对手的英雄。他一挥手，就能发动十几亿人狂舞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上谁有如此政治魅力?但是，刘舜卿对当时造神运动的狂热不以为然，认为个人崇拜是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文化残余作祟。更有趋逐私利者，置现代政治文明与良知于不顾，公然祭出封建时代的法器，竟相表忠。从谄媚之风大行其道，到顶礼膜拜极致成为社会的严重病态。中国人自古就懂，大奸似忠，大佞似顺，大伪若真十贪九谄，以谄求攀，以攀晋爵，是封建官场的恶疾。新中国出现这种处处颂歌、山呼万岁的现象，绝不是国家祥瑞之兆，很可能是危机暗流之潜伏!这不是革命精神，是封建主义，是好人的愚忠，坏人的精神行贿。“文革”这种极“左”思潮和帮派团伙政治的恶性发展，会使中国浊浪肆虐、逆流汹涌最终僵化国家政治生活，吞思想文化发展活力，扼杀真理与正义，导致政权基础塌方、意识领域腐败。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真正有担当的共产党人都应对感情投资行为保持警觉和戒备，防止党的政治褪色，以免“宁左勿右堕为党文化。刘舜卿对毛泽东的尊重始终是以服从党的路线、信奉毛泽东思想，持科学的态度、由衷的心态，绝不在浮华风气和形式主义上追风逐浪。刘舜卿还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以“毛泽东”命名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贡献更大。后来，中共九大文件的外文稿中，经反复讨论，把毛泽东思想的传统译法“Maozedong Thought(单数)”改为“Maozedong Thoughts(多数)”，证明刘舜卿的认识是正确的。
当时辽宁、鞍山许多军队领导没有看透刘舜卿的心思，都以为他是“怕字当头”“顾虑重重”，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他，动员他站出来，与“走资派”划清界限。刘舜卿则坚决不从。他一面挨批，一面协助军管会维持生产积极向中央直接、间接地反映鞍山形势。他谈的鞍山运动的症结和生产形势为周总理解决鞍山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
周恩来非常关心鞍山的问题。造反派占领鞍钢总公司办公的大白楼时他亲自打电话，责令造反派立即退出。1967年3月起，周总理多次促鞍山筹划成立革委会。久拖未成。其主要问题是呈报周总理的“三结合”名单中没有具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周总理迟迟不批。1968年年初，周总理把鞍山各方代表召到北京，拿着鞍山呈送的革委会候选人名单说:“我还是不能批。你们这是两结合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嘛。”张峰说:“里边的马宾就是老干部代表。”周总理说:“马宾只是鞍钢公司副总经理，市委委员，不是鞍山市委的主要领导嘛。”张峰回话:“市委主要领导中，没有人站出来。”周总理以惯常用的发问方式点名:“刘舜卿怎么样啊?”何渠若回答:“刘舜卿没有大问题，群众意见也不大，就是认识不上去。”周总理马上表态:“你们可以帮一帮嘛。”这话一下点到张峰、何渠若的心坎里。周恩来多次去鞍，对刘舜卿朴实本分不尚空谈留有印象，对他运动中的表现尚认可。周总理点名，似非随意。
三十九军的领导对周总理的话心领神会，回鞍山立即传达，积极做各方工作。上上下下、各派组织基本统一在周总理的意见上。但是，刘舜卿本人则犹豫。要亮相、过关，就必须对鞍山打倒对象大揭大批，这是他的良知和道义所不容许的。军代表张峰要求他尊重周总理意见，为鞍山大局着想，并成立了专门班子替他起草检查，要求他届时照本宣科，只字不动。就这样刘舜卿在推推拉拉中“被解放”了。自此，他踔历以生命向党和人民，向周总理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