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人民的抗日对敌斗争(一)文/刘舜卿

明德 发表于2024-10-31 08:54:51

概述

莱芜是山东省的一个又穷又白的县份,位于全省的中部,距济南一百八十华里,地势北、东、南三面靠山,西面是平原,西北从泰山山脉起蜿蜒东行与东南的沂蒙山区相毗连,南面是莲花山(即新甫山)与泰安的徂徕山相连,山区宜种谷子、高梁和花生,平原地区盛产玉米和小麦,地下矿藏也极为丰富(主要是煤、铁)。全县共有泰莱、新莱、博莱、章莱四大公路,距津浦、胶济两大铁路干线均不到百里,交通亦属方便。全县共有人口五十余万,人民的性格是勇敢、朴实、勤劳而又热爱劳动,勇于斗争,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历史上曾自发的发生过反官府和抗税的农民运动,终因缺乏无产阶级领导,而遭到失败。早在一九三〇年后,以刘仲莹同志为首,在莱芜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莱芜人民便在无产阶级一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群众(党内是贫农团,党外是农民协会),把同统治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斗争,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莱芜人民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从不断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并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从而给以后发动组织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莱芜地形的特点,不仅有着便于坚持游击战争的自然条件,而且进攻可以威胁津浦、胶济两大交通干线和省会济南。由于莱芜在坚持游击战争中有着重要意义,党便决定以泰山为依托,以莱芜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所谓“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就是以莱芜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莱芜是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抗战开始到胜利结束,莱芜人民始终是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一直英勇地坚持斗争了八年,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莱芜人民也和全省其它各县人民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莱芜人民抗日斗争的四个时期 

莱芜人民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经历了极其曲折的道路和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为了更好的说明莱芜人民是怎样在抗日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特分四个时期予以叙述; 

一、抗日战争的高涨时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一九四一年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在芦沟桥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在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奋起抗战,于是抗日战争便随着芦沟桥的炮声爆发了。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致使日寇侵略军,沿津浦路南下,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十月十六日,日寇隔河炮击济南,二十四日占领济南,接着泰安失守。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日寇又占莱芜,国民党县区政府,土崩瓦解,抗战无人领导,治安无人维持,到处充满着失败情绪,社会秩序陷于严重混乱状态。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这时莱芜党组织鉴于国难严重,号召全体党员以最积极的态度,坚决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发动组织人民,开展游击战争。这时莱芜的人民,在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以及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都在摩拳擦掌地听候祖国的召唤,并做了一些组织准备工作。当莱芜失陷后,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任务,总的任务是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具体任务是: 

1、发动与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莱芜失守后,这时莱芜人民义愤的情绪不可遏止,便在莱芜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抗日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在党员的团结带动下,响亮地响应了党的号召:“放下锄头,扛起枪杆”、“脱下长衫,放下笔杆”、“到游击队去”,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即于县城失陷的当晚,在田家林集合六十余人,枪四十余支,组成了抗日游击队,群众呼为“大褂子队”。由于这支队伍是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兵,它与莱芜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战士串连战士的办法,这支队伍不断地壮大起来。同月十日,这支武装起来的抗日队伍,汇合于徂徕山的光华寺和新泰、泰安、泗水的游击队合编,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第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这就是山东在抗战史上有名的“徂徕山起义”,在山东抗战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徂徕山起义后,这支队伍即坚决地站在抗日最前线,与敌人开始了战斗,除经常的破坏敌人交通桥梁外,并不断地对敌人进行袭击;四槐树一战,炸毁敌人汽车三辆,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寺岭战斗中对敌人也有杀伤,在这次战斗中,杨桂芳同志(非党员)对敌作战奋不顾身,壮烈牺牲,这是莱芜为祖国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重占莱芜,这时我部队的斗争任务是积极的围困、袭扰、阻击敌人和应付敌人季节性的扫荡,到一九四一年底止,除了零星的战斗无法计算外,最主要的有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口镇阻击战,我们一连的兵力,在口镇南门坚持了半天,终于将敌人击退,粉碎了敌人进入口镇的企图。五月,敌人对莲花山实行大扫荡,我无重大损失。同年七月间,当扫荡的敌人在苗山河休息洗澡之际,我四支队二营八连奇袭了敌人,敌人死伤十多个,有的鬼子被打的哇哇叫,该连在战斗中取得了“钢八连”的光荣称号。一九四〇年夏,敌人扫荡莱东,企图消灭我主力部队,我四支队在杨家横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敌人凭险顽抗(肖山子),我军与敌人坚持战斗了三昼夜,杀伤了很多敌人,吓破了敌胆,阻止了敌人前进,终于使敌人被迫撤退。据敌伪参考资料记载:这次敌人在作战中专门总结了教训,并于第二年敌人再次来杨家横扫荡时,敌人旅团长凭吊了杨家横战场。这一时期,由于我们的部队,不断的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不仅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而且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2、开展反摩擦斗争。日寇占领莱城后,由于敌人继续南下进行侵略和解决其兵力不足的困难,曾一度撤离了莱芜,给莱芜发展抗日力量以大好机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顽固派,由于解放区战场上的胜利和国民党战场上的失败,转而对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和人民部队抱有仇视态度,对敌人却采取消极政策,提出了“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的反动口号,并积极限制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和发展。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便命令驻在新莱一带的秦启荣部队,搜集地方上的上层实力派,在敌人向我大举扫荡的同时,到处制造摩擦,并在莱芜建立县、区政府,对人民实行统治,对抗战则百般阻挠和破坏,多方限制抗日力量的发展,这时莱芜人民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与部队配合下,于一九三八年春,开始了反摩擦斗争。除了零星的摩擦和斗争外,最主要的斗争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的鹿鸣山战斗,战斗一天多,将顽固派部队追得进入了莱城。不久,我四支队又由淄川开入莱芜,智取莱城,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谭远村和县党部书记长刘伯戈。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队,收集残余势力,企图消灭抗日力量,乘我四支队在泰莱公路打击敌人的时候,秦启荣督率所部向该支队后方雪野合击,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雪野战斗,由于我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打垮了秦启荣部队的进攻,并消灭了他们的有生力量,驱逐了国民党雪野区区长邢铭三,活捉了鲁西区区长王鼎三。秦启荣残部便被迫撤退到莱芜东部双龙峪、乔店一带。经过这几次反摩擦斗争后,不仅大大改变了抗日军民和国民党力量的对比,抗日力量转向了优势,而且大大改变了莱芜上层人士的正统观念。党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3、组织县区武装和群众性的武装。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维持社会秩序,保证主力部队兵员的补充,并配合主力部队有力地打击敌人,莱芜人民积极参加了县区地方武装。县设独立营、团或大队,区为区中队,县大队最多时达千人以上,区中队均在百人左右,这些县区武装,均完成了它的维护地方治安、补充兵源、打击敌人的光荣任务。一九四〇年秋,县大队二连在黄崖头战斗中,击退了口镇敌人的包围,掩护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安全转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区区中队,在队长郑觉民同志的领导下,经常活动于口莱公路两侧,围困口镇敌人据点,对于保卫人民群众利益,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均起了重大作用。口镇伪军听到郑觉民同志的名字,均胆战心惊。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又在乡村建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团,凡是十六岁到五十岁的适龄男女,都组织到自卫团中来,他们使用着长矛、鸟枪、大刀、木棍、二人抬,经常不分昼夜的在街头、巷尾、路口、道旁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即一村传一村的立刻将情报送给部队和机关。在边沿游击区,还布置机警的妇女和小孩秘密地到敌人据点附近或化装到敌人据点内,刺探敌情,如有紧急情报,直接送到驻军或政府所在地。这对应付敌人的出击、扫荡起了很大作用。在普通自卫团中,还组织了基干自卫团,它们是自卫团的骨干,执行了传送情报、盘查行人、捕捉汉奸、运送伤兵、运送给养等任务。由于严格实行了路条制度,不时捉到一些汉奸特务和行踪可疑的人,这对封锁敌人消息和制止敌特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另外,还由于游击战争的需要,在主力部队的帮助下,村党支部普遍建立了游击小组,它是支部的武装,直接受支部领导,每组几人或十几人不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围困敌人打麻雀战,在敌人的出击、扫荡中,阻止敌人的快速行进,有利于掩护群众转移和便于打击敌人。上述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在坚持莱芜游击战争和巩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均起到巨大作用。

4、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团体,积极组织人民参加抗战。莱芜人民为了响应党的“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的号召,在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各界人民均参加各抗日救亡团体,已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要求,这时莱芜的人民,在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不同的职业、性别和年龄,先后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这些组织是: 

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它是莱芜最早组成的一个青年群众组织,是在共青团的影响下组成的。它的组织成员,都是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热忱的青年。为了加强青年团的活动和领导青年抗战,成立了各级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的组织,并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县团部,县团长徐干臣同志统一了全县的领导,将全县青年都组织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并出刊《抗战青年》,指导抗日青年活动,大大发挥了青年抗日积极性。它无论在宣传活动上,在兵员补充上,在参军参战上,在游击战争中,均起到了一定的先锋作用。并且组织了自己武装(青年中队),随时配合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它们刚组织起来就开始了与敌人搏斗,一九三九年春节前,配合了县独立营在泰莱公路上的冶河庄,英勇的阻击了由泰安到莱芜满载着鬼子的汽车,在这次阻击战中,共青团员刘学贤,青救团员王化栋、魏佑焕等三人光荣牺牲,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牺牲精神,给莱芜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外,为了发动全民抗战,当时也重视了儿童团的作用,决定在青年救国团领导下,吸收8岁至15岁的抗日儿童组成了儿童救国团,配合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情报。这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县青年团的儿童部长高德山,年仅15岁,带头参加县独立营,背着一支大枪,平时积极指导部队的文娱活动,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在战时,即深入到连队里,勇敢杀敌,最后在谢家官庄打击出动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性,给莱芜儿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莱芜儿童,在抗日战争中,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妇女救国会。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是很大一部分抗战力量,她们不仅同样有抗日救亡的愿望,而且还有冲破封建束缚的迫切要求,因此党在抗战一开始,就很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县妇女部,由张贵珍同志任部长领导全县妇女工作。从此莱芜的广大妇女,在党的深入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均先后参加了这个组织,积极的执行后方勤务工作,对掩护伤兵、给部队做鞋、磨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动员青壮年参战、对军属进行教育,均起了很大作用。有些有觉悟的青年妇女,直接参加了部队的后勤工作,有的在被服厂当女工,有的去医院当护士,一些有血性的青年妇女放下针线,直接到前线去,担任部队的卫生员、勤务员和参加文娱工作队等各项工作。在动员参军上,更发挥了妇女们的积极作用,在每次参军运动中,到处涌现出母送子、妻送郎动人的模范事迹,有的母亲勉励儿子说“抗战不胜利不回家”,有的未婚妻鼓励未婚夫说“打不走日本鬼子咱不结婚”,还有的妇女经常给抗战的丈夫和儿女写信,报告家庭生活、生产和政府的拥军优属情况,鼓舞她们的亲人在部队安心抗战,杀敌救国。每到年节,军属们都以千百封的信件,请求政府向部队转送。每个战斗胜利,妇女们在妇救会的领导下,便很快的组织慰劳慰问,携带些毛巾、鞋子、土产品等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到部队驻地慰劳战士。为了鼓励士气,毛巾和慰问袋上还绣花刺字,如“抗日救国”、“英勇杀敌”、“送给最可爱的人”等等。上述这些,对于动员参军,巩固部队,鼓励战斗情绪,均起着重大作用。 

由于连年不断的动员参军,在农业战线上发生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在这个时候,莱芜的广大妇女们在党的动员和各级妇救会推动组织下,都参加了劳动生产战线,有的推车送粪,有的打辘轳灌溉,过去裹着小脚走起来“袅娜”不能干活的妇女,在这个时候,既能推车,又能挑担。由于广大妇女都程度不同的参加了生产劳动,大大解决了男劳力不足的困难,特别是莱芜常、文一带,由于那里兵员动员较多,劳动力更感不足,因此这一带的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也格外多,做出的生产成绩也比较突出。古德范村女共产党员韩淑芳,在其丈夫参加抗战后,模范地参加了劳动生产,白天在田间参加劳动生产,晚上在家里纺纱织布,获得了“县劳动模范”的称号。通过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发挥了妇女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而且给妇女自己解放自己指出了明确方向和光明道路。

农民救国会。为了团结和组织农民,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莱芜党组织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发动组织农民救国会,这个组织是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组成的。也由于莱芜的农民,有着过去农会的基础,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凡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觉悟有了提高的农民,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同年三月成立了县农民救国会,他们的任务是:担任战争勤务工作—一拾伤兵、送给养,给部队带路送信,配合部队破坏据点、公路,保证动员青年农民参军,以满足部队兵员的需要。特别是莱芜农民经常向政府、部队捐助一些粮款物资,并从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总收入中拿出4%左右交给政府,保证了部队供应,为抗战贡献了巨大力量。为了团结农民抗战,莱芜的党和政府,对农民改善生活方面,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了对穷苦农民拨粮救济外,并向地主、富农借粮,只在香山区南部十几个村中就借出粮食二十几万斤。每到旧历年关,提出“大家抗战,大家过年”的口号,由政府颁发布告,号召缓期还债,由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得到了好处,大大提高了抗战积极性,从而农救会组织也就更加巩固和壮大了。 

职工救国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来就注意组织他本阶级的职工群众。在抗战以前就注意组织雇农和工人。莱芜地区,虽然没有产业工人,但手工业工人还是不少的,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了县的职工领导机关—县职工救国会,着重发动组织工人和领导职工进行抗日活动。组织的对象,主要是石工、木工和织布工人,开始先在圣井一带,从组织石工入手,然后按工种在全县组织起来了,他们除与农民一样的执行战争勤务工作外,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职工中队,这支队伍除了配合县区武装进行抗日活动外,更重要的是用工人队伍这面旗帜,更便于号召工人群众参军参战,这一时期莱芜的职工群众,在抗战中也起了显著作用。 

5、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莱芜第一次失陷不久,日寇南撤,国民党委派的县长谭远村即进驻菜城。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军攻占莱城,活提了谭远村。为了联合六十九军石友三部队共同抗战,即以六十九军名义,委派了梁竹航为县长,组成了莱芜抗日府,十一月,日寇重占菜城,梁竹航政府垮台。国民党又委任李长依为县长,委派地方实力派为区长,并扩大武装,企图与我们争夺莱芜。这时,莱芜人民迫切的要求建立自己的县区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更好的团结各阶层力量,发动全面抗战,也必须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时驻在莱芜的八路军四支队,应莱芜人民的要求,经过一段筹备之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在雪野区朱家庄以各界代表会议形式,民主选出了谭克平同志为莱芜县长,并成立了行政委员会,从此一个新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莱芜正式诞生了,这是泰山区抗日民主政权第一个鲜明旗帜。县政府成立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又由上而下地建立了区乡基层政权,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是民主选举的,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这个政权,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民所爱戴拥护。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莱芜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是在八路军四支队直接支持下产生的。实践证明,没有人民军队的支持,就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统一战线的,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政权。就是它对赞成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实行民主,对日寇汉奸实行专政。莱芜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即执行了它的光荣任务,在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总口号下,一切政策的实施,都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服从抗日的总利益,这一时期主要执行了如下任务:

建立三三制政权。成立了县、乡两级参议会:为了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根据党中央指示,于一九四〇年秋,在县级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即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并成立县乡两级参议会的民意机关,它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工作,县参议会并可制定地方性的单行法规,提交参议员大会通过执行。一九四〇年秋,在温家庄召开了第一次县参议员大会,在大会上除报告政府工作,通过施政纲领外,选举了政府委员和县长谭克平,参议长张川、刘子正,这不仅对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使政权更加扩大了群众基础,抗日民主政权更臻于巩固。 

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动员青壮年参军。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武装的领导,党曾规定了县委、区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和区指导员,县长和区长兼县大队长和区中队长,这样做不仅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反过来部队也掩护了干部开展工作。为了保证部队的满员,适时的动员参军,除零星的动参不算外,大批动员的每年一次到两次,在莱芜1000多个村子中,做到了“无村不参军,无户不参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莱芜有15000多人参加了人民的子弟兵,占全县总人口3%,常庄、文字现、古德范、茶业口、腰关一带参军的占总人数13%以上,源源补充了部队,保证了部队的满员。

统筹给养,实行累进税法,保证了部队供应,做到负担合理。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前,都是部队驻哪村吃哪村,群众负担极不合理,人民政府成立后,考虑到这样负担下去,不但畸轻畸重极不合理,而且时间长了,群众也坚持不下去。首先成立县筹给处,建立给养调拨制度,敌人占领地区也要负担给养任务。为了使农民负担更趋合理,实行了抗日救国公粮的统一征收办法,在县参议员大会上,通过了一种累进税法,负担的原则是地多者多征,地少者少征,农民最高负担不得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办法是按三等九级累进计算,每人土地一亩以下者不负担,一亩以上者按土地多少,按照征收率累进征收,执行的结果既保证了部队粮食供应,又大大减轻了基本群众的负担。

统一了财政收支,建立了财政预决算制度。在人民政府成立以前,社会秩序混乱,我们的部队不得不采取直接募集捐款办法,解决开支问题,莱芜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停止了部队自行募集办法,明令废除了旧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统一并减轻了田赋征收。建立了预决算制度,不经批准,不得自行开支。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和开支秩序。一九三九年冬,发行了“农民合作社”纸币45万元,票面一、二、五角不等,莱芜人民极表欢迎,活跃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法币和日钞的泛滥,这对稳定市场调剂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领导群众进行了生产建设,在“抗战为了生产,生产又为了抗战”的口号下,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没有种子政府贷给种子,没有口粮政府拨给粮食救济,没有耕牛农具政府拨给各种农业贷款支持,并根据生产季节动员部队、机关参加春耕、春种、夏锄、夏种、秋收、秋种等各项生产工作,在边沿地区还发动了群众抢耕、抢种、抢收,并动员部队在边沿区、游击区积极展开游击活动,保证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和组织反抢粮斗争。动员群众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养鸡、养家禽,并组织副业生产,并在唐上坡南肖山子坡上引泉灌溉,给发展新的水利工程指出了方向,受到了泰山区专员公署的明令表扬。一九四一年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启示下,开始在独路庄组织了互助组,从实践中证明互助组比单干有着巨大的优越性,通过发展生产,也摸到了生产与民主的关系,只有发展了生产,民主才有实际的内容。 

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广泛开展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日寇侵占莱芜后,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所以中小学校全部停顿。一部分适龄儿童失学了,得不到求学机会。莱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一般适龄儿童迫切要求就学,这时便决定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除将原有的小学恢复起来,并适当的有所发展,凡是政令达到的地方,村村都恢复和发展了小学。并在重点村镇成立了抗日完全小学,如雪野、大王庄、温家庄等都设有完小,吸收适龄儿童入学,除读书识字外,主要灌输爱国主义教育,并举办了夜校、冬学、成年识字班、妇女识字班,使大多数成年男女,都得到读书识字的机会。同时也灌输了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广泛深入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采用了墙报、标语、传单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是每逢节日和一些纪念日,都在一些重要集镇上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如在一九三九年“七七”在寨里镇召开了万人大会掀起抗日高潮,声势浩大,大大活跃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开展了拥军优属工作。为了巩固部队,在莱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领导人民进行了拥军优属工作。对部队除经常写信慰问,请部队首长吃饭,举行军民联欢外,每逢春节和旧历八月十五都有计划的发动募捐慰劳,募集大批的手巾、鞋子、瓜果梨枣等土特产,并宰杀大批的猪羊,送往部队驻地去劳军,每逢部队打了胜仗,也进行临时的慰劳、慰问,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鼓舞部队战斗情绪。对军工烈属的优待工作,进行的也比较经常,对贫苦的军工烈属拨粮救济,除个别困难户经常救济外,有计划救济的是春冬两季,每次少的几十斤,多的几百斤,基本上解决了烈军工属吃饭困难。为了确保救济粮,特列入救国公粮内附加征收。对无力生产的烈军工属,又实行了帮耕、代拼、包耕制度。对退伍的残废军人,更给予优厚的照顾和优待。此外,并注意提高烈军工属的政治地位,如年节请烈军工属吃饭,吃饭坐上首席,年节拜年,插光荣花,送光荣匾、光荣灯,并选举军工烈属和荣誉军人为各种代表,参加各种代表会议,所有这些,对巩固和扩大部队均发生重大影响。 

执行了除奸政策,镇压了敌特汉奸活动。建立和健全了除奸组织,县设警察局(后改为公安局),区设公安特派员,乡设盘查站,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除奸运动,人人都有除奸反特的责任,由于正确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大大分化了敌人,制止了敌特活动,对国民党特务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上述情况完全证明了莱芜的抗日民主政权,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使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更有了巩固的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立脚未稳,只控制了莱芜的几个点线,敌人的统治尚不巩固,广大群众都倾向抗战方面。加上莱芜人民的紧张努力和积极的开展对敌斗争,致使敌人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这一时期我们采取的斗争形式是公开的。由于敌我斗争形势的相对的缓和,给抗日人民力量以发展的机会,主力部队和人民血肉般的紧紧连在一起,在不断战斗中逐步的成长和壮大,各界人民,也先后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巨大力量,抗日人民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起来办自己的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在较大村庄里参军的都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出现。各群众团体活跃、紧张,街头巷尾到处听到抗日的歌声,这一时期是莱芜人民的抗日高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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