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考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又被调回莱芜工作。
莱芜处于山东省会济南的肘腋之下，相距不到百华里。这个地区有群众工作基础，党的力量较雄厚，地理条件也较好，是鲁中抗日根据地战略支点之一。因该地对济南威胁甚大，敌人早视为心腹大患，时刻企图摧毁这块根据地，消灭这里的抗日有生力量。因此，早在一九三八年春莱芜被敌人占领后，敌人即准备长期统治，到处安设据点，并在大据点周围安设卫星据点，推行碉堡政策，各据点之间又修有若干岗楼和碉堡，据点碉堡的密度真是“星罗棋布”，在据点密集处，从两个据点里打枪完全可以打交，在两个碉堡里说话，彼此可以听见。泰莱公路以北和章莱公路以西，在人口不到十几万的狭小地带，既有口镇、寨里等大、小据点三十六个，岗楼、碉堡更是无法计算。此外，敌人还挖有封锁沟和筑有遮断墙，泰莱公路以北挖的封锁沟，深七尺，宽八尺，土高一丈，长达九十华里；章莱、博莱公路北侧山区筑的遮断墙，墙高八尺，厚五尺，长达八十华里。西北从娘娘庙村起，东南到草庙头村止，宛如长城。敌人这一切，是企图制我军民于死地，准备进行长期的罪恶统治。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欧洲燃起了战争烽火。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便采取蚕食政策，对敌后方进行频繁的清剿和扫荡，从此，莱芜对敌斗争的形势，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艰苦的阶段。
在我去莱芜工作的时候，当时正处在敌人万人大扫荡之后，人民饱经战争创伤，群情低落，战后余生，满目凄惨。同月十七日，敌人又纠集万余精锐部队，合击我泰山区党政领导机关于茶叶口一带，由于敌众我寡，在战斗中伤亡较重，其中有石团长以下二百余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汪洋同志也在与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同年十二月，敌人对泰莱地区更加恶毒地推行其蚕食政策，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以猪石槽村为据点，扫荡持续一月之久，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并借扫荡余威推行伪化，建立伪政权，强迫群众资敌，以致全县一度全面伪化，村村资敌，村村都有伪政权，不得不由公开斗争转入合法斗争。当时我们公开活动的地区已压缩到独路、王氏牧场等七、八个小山村之内，另一方面，敌人还施展政治阴谋，对党员强迫自首，对干部实行政治劝降，以致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和民族败类经不起严重战争的考验，投降于敌人。
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紧张，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经不住敌人的压力，为保全其反共实力，竟背叛人民，投降了敌人，充当敌人爪牙，控制着莱芜东部的山区；另有以硬拳道头子亓象德为首组织的接受我党领导的部队，至此也摇身一变，投降当了敌人的开路先锋，配合敌人控制了莱芜的广大平原。这时，国民党特务也嚣张起来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北戈率领所属武装和工作人员乘机渗入到鲁西、寨里等若干伪军据点中去，在伪军掩护下进行特务活动，刘北戈是叛徒，反共更加坚决，他们逮捕抗日家属，打杀抗日工作人员，曾用特务手段将方下区区委书记亓英同志捕去，用麻袋裹住活埋在刘封邱村北的河滩里，惨不忍闻。蒋敌伪合流后，对敌斗争形势发展得更加险恶和更加严重了。
残酷的斗争
险恶的斗争形势，给坚持这个地区带来了严重困难，特别是从蒋敌伪合流后，斗争更加复杂，更加犬牙交错，我们的处境也更加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机关部队活动困难了。敌人把我们压缩到由李家庄到官正石屋不到十里的狭小山沟里，在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天天有情报，天天在打仗，甚至一夜几次转移。记得有一次住在李家庄，黄昏时听到上游庄增敌，便转移到房干，午夜得到情报，大王庄敌人出动，又转移到伏家庄子，拂晓又得悉上游、大王庄、垛庄的敌人合击伏家庄，又转移到官正石屋的西沟里。成天和敌人兜圈子、打转转，当时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就是依靠群众和灵活的情报，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生活补给困难了。在最困难的时候，简直是吃了这顿没那顿，经常吃树叶挖野菜，有时连草根树叶都吃不上。一九四一年年底，敌人大扫荡了，我带警卫员和几个武装分散到大舟山一带坚持，几天没东西吃，肚子实在坚持不住，最后警卫员深夜到大舟山的神庙里将神馔取来分吃了，才坚持到反扫荡胜利。衣服也供应不上，下雪了还没有棉衣和被子，领导同志有破大衣的，两只脚只好伸到大衣袖子里盖着睡觉。鞋子也供应不上，有的前面露着大拇脚指头，有的后边露着脚后跟，也有的赤者脚爬山越岭打游击。子弹是生命，在最缺的时候，每人只发二粒，并规定打不准敌人不放，有时还将高粱秸截成相等小块来伪装子弹袋。医药条件很差，有的伤病员化妆潜入敌占区，放在群众中掩护治病。张云峰同志是内战时期的老党员，由于身体多病，医疗条件不好而与世长辞了。
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由于敌人的蚕食、扫荡、掠夺和破坏，耕牛被赶光，农具被砸毁，粮食种子被抢光，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产情绪，以至耕作失时，撩荒地到处皆是，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由于生产下降，人民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广大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有的两口人穿一条裤子，一星期内肚子不进一粒粮食，加以人民长期逃难，饱经风霜，倍受惊吓，群众的死亡率激增，加以战争和荒年交织在一起，情况发展得更加严重，有的用几斤粮食就可以买到一个小孩，有的为了几块钱就出卖了自己的儿女，有的饿得不能起床，有的生黄肿病、干瘦病。广大群众体瘦如柴，四肢无力，人民发病率陡增，死亡率不断加多。全县因春荒，病饿而死的在五千人以上。据当时对邢家峪、白座峪的调查，每个村庄饿死的均在四、五十人以上。这种情况，不但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也影响了群众的抗日情绪。
坚持到最后
新的严重的斗争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斗争方针和政策。一九四二年一月县委在高家庄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有关对敌斗争指示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理论指导原则，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采取了坚决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的方针。从最困难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强调排除万难，坚持斗争，从斗争中求生存，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在战略上暂时采取守势，在战术上更加机动灵活。斗争方式要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并采取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实行精兵简政、安置老弱、裁汰冗员。并挑选一批优秀党员干部通过社会关系派到敌占区去，有的担任敌乡、村政权工作，有的打入到伪军中去工作，有的在敌占区当小学教员建立点线，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机关部队更加精干，更加战斗化，更加适应斗争形势，反转过来又为开展敌区工作创造了条件。
机关部队分散活动。都以武工队的形式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强调以班、组、小队为活动单位，加强骨干领导，定期分散，定期集合，并布置若干点线，加强联络。为统一加强对敌斗争力量，县大队、公安武装和武工队都是统一组织，分头活动，执行共同任务，这就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
建立个人隐蔽据点和白色红皮的根据地。号召每个干部利用同学、朋友、亲戚和社会关系，找到三个隐蔽据点，一个被破坏，再到另一个据点去掩护。此外，还选定以陶家陈村作为隐蔽的根据地。这个村没有汉奸，伪政权完全被我们掌握，全村六、七百户人家，家家都有掩护工作人员的地洞，一旦敌人清剿和扫荡，小型武装和工作人员多以此村作为跳板，在当夜活动结束之后，就回到该村隐蔽，吃饭和休息。该村距离刘家陈村敌据点仅二、三里，敌人明明知道该村有插入的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但却无可奈何。我去敌区活动，也是以这个村为落脚点的。
新的斗争形势，带来了新的任务，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战斗和生产两者互相结合，敌人来了，就机动灵活转移，相机打击敌人。在战斗空隙里就领导群众生产，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敌人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扫荡、清剿更加频繁，战术更加恶毒，我们的战斗生活也就越来越艰苦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敌人采取奔袭战术，扫荡独路机关部队的驻地，我们得悉后即迅速转移，行军至房子峪岭上时与敌人遭遇了，双方接触几分钟后，我们即突围转移。二月，县府机关驻张、宋家埠，敌人迅即调动了寨里、水北、大王庄和下港几个据点的兵力进行合击，我夜半闻讯转移，已陷于敌人的包围圈内，行军到纸坊村家西，忽听有马蹄声，蹲下仔细一看，在二十步以外的去处发现敌人，原来是寨里据点的敌人从此路向合击圈内进发，我们卧地蜷伏了十几分钟，险些被敌人发现，敌人过去后，才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三月，口镇、雪野、山口与王庄的敌人，拂晓分数路包围我县级机关驻地红岭子村，当发现敌情时，敌人已是三面包围起来，正北鹊山上面已发现敌人，东面隔河对岸的山口方向已响起了枪声，两面是高山，南面是平原，望去也有敌人在阻截。这时即决定由独立营营长曲凯庆同志带部队坚决将南面的敌人击退，打开缺口突围。由于南面敌人是伪军，战斗力薄弱，结果将敌人击溃突围了，掩护了机关的安全转移。但在转移时，由于没有联络好，我与部队失掉联系，当与警卫员正在前进时，发现前面横着一条公路，路上有三三两两来往的伪军，也有三三五五过路的行人，而且距大王庄据点很近，敌人的门岗看得清清楚楚，情势危急，不得已被迫又返回到院上村，化装成农民，才混过了公路，一直奔到大舟山才告脱险。同年五月，敌人又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敌伪军，进行全县范围的清剿和扫荡，其声势浩大，采用连环合围，轮番扫荡，分进合击，梳篦清剿，远距离奔袭等战术，企图把抗日力量一网打尽，并公开叫嚷要活捉抗日工作干部，悬赏缉捕县里的党政领导同志。我就是当时悬赏万元被缉捕的一个。同时大肆进行反宣传来挑拨党群、干群关系，提出窝藏八路者一家有罪，四邻株连，形势危殆，人心惶恐。在敌人的恫吓威胁下，群众也不敢掩护我们了，为了保全力量，便决定分散活动，我即带警卫员亓峰，管理员孙元利两同志靠近山口据点去隐蔽，白天藏在芦苇里，晚上睡在麦垅上，在最危险的时候，汉奸、特务、清剿队竟混在群众里进行活动，使我们无法接近群众，情况危险万分，这时连警卫员也一度丧失信心，思想发生动摇了，问道：“首长，敌人这样强大，抗战会不会胜利，胜利什么时候到来？”我答道：“要听党的话，不要悲观失望，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只要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就在眼前。”这时警卫员的情绪才活跃了。为了更加安全，在无处可去的时候，我们三人计议在城子县村东北大河滩的中间，扒了三个深坑，隐蔽了三天三夜，直到扫荡的敌人撤退，才与机关部队胜利回合了。
敌人军事扫荡的企图和消灭抗日有生力量的幻想破灭后，又玩弄其政治阴谋。一面悬赏通缉县里的领导同志，一面逮捕抗日家属，县委书记刘夏峰，组织部长李元荣，宣传部长李元贞，县大队副政委周美光等同志的家属，均被捕押到寨里据点作为诱降的交换条件。我的家庭早在一九三八年冬即被敌人剿没，父亲被敌人威胁致死，家属分散流亡在博莱边区，孰料“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敌人利用汉奸、特务费尽了心血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在一九四二年秋用扫荡的形式，把我的家属、小孩共三人由董家峪捕来关押在雪野据点共三个月。同时，并通过家属动员和写信进行诱降，许以来降者除确保本人和家属生命安全外，如愿继续工作，可以升官加职，不愿工作可准予回家团聚，真是无耻至极！我们采用了反威胁的办法给口镇维持会长朱干臣（大汉奸）写信：责成他要保证一切被捕家属的安全，如发生意外，即由他负担全部责任。朱干臣是个胆小鬼，他知道共产党、八路军不是好惹的，害怕了，被迫去说服了敌人，并通过关系安全送回家中。至此，敌人再也无计可施了。
我们在战斗的空隙里，根据党中央指示，领导和组织群众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要求不荒废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发放口粮、种子粮四十五万斤，拨耕牛与农具贷款三十万元，动员部队机关助耕，解决了群众生活、生产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边沿游击区，发动组织群众和民兵实行劳武结合，边斗争边生产。
在春耕春播时，组织群众和民兵抢耕抢种。在夏收秋收中，组织干部和县区武装帮助收获。收割后又动员群众速打速藏，速交公粮，对恢复群众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机关部队除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救济灾民外，也组织了生产搞南泥湾运动，确保每人一亩地（小亩）搞农业生产，我们就在魏家庄拣了一部分撂荒地种粮、种棉、种瓜、种菜，没有牛自己拉犁耕地，没有粪自己挑筐拾粪，争取每人生产粮食六十斤，并号召养猪积肥，饲养家禽，领导干部都挂帅出马，带头劳动生产。雪野区区长韩迪生同志，在对敌斗争与领导群众生产的空隙中，早起晚睡，担筐拾粪，博得群众好评。通过机关生产，对于改善生活，节约开支，增强劳动观念，均起了良好作用。
一九四三年后，苏德战场开始了反攻，大大地坚定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也由于日寇对占领地区的扩张深感兵力不足，因而形势逐渐趋向缓和，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迅速取得抗战的胜利，决定了“敌进我进”的全面对敌斗争方针，提出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寇，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战斗动员口号，给我们以很大鼓舞和力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进一步全面地开展了对敌斗争，从此，局势一天天好转起来，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胜利属于我们
从一九四一年末到一九四二年底，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虽然人民的生产遭到破坏，群众的生活极端痛苦，抗日力量也遭受到一定损失，但是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的方针，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终于把抗日力量保存下来了，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给抗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因此，一九四二年，是艰苦的一年，也是胜利的一年。
胜利不是容易取得的，不是和平过渡得来的，而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经过艰苦、复杂、严重的斗争，走了极其曲折的道路而取得的。回忆在这一年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党的领导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像指路明灯一样，它指向哪里，哪里就取得胜利。我们在艰苦岁月里之所以能够取得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就是由于党的指引取得的，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就会失去政治方向，就没有生命力，就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决定因素。“群众是力量的源泉”，“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党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当我们相信了群众，依靠了群众，就保存了力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如果没有群众，就没有了一切，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的形势下，离开了群众，就必然丧失生存条件。因此，信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会被我们压倒，无往而不胜。
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是排除万难，战胜敌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战胜敌人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胜利的果实也不是容易取得的，只有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才能克敌制胜，从斗争中取得胜利。
战争是考验干部的试金石。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由于干部的出身、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在对敌斗争面前的表现也不一样。在对敌斗争中，一部分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在严重的斗争面前丧失了民族气节，甘心事敌，投靠了敌人；有的被残酷的战争所吓倒，过不去战争关，在战争面前消极了，妥协了。但是绝大部分干部在严重的斗争面前，坚决勇敢，不怕困难艰险，顽强地与敌人搏斗，甚至头可断，血可流，牺牲个人生命亦在所不惜。前者是经受不住战争的烈火考验，过不去战争关的，结果成了历史的罪人，为人民所唾弃，凡是这样的人，都取得了教训；后者是经得起战争考验的，勇敢地度过了战争关，凡是这样的人，都程度不同的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人民的尊敬，而且在战争的实践中，都学会了革命本领，都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今天我们的党之所以这样坚强，是和经过了战争的残酷考验分不开的。
（本文刊登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的鞍山日报上。作者时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