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卿是我二哥。从小就和他一起生活、劳动、上学读书，一起开始接受革命进步思想的教育。随着阶级觉悟的日益提高，于1933年6月我们又一起庄严宣誓，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地下斗争，残酷的抗日战争和激烈的解放战争中，又多在一个地区不同的岗位上，共同为完成党赋予的艰巨任务而奋斗。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天各一方但仍来往不断。即便是在十年浩劫的动乱年代里，他虽受严重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我的安危。所以，我俩既是一奶同胞，又是亲密战友，被家乡的人民亲切地称为革命的“刘氏两兄弟”。舜卿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周年了，可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现写此文，以表深切怀念之意。
寻找革命真理 立志走革命路
舜卿原名刘华英，1911年5月6日，生于一个“耕读继世”的家庭里，1969年12月19日病逝，终年58岁。
舜卿同志在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是农民的辛劳与贫困，官府的霸道与地主的盘剥。父亲常给兄弟们讲起太平天国、义和团反抗满清和逐杀洋人的农民斗争的故事，也讲起曾亲身参加过的1918年11月18日的“草靶子事件”，这个就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被誉为贫苦农民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所发起的反抗地主豪绅巧取豪夺人民血汗的斗争。这场由一个叫栾思信的农民领导的农民蜂起运动，验证了“人心齐，泰山移”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给孩子们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母亲也常常教诲几个兄弟：“为人不做无理的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舜卿同志受到这些教育，在思想上打下了必须改变那种“庄户头”（农民）受欺侮、压迫是命中注定的观念。广大人民只要目标一致，团结起来就有冲破旧世界的力量。他认识到为人一生不能唯唯诺诺，不能走歪门邪道，要成为一个对社会、对百姓有用的人。
到了青年时代，他的目光逐渐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当时，军阀混战，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满目疮痍。各级官吏，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剥削阶级用各种手法残酷地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土匪四处蜂起；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横行霸道；各个帝国主义也乘虚而入，对军阀“助纣为虐”，争相恐后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疯狂掠夺我国的财富。舜卿同志目睹此景认为：政府当局政治严重腐败，置人民的死活而不顾，维护的只是少数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致使整个社会腐朽没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在黑暗当中，他把希望寄托于出现一个好的政府，打倒各派军阀，驱除帝国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使人民安居乐业。此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民生、民权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震天价响。人们都希望北阀军迅速北上，舜卿经常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的歌曲，积极参加有关改造旧社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活动。在中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宣传妇女放足，剪男人的发辫，抵制和烧毁日货和砸烂泥菩萨进步运动等等。尽管当时这些行动还不能被广大群众全部理解和接受，甚至受到封建势力的种种反对和咒骂，他都义无反顾。此时的他，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和无神论者。
旧军阀的反动政府当局，唯恐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触动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竟下令停办了他就读的这所全县仅有的中学，舜卿同志因此而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时候百业凋零，走出校门就等于失业，青年们枉有一身报国志却报国无门。因此越发对军阀统治产生了不满，更盼望着能早日推翻旧的军阀政府，建立一个为民办事的好政府。
当时的国民党是一股新生的革命力量，曾一度给予了人民不少的希望与憧憬。可是自欺世盗名的蒋介石篡夺了权力后，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抛于脑后，为了迎合大地主、大资本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需要而背叛了革命。在1928年5月，他指挥的北伐军进入山东的后，公开屠杀共产党人，镇压群众运动。随后建立起来的政府与旧军阀张宗昌政府相比，只把新桃换了旧符，新军阀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只是换了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权贵而已，他对广大人民敲骨吸髓的手法更加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控华北的势力范围，防止蒋介石的后台美帝国主义趁势而来，于1928年5月3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屠杀我爱国军民万余人。蒋介石对这样重大国耻事件居然无动于衷，反而下令镇压由该案所引起的各地反日爱国运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舜卿同志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是不会代表人民利益的，也绝不能依靠他来摆脱中国所处的厄运。
舜卿同志失学后，走投无路，苦闷至极，无奈即先后在谷家台子、下水河等村小学任教，继续寻找革命的道路。在此期间，他借国民党反动派编写的教科书，从反面向学生讲述要改造旧社会和反对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道理，向学生灌输爱国、救国的思想。因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所教授的学生当中，自觉自愿地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的人很多。同时，他借教学的机会，阅读了鲁迅、高尔基等左派进步作家的作品，阅读了《唯物史观》、《唯物论辩证法》、《列宁主义问题》等一些进步理论书籍和报刊。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央苏区，实行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英勇善战，取得了反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节节胜利的消息，不仅使其精神为之一振，而且使他的思想开始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才能推翻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他一心向往共产党，决心参加共产党，立志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舜卿同志1933年6月入党后，他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常说：尽管前进的道路上有无数艰难险阻，咱既不能当挂名党员，也不能当懦夫，应该当个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实干家。有了党的领导，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决心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一生，正是实践了自己的铮铮诺言。
踏进革命征途
舜卿同志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党组织指到哪里他就做到哪里。在党尚处于极端隐秘的地下斗争期间，他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坚决贯彻党的隐蔽埋伏和积聚力量的方针，善于利用各种公开合法形式的斗争和党的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努力推动党的各项工作深入地向前发展。
那时，由于斗争的需要，每一个刚入党的党员都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的二项任务：一是广泛地进行党宗旨和使命的宣传。二是继续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舜卿同志负责在他教学所涉及的村庄和几个镇村开展建党工作，他利用自己当教师的合法身份进行掩护，避开地主豪绅和反动当局及其狗腿子的怀疑和监视，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工作之中。首先在下水河村发展了几位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紧接着他又利用亲朋的关系，在景家镇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共青团”小组，在蔡家镇建立了党小组，在片家镇发展了党员，并负责与他们保持单线联系、开展组织教育工作。在此基础上，他还逐渐把发展党员工作开展到了更多的村庄。利用同学的关系和进行家访为由，到临近的村庄和地区走学校，串农户，以“咬耳朵”（即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革命政党的宗旨和历史使命的教育，宣传共产党就是要推翻黑暗的旧社会，是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的领导力量，号召有志青年都应该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当中去。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忘我工作，使我党的基层组织在这些地区生根发芽，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逐步成为日后我党开展工作的中坚力量。
不仅如此，舜卿同志还是一个思想坚定，组织原则性强，为工作积极献计献策，处处为人表率的模范党员。他在本村的党支部中是支委之一，每当会上讨论重大问题时，他总是积极提出一些政策性、策略性较强、斗争艺术性好的建议供大家讨论研究。当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时，依然按组织原则，坚决认真地执行支部的决议。并在执行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回顾自己所提建议的优点和不足，以不断的积累斗争经验，以利再战。
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在夜间进行。有时也常借集市的喧闹和公共场所的繁杂开碰头会。不论对上级和对下属，只要约定好了时间和地点，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路程远近，舜卿同志都以身作则，毫不例外地按时到会。他一贯严格地遵守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的保密规定，即便是对家人还是亲属都守口如瓶，不泄露丝毫。
党组织为了建立武装，号召党员捐款买枪。舜卿同志积极响应，自觉地把当教员所得的工资收入大部捐出。而自己却缩衣节食，捉襟见肘，弄得生活非常清苦。
1935年10月，由于代理县委书记的刘伯戈等人叛变了革命，带领国民党反动派省党部的捕共队，到本县疯狂地破坏党组织，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致使县内的部分党支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翌年七月，敌人又开始连续两次大范围的逮捕我党党员。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和保存力量，上级采取了应急措施，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转移隐蔽起来。党支部决定我去外地隐蔽，舜卿同志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后来，敌人指名道姓的追捕舜卿同志时，组织决定他以到青岛找工作为名外出隐蔽了一段时间。可局势稍有缓和，舜卿同志就立即返回当地，坚持开展地下秘密活动。他白天隐蔽在老乡防土匪用的夹墙中，夜晚到各村的党组织、党员当中制定防范措施，稳定党员的情绪。并用暗语与我互通情况，还派刘木易同志借用推小车运货的方式给我送文件和上级的指示，他还按时代我交纳党费。我从外地曾三次秘密潜回县内继续开展工作，都因叛徒的存在而不得不再三转移。我每次回县时都是舜卿同志安排我安全进出，并给我介绍斗争的环境和敌我的情况，使我随时能了解和掌握到工作的进程。
1936年6月1日，为了尽快地消除叛徒给党组织带了的威胁，重新开展党的工作，舜卿同志参加了县委在云台山后的和尚洞里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具体的斗争策略。会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叛徒李光荣等人带着捕共队又来抓人，他们知道舜卿同志在何家庄小学任教就寻踪而来。所幸叛徒本人并不认识舜卿，就连舜卿这两个字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单凭着谐音就将一个叫刘顺庆的“经纪人”（后参加抗战改为刘合堂）抓去报功，可见当时的情况是如何险峻。即便是这样，舜卿同志依然毫不动摇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坚持恢复党组织和联系失散党员的工作。
同年秋冬之际，省委联络员鹿省三同志到该小学找到了舜卿同志，并决定以该小学作为掩护，建立全县西半部地区党组织的南北联络点，由舜卿同志任联络员。随后，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派秦化龙（原名秦云川）同志与舜卿同志取得联系，着手进行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该联络点对党建中起了重大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疯狂进犯，我接到上级组织立即回县秘密发动和组织抗日游击队的通知后，立即返回县内，舜卿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情况后，便共同开始联系外出避险和在当地隐蔽的同志，着手整顿和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发展新党员和筹备组织我党的抗日武装的一系列的工作。并想方设法的动员积极要求抗战的人、枪，参加到抗日游击队去。在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准备，将人员及枪支带到徂徕山，参加了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武装起义，这就是1938年1月举行的，在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徂徕山起义，由此建立了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舜卿同志是该次起义当之无愧的发动和组织者之一。
投身火热的抗日斗争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达成了共同抗战的协定。形势的变化，使山东“土皇帝”韩复榘不得不在表面上收敛了其顽固的反共立场，我党组织取得了了半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舜卿同志对工作热情更加焕发了出来。我八路军四支队建立后立即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日寇，并连战皆捷。舜卿同志不仅为我党有了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还日夜奔忙，发动各村群众给部队送粮款、供给养给，并继续动员人、枪支援部队的建设，为发展和壮大这支抗日武装而竭尽全力。
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与国民党的望风而逃，社会上泛起的“亡国论”比“速胜论”的思潮更为突出。大敌当前，有些人溜之大吉利用各种“门子”南逃至国民党统治区；有的则悲观失望，既看不到抗战的前景，还诬蔑四支队是“大褂子队”和“杂牌”的游兵散勇不是正统军队，指望着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来救中国。党组织针对这些亡国、悲观、等待的情绪，开展了广泛深入地抗日宣传运动。舜卿同志走村串户，或发表演讲或召开会议，大声疾呼：“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誓死不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敌寇来犯，岂能坐以待毙。抗战的才是正统，不战而退逃跑的就是懦夫。只要工农兵学商，不分性别，民族、阶层、各党、各军、各界一致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抗日战争必然会取得胜利。人民群众从无数事实中逐步认清了共产党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才是抗战的希望，才是老百姓的依靠。人民群众纷纷动员起来支援这支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武装，成为了八路军四支队坚持抗战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四支队转战到张店至博山铁路打击日寇时，号称国民党“正统派”的秦启荣部趁机抢占莱城，下马伊始便网罗那些在日寇进逼时鸟作兽散的原国民党地方官绅们，重新拼凑各级政权，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重新控制和霸占莱芜全县。不仅如此，这些防共的顽固派们为了实现挤压我抗日政权和武装，控制莱芜西半部地区的目的，他先指使其所属何进步的队伍进攻鲁西村，妄图消灭我“八路军驻莱办事处”和留守的二十八名武装。为了自卫，我们动员愿意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以“保家护院”为宗旨的硬拳道头子亓象德，带领所属封建迷信组织红枪会进行了反击，把这股敌人打得丢盔弃甲，四散而逃。但秦启荣贼心不死，又指使其李兴唐部从莱城出发，进驻到沈家岭村后挖战壕，修工事，并扬言要一举消灭我们，气焰极为嚣张。红枪会因前次战斗已有伤亡，见者不善而畏敌不前不敢出战。刘舜卿、刘木易两同志星夜兼程近百里，一路小跑地到四支队驻地淄川县马棚村请兵回师挽救危局。四支队接报后马不停蹄夜赶回鲁西村周围，并于次日清晨发起了反击。李兴唐部哪里会想到八路军会“神兵天降”，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我军乘势占领莱城北面鹿鸣山，直接威胁着顽固派龟缩的老巢莱城，彻底粉碎了顽固派制造的这场摩擦，此次胜利与舜卿同志不辞劳苦的顽强精神是分不开的。
为赶走只反共不抗日的秦启荣，我党联合了一度打着抗日招牌的国民党第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后去河北省投靠日军）进驻本县。他同意双方共同组织各级抗日政府和抗日组织，并委派进步的民主人士梁竹航（后入党）任县长，我党则派舜卿等同志到县政府中任职，掌握和控制该政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舜卿同志经过艰苦努力，使该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全县实行了合理负担给养，统筹分配物资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支援抗战积极性，彻底杜绝了石友三对群众一贯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收刮手法，受到了党内外各界一致好评。不久，莱城二次被日寇占领，曾标榜自己拥兵40万的石友三望风而逃，该县政府也随之垮台。党组织把舜卿同志调到县“青年救国团”负责编辑出版《抗日青年》的团刊，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发行，牢牢地控制了这块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启发广大青年爱国觉悟的舆论阵地。
1939年1月为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党决定在莲花山（又叫新甫山）里成立泰山特委（泰安地委前身）领导抗日斗争，舜卿同志被调任特委秘书长一职。秘书长肩负着特委的所有日常工作，他恪尽职守面面俱到，力求使工作尽善尽美。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和清剿面前，他总是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指挥机关转移时，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同年冬，敌人分数路突然合击特委驻地李条庄。舜卿同志发现敌情后，立即带领一部分干部从山峪向东突围到石庙子时，一道悬崖陡壁挡住去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迅速翻过这道山崖。可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他想到如果在攀爬中中弹牺牲，背包中的重要文件必然会落在敌人手里。关键时刻，他一面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一面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将文件埋在沟底的沙石底下后，经历了几度生死的艰险才逃出了敌人的火力圈。敌人刚刚撤去他立即返回原地取回了文件，确保了党的机密安然无恙。
1939年8月我党建立了各界人士组成的抗日民主政府，上级党组织派非党员谭克平任县长。翌年一月，为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调派舜卿同志以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展开工作，而秘密身份则担任县府的党组书记。他认真贯彻党在政府和民意机关成员中实行“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并积极支持广大群众开展向地主，资产阶级借粮、减租减息和缓期还债等正义行动，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广大群众参军、参战和增加生产的积极性，在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确保了我抗日武装的后勤保障供应。并在全县开展拥军优抗运动，促进了军民关系，巩固和壮大了我军力量。不仅使全县很快就成为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使其在整个泰山区七个县中形成了根据地的中心。
1940年冬日寇为了破坏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始展开疯狂的扫荡和清剿。日伪顽相互呼应配合，时而集中兵力大规模的突袭，时而又分散成若干小股进行偷袭破坏我基础组织和各抗日力量。特别是妄图一举消灭我地、县领导机关，这种疯狂的进剿连续长达四十天之久。为争取反扫荡、反清剿的胜利，我党采取了精兵简政，把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减至最小，利用昼伏夜行不断转移与敌人周旋。一天黎明，敌人根据汉奸的情报采取分兵合击的策略，突然从两个方向包围县机关所住的黄崖头和大陡沟村，抢占了周围的制高点，机枪、步枪向村中横扫过来，情况万分危急。舜卿同志冷静的判断了敌我态势，率领带县政府机关灵活迅速地从敌人结合部的夹缝里顺利突围。他的衣裤都被敌人的枪弹穿出几个窟窿，而县机关却安然无恙。
敌人见围歼我领导机关的企图屡屡失败，又变幻为分割、包围我根据地，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付日益活跃的我抗日军民。日寇采取了抢占公路要口，修建据点、遮断墙和挖掘防共沟的手段将全县分割为三块，一时给我党、我军的活动和联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敌变我变，为了坚持斗争，上级随即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县分为三个县(莱北、莱东、新甫)加以应对。并派舜卿同志任莱东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和县大队政委。他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开展了“拔钉子”、“枪打出头鸟”和“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的多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阻滞了敌伪顽军对我的蚕食和伪化，扩大和稳固了根据地，使莱东的主动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中。
敌人为了站稳脚跟，防止我向其占领的中心区域延伸，开始集中兵力破坏我莱芜(即莱北）地区，先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后对每一个村、每一个镇逐一的进行蚕食、鲸吞，并大肆开公路，建据点、修碉堡，实行伪政权化和怀柔的自首政策，企图彻底清除我抗日力量，夺取我山区根据地。敌人的疯狂举动一时造成了我党白天不能活动，晚上工作也困难的局面。又加蒋敌伪相互勾结，反复围剿和清乡，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我抗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叛徒刘伯戈也乘火打劫地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形势极端恶化。在这危难严重的关头，舜卿同志临危受命回到莱芜任县长。在县委的领导下，他首先强调干部必须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克服右倾悲观情绪。指出目前的暂时困难就如同黎明前的黑暗，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会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以在莱东取得的战果为例号召大家振作精神，不怕牺牲，团结一心，打开局面。他的到来和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干部对敌斗争胜利的信心和勇气。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要以“与敌人换防”的气概开辟和建立敌后抗日隐蔽的根据地。舜卿同志积极地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把机关干部分散深入到敌后坚持斗争。把部队按班、组的建制化整为零与公安干部紧密配合，专门狠狠地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恶霸。并配合敌工部门大力开展对伪军的争取和改造伪政权的斗争，分化和瓦解敌伪力量。这些举措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由于敌人在扫荡中的疯狂掠夺，加之蒋、敌、伪的轮番破坏，人民群众面临着严重的大饥荒。舜卿同志在对敌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仍念念不忘群众的疾苦，努力开展救灾和生产自救运动，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调配下，很快地克服了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面对着扑面而来的种种困难，舜卿同志从来都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解决困难的方法绝不靠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而是从放手发动群众入手，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群策群力的去克服困难。他不仅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更是身先士卒地冲在工作的最前面，以个人榜样的力量带动全体同志投入到工作之中。那时，他几乎夜夜都要穿梭往返于敌占区之间，有时露宿于荒野，有时一夜需转移几个地方。可一住下就着手开始办公，没有桌凳，就坐在地上顶着膝盖上写字，缺衣少食都在所不顾。正是由于这样忘我的工作，很快地扭转了莱芜极为残酷、困难的局面。我抗日力量和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好转不断得到发展，最终取得了在全县彻底打败日寇侵略军，迎来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1942年党中央为了整顿党内的作风，发出了“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指示，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一时还不能立即集中干部贯彻学习，直到1943年中局面稍有好转才开始趁战斗的空隙之间进行。舜卿同志认真学习了规定的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本着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信条，首先严格的检查自己的思想，对同志从团结愿望出发进行了诚恳的批评，从而促进了党内在思想和作风方面达成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即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舜卿同志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他把种种困难都踩在了脚下，为抗战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莱芜也因此被评为山东省的抗日模范县，刘舜卿的声名广为人知。
继续奋斗 踊跃参加解放战争
日寇投降后，舜卿同志调任泰山地区相继任副专员和专员。当时的任务是：扩大根据地，大力发展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随后工作的重点是在“双减”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舜卿同志为完成这些任务，付出了巨大努力。
1946年7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达成的《双十协定》。调兵遣将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党不得不奋起应战。任泰山区支前司令的舜卿同志，首先接受的一项任务是从渤海区为部队运送一大批粮食。大批车辆、牲畜过胶济路，沿章、莱公路南下，沿途设驿站负责接待人、畜食宿，粮食的转运和保存，事无巨细都须件件落到实处，舜卿同志都是亲临现场指挥和检查。由于敌人飞机的沿途轰炸被迫改为在夜间运输，所需解决的问题更多。他日日夜夜地往来于章莱公路上，废寝忘食组织落实，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事关全局的运粮任务。为我军战胜蒋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7年2月著名的莱芜战役拉开了帷幕，舜卿同志带领干部进行支援前线的全民动员。以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的果实，保卫土地改革的成果来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坚壁清野，破坏公路，拆毁桥梁，阻滞蒋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同时组织大量的民夫为部队送给养，抬担架，办后勤。各村男女老少各有分工，有的给军队带路、洗衣、烙煎饼，有的收敛柴草喂马、铺炕，有的接待、看护伤员。民兵负责站岗、放哨，对敌封锁消息，抓捕特务、密探，各司其责。当时莱芜投入支前的总计有十几万人，群众提出了“砸锅卖铁，也要支前打老蒋”的响亮口号，为莱芜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莱芜战役于二十三日下午结束了战斗，消灭敌人近六万人，李仙洲等蒋军将领悉数被活捉。在以后的孟良崮，南麻、鲁村、兖州，泰安、济南以及淮海战役中，舜卿同志都带头动员、组织了大批人力和物力，“车轮滚滚”源源不断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直至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几百万部队。
为了使人民真正的翻身做主人，按照中央的部署，舜卿同志大力推动了在“减租减息”基础上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逐步消灭剥削制度的方针路线下，在老根据地贯彻了“填平补齐”政策，在新解放区实行按人口分地主土地和合理的分配房产政策。由政府颁发了房产地契，确定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所有权。结束了封建地主和一切剥削阶级，延续了几百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历史，使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
广大农民经过“土改”取得了土地和房产，反蒋的热情极为高涨，在“保卫土改成果”的口号下，积极开展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运动，到处呈现出一幅欢送青年入伍的热烈场面。有些村庄成排、成连的人参军，补充和壮大了我人民解放军。为此，莱芜县曾被誉为“山东参军之冠”。
党组织在贯彻“土改”的同时，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作风、查思想)，“三整”(整组织，整思想，整作风)运动。舜卿同志领导政府干部进行了查整，从立场和观念中与旧政府进行可彻底分割，大大提高了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了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使各级政府机关在解放战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由于蒋军对解放区进行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牲畜、农具都受到很大损失，广大农民群众失去生产、生活资料，生活和生产都到了极为困难的地步。我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反攻后，各级政权一面大力支援前线，一面在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号召下，坚持“生产自救”的方针，开展广泛的大生产运动，1948年秋到全国解放时，舜卿同志指导广大农民秋收、秋种和保种、保收，提倡冬季积肥和群众自愿组织各种形式的协作，开展了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协作生产的有益探索，当年就取得了秋季的好收成，年终过了个多年未有过的富足春节。次年，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今后的日子可算有了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