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品德
在复杂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舜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1935年冬，叛徒刘伯戈大肆破坏党组织时，全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有的人平时信誓旦旦，高谈阔论吹得比谁都革命，可到了危机关头，便立即消沉下去，甚至隐迹消声不敢露面。舜卿同志蔑视他们说：靠嘴皮子功夫的人追名多利的不在少数。那些喜欢做“和平宰相”的吹吹牛皮，说说空话，不能代表他们就是始终如一坚定的革命者。
刘伯戈叛变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借机进行疯狂的敛财和敲诈勒索。他威胁一些党员家属，说什么：“参加了共产党不要紧，只要其亲、朋拿出些钱来具保，就可以不抓他们”。个别受他欺骗的党员亲朋这样做了，一些人也间接地“劝告”舜卿同志花钱免灾，他严词加以拒绝。并揭露刘伯戈这种做法是一种阴谋，是破坏党组织的一种手法而已。并对这些党员的家属说：“我们革命无罪，有群众的支持，他就抓不到。咱可不能给他送上门去。”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凡党员的亲朋向刘伯戈花了钱的，都还是被他抓了去报功请赏。
抗日战争后，随着舜卿同志对地区抗战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敌伪的注目，多次企图逼迫他妥协、投降。到了1939年冬，敌伪则采取了敲山震虎的卑鄙手法：先后数次到他家打砸抢，不仅把所有家物抢劫一空，还采取了砸磨盘，毁碾子、填水井，拆灶台的无耻手法妄图逼迫舜卿就范。为了不给儿子增添负担，年迈的父母不得不带全家老小逃到山区躲避，以给别人打短工维持家人生机，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缺衣少食，甚至靠要饭渡日的流浪生活，前后达十年之久。父亲长期躲避逃荒在外，饥寒交加又担惊受怕郁郁成疾，在夜间躲避敌人的追捕时不幸跌落山涧死于非命。敌人连他的邻居乡亲都不放过，逮捕并拷打逼他们供出舜卿同志的去向和下落。然而，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舜卿的革命意志，反而更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无限仇恨。
舜卿同志识大体，顾大局，绝不感情用事。1940年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泰山地区继微山湖西(鲁西南)的“肃托”错案后，也发生了保卫工作违背组织原则，搞特殊化、神密化和逼供信、不重证据的错误，以致出现严重的“肃托”扩大化问题。一部分表现好的青年同志被怀疑、被捕、甚至被杀害。舜卿同志的内弟吕桂亭同志，是1934年参加“共青团”的团员，年仅十五岁。后在斗争中入了党，是个敢于坚持原则的好干部。因对肃托运动表示质疑，为受冤被捕的同志鸣不平，竟被怀疑、被捕、被错杀，引起了其亲属、社会上和党内的人很多不满。舜卿同志强忍着心中的悲愤及时向这些同志和亲属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错误是某领导机关和某些同志缺乏经验犯的，不能归咎于党和某一个人。即便是发生了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错案，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永远不能怀疑等。在他的耐心的解释和动员下，人心才逐渐得到了安定。
舜卿同志对敌人是无比憎恨，绝不徇私情。1942年，已经摇身一变的刘伯戈依靠敌、伪、顽的势力趁机向我根据地进犯。每进犯一地，就利用当地的一些社会渣滓和地痞流氓建立国民党特务政权。他们到了封邱乡委任了舜卿同族的一个哥哥、当地青红帮的头子当了乡长。他上任后依仗着刘伯戈的势力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对我党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民愤很大。为了打击这种助孽为帐、欺压百姓的恶棍，舜卿同志安排了县委公安机关将其抓来归案。其家属托门路，找关系多次到舜卿同志这里说情，恳请给他留条活命。舜卿同志回答说：作孽时只顾自己，就没有想到欠账要还？铁面无私地严词拒绝。县政府按罪量刑，予以坚决的镇压。为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坚持根据地的决心，狠狠地打击了刘伯戈向我区的侵犯。
李兰玉是舜卿同志发展的一个党员也是他的连襟。被人诬告为霸占一个女人而害死其丈夫，该女人也向我政府告状，哭哭啼啼地一口咬定人是李兰玉杀的。但李坚决地否认，并说可能是另一个坏人干的栽赃，但一时又找不到那个已经畏罪外逃的坏人。当时是战争年代，县政府判李死刑并上报专员公署审批，任专员的舜卿仔细的查阅了案卷，觉得审理有漏洞，且证据不足，未予批准。县政府即判李兰玉劳动改造，直到从东北把罪犯抓回后才彻底查清了是件诬告的假案，所幸舜卿同志办事严谨，讲事实、重证据挽救了一条人命。但到了解放初期查清了李兰玉曾多次资敌，舜卿毫不犹豫地判了他十年徒刑。
1942年冬，刘伯戈的活动地区又有所扩大，便得意忘形，疯狂地为敌伪势力“建功立业”，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妄图对舜卿同志进行策反，他收买了一个地痞流氓给舜卿同志送了封劝降信。舜卿同志怒不可遏，立即将此事向组织做了汇报，并极为义愤填膺的说；“多年的老冤家，欠下的血债尚未偿还，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不和他斗争到底，决不罢休!”说完，把信撕得粉碎。
刘伯戈的诡计未能得逞，即唆使汉奸头子张文正部，把舜卿同志逃往山区的家属和孩子捕去作人质，并逼其家属供出舜卿同志的住处和行踪，遭到其家属的坚决抵制。舜卿闻讯后立即亲笔书信正告敌人：不要作恶多端，免遭秋后算账。敌人做贼心虚，无计可施，只得将亲属们释放。这些事情足以见得舜卿同志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舜卿同志对敌斗争顽强，对群众一视同仁，大公无私，处处按原则办事，因而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无论到了任何工作岗位，他的所作所为都被广大群众所钦佩。
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
建国后，舜卿同志并没有停歇脚步，他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之中。
1950年5月上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以泰安县为中心，把泰东的莱芜、新泰、章丘、历城和泰西的肥城、宁阳、长清、东阿，平阴等县合并为一个地区，泰山地委改为泰安地委，舜卿同志由专员先后改任地委副书记和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一如既往，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团结同志们一起工作。对干部的使用任人唯贤，无亲疏远近之分，强调互相信任和有事大家商量，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凡重大问题都提到党委会上讨论，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的智慧做出决定，并分工贯彻执行。因而干部之间相互融合，心情舒畅，同心协力，使各项工作都得以顺利的发展。
在这期间，地方党组织面对着一些重大任务：为宣传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稳固新生的政权，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农业为主恢复发展生产，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改革币制，干部实行工资制；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等各项工作，舜卿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做得最突出的此举两例：
大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对过往军队的接待与迎送，就如同当年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一样，从迎送到衣食住行都安排得无微不至，受到指战员的称赞。深入地发动群众准备了大量的鞋袜、干菜、饼干和其它物资送往前线。组织医疗队赴朝照顾伤病员，组织各界人士携带大量慰问袋和书信加入到国家组织的赴朝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将士。同时，号召各界人士为取得抗美援朝而捐献，仅捐款一项就达到了二十万元以上。
医治战争创伤和改善人民生活。着重抓了农业生产，除抓了积肥、选种、水利灌溉，防止病虫害，消灭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外，普遍提倡互助组、变工队解决劳力和畜力不足。在泰东的邱家店村和泰西的道朗区组织了农业合作社的试办点。提倡封山育林，大量栽培果树，求得尽快收到经济效益。这些举措使地方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基本上根治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创伤。国民经济逐渐走向了正常的发展道路，激起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统购统销中，为了维护国家和群众的根本利益，舜卿在感觉到一些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时，不惜“抗上”，甚至直接上书到中央反映，立即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了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1954年党中央为了重点发展东北三省的工业，决定从各省市调一批干部前去支援，舜卿同志被调到鞍山市工作。工作岗位几经变动，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兢兢业业地努力认真的把工作做好。例如，1955至60年间，舜卿同志任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对处理一些犯了的党员干部，都采取了认真负责态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执行党的政策，从不感情用事或从主观愿望出发，对案件查得不彻底或证据不足，就坚持继续再查和认真取证。往往反复多次，从不草率贸然处理。对案件的看法不能取得一致时，就反复进行研究和讨论，使每个办案的同志都能充分发表个人的见解，待意见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再作定论。舜卿同志虽任市委书记，一贯坚持集体领导的方针从不自作主张，重大问题都交集体研究讨论决定。对犯错误人员的处理，严格按照党章和党的纪律规定办事，在定性和处分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避免处理的过轻或过重。执行党的纪律，主要是为了教育他本人和党员群众，绝不是为了单纯的惩罚而惩罚。在做组织处理决定前，还要做到错误事实与本人见面，听取被处理人对处理的意见。而对事实不清和材料不足者，他都亲自过问安排复查。如一位地质公司的老干部，拟定他犯有利用职权强奸妇女罪。经再三复核，又向本人和旁证人调查取证，最后定为其经不住诱惑与人保持不正当关系的错误，给予党纪处分。使群众、领导、个人三方面都认为处理得当。又如一个公安干部，因说了与不利领导的话，别人做了扩大化的汇报后被送劳动教养。本人当然不服这种处理，上诉至东北局纪检委员会后转给了舜卿同志，他对事实进行了认真的复查，最终撤消了原处理决定，消除了上诉人想到长城跳墙自杀的念头，其家属非常感激。正是由于他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工作作风，凡经他处理的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未发生过冤假错案和申述、复查的案件，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处理人的慎重方针和秉公办案的政治素质。
舜卿同志在主管农业工作时，就一心扑在发展农业上。记得他刚刚接手工作，鞍山市就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1960年太子河上游连降暴雨河水猛涨直泻而下，严重威胁到河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次日，市委派他去海城任抢险总指挥。他二话未说，只带一把雨伞就和该县委书记奔赴城南河岸，他仔细察看了水位上涨的速度和堤岸坚固的情况，立即组织人力、物力日夜进行抢险加固。虽然这时已两个昼夜未能合眼，当他一听到小姐庙一带水灾告急时，就立即和另一书记赵敏同志趟着没膝的洪水，跋涉了八华里前去察看。为了进一步了解沿途村庄的受灾情况，他还乘船顺水而下到下坎子一带的大坝上，深入到灾民当中。因四周汪洋一片他与灾民一样无吃无住。但为了几万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一面组织大家将老弱病幼群众安置在安全地带，一面组织青壮年巡坝护堤，并想方设法的解决灾民的吃、住问题。经过他和全体抗洪救灾的干部、军民半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保证了堤堰两岸广大群众的安全，使当地群众至今仍念念不忘。
舜卿同志工作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是他的一贯主导思想。他不喜欢坐办公室发号施令，为了解下情不辞劳苦，经常带病深入到农村第一线。短短的几年时间他跑遍了郊区、所属县的公社和一些生产队，爬山越岭察看一些山峪，丘岭和荒滩。同干部、社员共同研究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坚持以粮为主和发展多种经营。并不断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加以推广。
对不增产和吃返销粮的社队，他认为主要原因不单纯在于自然条件和群众，关键还在于配备好领导班子。通过认真调查研究，采取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对比较好的社队就予以大力表扬；对属于领导不力者，就加强教育或进行坚决的调整；对属于生产条件不足者，就帮助干部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加以改造，就这样几经调整和整顿，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地区农业落后的面貌。
1965年秋，为改变东部山村社员的贫困落后的状况，舜卿同志到开源、辽阳市各县和海城了解实际情况，后又到了隆昌公社蹲点调查。他发现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落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人多、地少、缺水。即与当地的干部群众研究决定，从兴修水利入手来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决定修建堤田和拦河坝的方案后，他亲自召集社、队干部开会进行动员，反复强调说：要修拦河坝就一定把它修好，使群众真正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不仅不能半途而废，而且收尾工作必须做好，蓄上水都能用在灌溉土地上。随后，舜卿同志日夜为这些工程而操劳，农村工作既没有星期天，工作起来也没个钟点，曾几度病倒在农村工作第一线。经市立医院检查确诊他已患了心脏病、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医生建议他立即休息住院治疗，并给市委开出了病情报告。舜卿同志说：我就是市委书记就交给我吧。结果他把这份病情报告揣进了口袋，又回农村坚持工作。正是由于舜卿同志对农业倾注的心血，终于将使贫困的山区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全区农业增产幅度逐年上升。特别是盘锦地区，由于因地制宜转以种稻为主，林、牧、副、渔各业共同发展，走上丰衣足食的富裕道路。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时：社员收益已经高于鞍山的工人，都不愿进鞍山当工人；该地在鞍山一些当工人的也愿意回乡当社员。大大缩小了本地区的城乡差别。
舜卿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党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砸烂“黑市委”时，他被诬为“叛徒”，“走资派”。家庭被查抄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所谓“黑书”、“黑材料”被抢劫一空，舜卿也多次被揪斗。但他坚信：这些不正常的行为是暂时的，因此毫不气馁。在那混乱年代，一些造反派组织和个人多次逼迫他签字认可“罢某某干部的官”，“开除某某人的党籍”和要钱、要物等，他都严辞给予拒绝。宁肯自己的皮肉受苦，坚持党的原则毫不动摇。正因遭受了这番折磨，更使他的病情日益加重。
舜卿同志不论在哪个革命时期和完成哪项艰巨的任务，心中唯没有“我”字，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重托，不惜自己的一切，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被人们称为“老黄牛”。
淳朴敦厚诚恳 不计个人得失
舜卿同志为人谦逊，平易近人。充分肯定每一个同志的成绩和优点，有缺点和错误就直率地提出批评。无论干部、炊事员还是普通群众在他面前都显得无拘无束，思想如有疙瘩家庭有琐事都会向他倾诉，他总是耐心地进行疏导，同志们都感到和他一块工作心情舒畅。
舜卿同志对一起工作的干部本着团结、协助的原则，有事主动和大家商量，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从不自以为是，单凭主观臆想个人说了算。对重大问题来不及开会讨论时，自己做了以后再向党委一班人进行汇报，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有了问题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而工作取得了成绩总是要表扬具体负责和实际操作的同志。工作认识方面有了分歧，他总是耐心地听取不同意见。如对他有意见或提出批评，他总是本着有则改之无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严于律己认真考虑；别人有缺点和错误，他总是宽以待人，提出批评后只要认真改正就决不再纠缠。如遇到相互间有不团结的苗头，他总是先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以工作为重。以致多年来经过多次工作岗位的变化，同有各种不同特点的同志都共过事，从未听说他有与别人闹不团结的情况出现。
舜卿同志对上级党组织和领导个人都很尊重。凡上级的指示，都认真传达贯彻，但他从不盲从。对于一些与实际情况脱节的错误的指示，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取得第一手材料后向上级反映。他向上级汇报工作，都是如实地反映实际发生的情况，从不弄虚作假，哗众取宠。以致于一些领导同志都称赞他是个做老实事的人，倍加信任。
舜卿同志对领导同志从不“抬轿子”、“吹喇叭”，更讨厌别人对他这样做。他曾多次和我说：“靠在领导面前花言巧语，‘献浅子’向上爬的人是卑鄙的，坐了别人抬的‘轿子’和听了别人的吹捧，替别人办了丧失原则的事，是最没有政治水平的干部”。
舜卿同志原在泰山特委任秘书长，后任莱芜县政府秘书，职务未升反降他没有一丝怨言。舜卿同志后任泰安地委书记，于1954年调鞍山支援工业建设时，本来他已经超过了规定的年龄，但他仍主动申请去。兄弟已分别多年，我告诉他经天津时可顺路到北京（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见见面，他说怕耽误工作直接北上前去报到。他到鞍山后最初分配到鞍钢土建公司任党委书记，虽然工作并不适当但他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工作当中。后调到市委任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调任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市委候补书记、市委第一书记，无论到了何种岗位上，他都一如既往全身心地为党努力工作。
有些同志对他初到鞍山分配的工作有被降级使用的意见，也常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只是说：“我过去不懂工业，现在就是个学习的机会，只要能把眼前工作做好了就不错。”以此看来，舜卿同志从不计较个人的升迁和待遇，一切以工作为重，服从组织分配。只要党的工作需要他就不讲价钱出怨言，努力去做。
此外，舜卿同志民主作风始终如一，党性高于一切，为人正派，不计个人得失，无论到了哪里都能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以致于至今仍有些同志怀念他的好作风。
生活俭朴 勤奋好学
舜卿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满怀着远大的志向、勤奋好学。无论在小学和中学读书他都是认刻苦地学习，每次考试多名列前茅。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好学”、“有前途”。当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后，就千方百计地找进步书籍来阅读。在白色恐怖下，看进步小说都属“犯法”更不用说是“红皮书”了，他把这些书夹在旧书中偷偷的阅读。由于他的博学和思考，对共产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心领神会，促使他走上了终身为之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舜卿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光辉著作。记得当速胜论和亡国论盛嚣尘上的时候，他曾对我说过：日寇猖狂大兵压境，敌强我弱。但抗日是正义的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战争。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终究会取得胜利。但当前是敌人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军事装备劣于日本，战争必然是持久。正是由于舜卿同志的认真学习，认清了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坚持抗战抱着必胜的信心，对眼前的曲折艰险道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按阶段从容不迫的开展各项抗日斗争，顺利地渡过了残酷、艰难的相持阶段，进入了反攻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舜卿同志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后，他清楚地认识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因此是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开始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的，因此革命必将是彻底的，是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指取得抗日战争后再取得推翻蒋家王朝的胜利)。因为这场革命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会也不可能失败。正是由于这样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用无产阶级理论来充实自己，舜卿同志才能始终坚定不移的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后，政治形势和革命的任务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党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工作的重心也从农村转入到了城市。但无论怎样改变，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没有改变。舜卿无论到哪里工作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守旧，不固步自封，不吃老本，他在新的形势下研究、解决新的问题，积极地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他在学中用，在用中学，边学边用。特别党决定他去负责本就生疏的工业，他便毫不犹豫去挑起了重担。他给我写信说：“人无生而知之，都是学而知之”。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方向明、不畏难，所做的工作都有显著的成绩。
由于舜卿同志一贯勤奋好学，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始终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工作中从未离开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犯过错误。舜卿同志在工作上是一贯艰苦的，从参加革命后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常说：“一天能做完的工作，尽可能不要拖到明天。久拖不决工作越积累越多就会误事情。”他在战争年代是这样，解放后也是如此始终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有时为了处理完一件事情，往往到深夜或通宵，假日、星期天也很少休息。单拿文字工作上来说，他的特点就是格外认真负责，多由亲自动手。有时别人起了草，他就字字句句地斟酌修改。他说过：“‘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稍有不准确下面的工作就会出偏差”。往往一个文件都要修改多遍才签发。他自己经常动手撰写在会上的发言稿或《社论》，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就先把指导思想和写的内容交代给别人起草，然后一有空隙就认真的进行校验和修改，他也说过：“吃别人不馍不香。由别人代劳起草的稿子，不一定能完全反映自己的意图，不经修改表达起来也讲不好。”因而往往为了一个稿件反复进行阅读和体会，有时搞得头脑发涨血压上升，用凉水洗洗头或稍休息一下接着再干，直到认为满意为止。他对待工作这种认真、踏实、刻苦的作风，影响了许多身边的许多干部。
舜卿同志生活上也一贯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时，他拒绝接受任何规定以外的东西。即便是规定配给而个人用不到的东西，他也绝不领用。对缴获敌、伪的物资，强调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即便是工作中需要的也从不伸手。在物资极其困难的时候，连配给的衣服鞋袜有时不也能按时发放，他都是衣服补了又补，鞋子钉了又钉，还把节省下来的衣物用品送给其它更需要的同志。他严守群众纪律，连房东送给他东西吃他都婉言谢绝，反而把自己节约下来的口粮和东西送给群众。每到驻地，管理员一般都把较好的房子安排给他，而他总是让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住。在机关转移前，他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临行前往往都要亲自对住房和办公地点认真进行检查后才离开，不能给群众留下一丝不满和不便。一九四三年，由于天灾和蒋敌伪合流大肆抢劫掠夺造成了大粮荒时，他带头从本来就很少的口粮中每天再节约二两粮食，缩衣节食地与同志们共度饥荒。他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不正、难正人”，“自己不守纪律就难张口说别人”。在他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下，机关全体干部战士也都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安民敬业的一面旗帜。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舜卿同志艰苦朴素一如既往，仍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种作风。在泰安地委时，群众对他的朴实和勤俭的工作作风还编过有几句顺口溜广为流传，成为颂扬党的领导干部的佳话。1957年我在北京见到他时，时隔多年他依然穿着解放初期公家配发的，已穿得破旧不堪的呢子衣服，面色也显得有些苍老。我对他说：“年龄已经大了，应注意生活和身体的健康。”他毫不介意的说：“现在生活已好多了，只要吃饱穿暖就很好嘛。”
舜卿同志对公务会议和接待也十分简朴，从不铺张浪费，也不讲阔气排场，更不借机大吃大喝。在鞍山时有个省厅长同他一起到齐家蹲点，因工作需常回沈阳开会。舜卿同志同他一起回鞍山时，从不安排到宾馆住宿，住在审干委员会的宿舍，吃在职工食堂，饭后如数付费。他常说：有些机关那种铺张浪费的做法是一种不正之风，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关键还是领导干部不能放任，一切都按规定办事。不然此风就会泛滥起来，会严重影响党的威信。
按规定舜卿同志配有专车，但他上下班一直步行。他为了节约汽油，外出工作时只要距离不远他多是坚持骑自行车往来。1963年春，他骑车到远郊区检查工作时，由于路上泥泞难行不慎从车上摔倒碰在石头上致使左臂脱臼，虽经治疗但留下了后遗症，但他一如既往地仍坚持不是必须就绝不动用汽车。直到他临终前，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已很严重，血压高达二百毫米汞柱仍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市委决定他带队去沈阳开会，他一声不吭立即前往。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倒在会场，抢救无效，与世长辞。至今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谈起此事时都表示十分惋惜。即便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我被隔离审查期间，截止于1972年3月，我接到各地同志对他的逝世表示怀念、哀悼的信函多达五十封以上。
舜卿同志工作尽管十分繁忙，但对革命年代的腥风血雨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十分怀念。1959年党号召写地方史时，他立即积极响应，借用晚上和假期一段一段的写就了《莱芜人民抗日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一文初稿，后经莱芜党史办公室整理后出版成书。
舜卿同志笃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始终保持着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美德和情操，不愧为一个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在他给孩子最后一封信上说：“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孩子们的遗嘱，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悼词上写着：舜卿同志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对他这样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可告慰舜卿同志于九泉。更激励着子女们以他为榜样，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新时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我的好兄长，好同志刘舜卿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八二年“七一”前夕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