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爱戴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即将40年，但他光辉的形象、崇高的人格、卓越的才能、杰出的外交艺术，仍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我有幸在周总理领导外交部时期领受过他的教育，至今总理的教诲缭绕耳际，总理的神采历历在目，特别是周总理对我父亲刘舜卿的教育和关怀，更使我终生难忘。刘舜卿一向钦敬周恩来，他时常教育子女和身边的人员：『做人要学周恩来！』但他一直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周恩来。1954年调到鞍山工作后，由于鞍山的领导班子属中央直管干部，以及鞍钢在当时工业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周总理多次到鞍山视察，他才接触到周总理。周总理记忆力超强，对鞍山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较熟悉，对刘舜卿也颇有印象。
印象的渊源
高饶事件之后，东北的一批干部被撤换，随后中央从全国调集了大量干部来充实。鞍山原为中央直辖市，新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从各省调来的省部级干部。周恩来见他们时，都习惯地简单聊几句，以打破拘谨。当问到刘舜卿时，周恩来得知他是从山东泰安调来的，一怔，问道：“你就统购统销向中央反映过情况？”刘舜卿答：“越级上报，有些唐突。”周恩来说：“中央采纳了你的意见嘛。”这话使刘舜卿内心激动，终难忘怀。没有想到，因过去的一件事，总理居然记住了他。
那是1953年，刘舜卿任泰安地委第一书记时，全国实行统购统销。因统购数字过大，统销卡得太死，农民出于爱国热情，除交“公粮”(土地税)，许多人把口粮也作为“余粮”卖给国家，严重影响到生活。刘舜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深入到宁阳等县，就这一涉及千家万户的问题进行调查。他根据直接摸到的第一手材料，向山东分局(省委)写报告，申请减少泰安地区的统购数额。分局不同意，并派宣传部长王众音来督阵，让泰安地区必须按时完成统购任务。王众音与刘舜卿熟，耐心劝他不要再顶，以免有“扛上”之嫌。刘舜卿则强调，民以食为天，党(共产党)以民为天，老百姓没饭吃，我作为党员岂能坐视不管？王众音无奈，回省复命。分局主要领导人恼怒，亲自来泰安坐镇，严厉批评刘舜卿执行上级政策不坚决，不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刘舜卿申辩道，老百姓手里已经没有什么“余粮”，卖的大多是群众从舌头上刮下来的口粮。并恳求地说，这样“统购”会饿死人的啊！分局领导视此为强辩，目无上级，更加气愤。斥责道：“农民翻身分到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丰产丰收，怎能没有余粮出售？你显然隐瞒实情。”刘舜卿详细汇报了泰安地区的生产情况，分局领导不耐烦地打断，厉声说：“你必须完成上级任务！”刘舜卿略带悲愤且充满定力地说：“我想不通。”分局领导拍着桌子说：“你思想不通，也得组织通！”
无奈之下，刘舜卿只好直接上书政务院(国务院)，如实报告了泰安的情况。为了不连累别人，他便单独署名。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被通报全国。中央肯定了泰安的意见，强调指出：农民刚翻身得到土地，生产水平还很低，粮食产量不高，要容许农民留足口粮，统购不能硬摊派。中央就此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了统购统销政策，减少了统购数额，放宽了统销限制。泰安地区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新精神后，出现了新形势。地委又把执行新政策出现的新形势报告给中央，中央再次把泰安地区的经验通报了全国。
严肃的批评
1960年，周总理到鞍山检查工作，听完市委常委会的集体汇报后去下榻处休息。他走进一所漂亮的庭院，表情愕然，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一眼赫然挺立的3幢小楼，便走进被引入的一座楼内。他一言不发地向各个房间看了看，回头严肃地批评：“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建楼堂馆所，你们却修建这样豪华的宾馆。为什么不听中央的指示啊？”从周总理炯炯目光中透出的神情，显示出他难抑的怒气。其实，就当时的条件和建筑工艺，宾馆建得并不高档，和当下的建筑比之，简直上不了档次，但在当时尚属讲究。周总理之所以批评，完全是维护党的俭朴风气。
第一书记杨士杰赶紧汇报说：“鞍山经常有重要客人来访。伏罗希洛夫、苏加诺、达赖和班禅，以及经常来视察的中央首长，来鞍山后都没有合适的住处，我们才下了决心。”总理并不满意这番解释，说：“你们有迎宾馆，还有东山宾馆，就可以了嘛。”总理接着强调：“我们的财力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对外应展示勤俭建国的精神。中央负责同志来是为了工作，不是来享受的。”周总理一句话一重意思地教育大家，接着问：“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我们向省委打过招呼。”有同志插了一句。周总理反而提高了声音：“你们是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嘛。”当总理知道耗资数额后，转脸直冲刘舜卿说：“刘舜卿，你这个监委书记(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啊？”刘舜卿赶紧检讨说：“常委会讨论决定时，我也是赞成的。”总理紧追一句：“你有没有想到违纪呀？”刘舜卿刚想再检讨几句，杨士杰马上表态：“我们认真检讨总结。”总理一挥手：“10年不要住。”说着走出楼去。
周总理的批评，在刘舜卿思想上是重重的一锤，触动很深。他事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诚恳地检讨：自己在建宾馆中有双重错误，既积极赞同，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表明自己勤俭建国的意识不强。他提出，房子建了，空置浪费，可辟为科技馆，作为鞍山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场所。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呈报了总理。这件事使他深受教育，成为他终生的告诫和鞭策。
深切的关怀
1965年，中央任命冶金部长王鹤寿(后任中纪委书记)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鞍山领导大换班，原书记处成员都调往各省任书记。周总理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老人不能走光，刘舜卿被留了下来，主持市委常务。刘舜卿知道是周总理的意思，二话没说，马上进入新的工作状态。
1966年文革开始，群众对新、老市委的“问题”都清算到刘舜卿头上。但他置个人命运于不顾，日夜担忧的是国家利益。他对鞍钢和市政从运动开始就自上而下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深感忧虑。在1966年6月30日有陈毅副总理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提请中央采取措施，防止破坏生产、破坏设备。陈毅和刘舜卿战争年代在莱芜、临沂，以及解放初在泰安有过接触，并曾给他授过奖，对刘舜卿有一些了解，回京向周总理转报了他的意见。鞍山很快被军管，避免了大规模的恶性破坏事件。
刘舜卿对运动有自己的看法，采取了“态度不明确”的立场。鞍山军管部队是陆军39军，其前身是徂徕山起义组建的“四支队”的一部分。军长张峰和政委何榘若及其他首长高克等人知道刘舜卿是徂徕山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对他甚为亲切。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军区政委李伯秋(徂徕山起义参与发动者)、鞍山警备司令员范昆源等不少部队领导同志，对刘舜卿都很关心，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他，动员他站出来，与群众打倒的对象划清界限。但刘舜卿对一些原则问题坚持自己的观点，多次过不了“造反派”的关。他坚决表示：“他们(被群众打倒者)不是叛徒、特务。工作中的错误谁没有啊？我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犯有错误。让我打倒同志，自己解放，我不干。”他一面挨批，一面协助军管会维护生产。他分别向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及王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并直接上书周总理，反映鞍山运动和生产形势，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周总理几次亲自主持了专门解决鞍山问题的会议，会上点名让刘舜卿发表意见。刘舜卿全面客观地谈出了鞍山问题的症结，为周总理解决鞍山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1967年3月，鞍钢几近停产，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成立了鞍山市生产指挥部，刘舜卿担任了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军管会主任)。1968年初，周总理召开会议，研究讨论鞍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总理拿着鞍山呈报的第三次候选人名单对鞍山与会者说：“我还是不能批。你们这是两结合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嘛。”军长张峰说明，其中的鞍钢副总经理马宾(后任国家计委主任)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总理马上说：“他不是原来市委的主要领导。”军政委何渠若解释说：“市委主要领导中没有人站出来。”周总理看了看他们，以询问的方式点名：“刘舜卿怎么样啊？”张峰汇报说：“他没有大问题，但认识上不去。”周总理点出：“你们可以帮一帮嘛。”
39军的领导对周总理的话心领神会，回鞍山后积极对各方面大力做工作。1968年3月，鞍山市革委会成立，刘舜卿当选为副主任(主任为张峰)。自此，他运动和生产两头忙，超负荷的运转使他寝食无暇，血压居高不下。每当他疲惫不堪时，他总想周总理让他站出来是工作的，还有那么多老同志想工作都没有机会，以此鞭策自己。1969年，毛泽东主席对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侄子毛远新说，辽宁工业比较发达，农业不行，辽宁农业要翻身，否则他就不去辽宁。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辽宁立即行动。12月上旬，辽宁省召开全省落实毛主席“辽宁农业要翻身”指示的大会，鞍山市派出了军人革委会副主任率领的大型代表团与会。时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的陈锡联对率队的军人说：“你来干什么，你懂农业生产吗？让刘舜卿同志来，我还有些问题与他研究。”刘舜卿当时血压很高，急需卧床休息治疗，他却毫不犹豫，抱病与会。会议日程紧密，大会、主席团会、代表团分组会连轴转，刘舜卿连随身带的药都顾不上服用，于12月19日倒在会场，溘然长逝，时年58岁。
刘舜卿以生命告白，他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关怀。
【作者简介】
刘一斌 莱芜市刘封邱村人，刘舜卿之次子，外交部资深外交官，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处长，台办副主任，驻外使、领馆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总领事、政务参赞、代办、党委书记等职，曾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翻译。现任外交笔会副会长，著有《我与外国政要》、《天人合一：马尔代夫》以及《文革期间，中印尼断交始末》、《心中的陈毅》等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短文。他是莱芜市第一个职业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