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在料峭的寒风中，毛主席率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开启了从革命到执政的伟大征程。出发前毛主席动情地说是“进京赶考”。这是毛主席向全党发出的强烈警示。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赶考”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认为在“进京赶考”这张庄严的考卷上，老一辈共产党人都面临着三道必答题：一是执政后如何正确行使权力？二是无论在位不在位如何做到心不离群众？三是作为开国功臣如何正确对待名利地位？
父亲王光华用他一生的实践，在这三道考题面前交出了合格答卷。
父亲在正确行使权力的考验面前
权力具有两重性，用正确的思想行使权力，权力就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用错误的思想行使权力，权力就会异化成为以权谋私的手段。在这方面我父亲和众多老同志一样，在省军级领导岗位上经受住了考验，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1953年他从河北省军区调动到军委武装动员部工作，全部家当仅有两张低矮的小方桌和一个旧碗柜；2005年他去世时，家里的遗物就是些战争年代的望远镜、怀表、立功奖章和革命一生的抚恤金6万元。他真正做到了清正廉洁。
父亲之所以能经受住权力的考验，源于他74年革命生涯中的一座航标灯、一部警示录、一个加油站。
延安是航标灯。父亲1938年3月至8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第四期二大队一队学员。抗大学习培养了父亲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理论学习伴随了他的一生，顺境中保持清醒，逆境中不失方向，坚定信念不动摇，坚守初心不改变。在父亲去世后的生平中，组织上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无不得益于延安抗大。
共和国第一大案是警示录。父亲收到了毛主席的信。1951年底，华北局将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犯罪材料上报中央，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敏锐地洞察出刚刚建国就有领导干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的危险信号，给中央敲了警钟，必须当作一场重大斗争来处理。毛主席随即写信给时任河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和时任河北军区司令员兼公安厅长的父亲，要求严惩刘青山、张子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河北省成立了“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彻查此案,父亲参与了从立案、调查、审判到执行死刑的全过程。父亲在办案中既严肃认真，又严格把握党的政策。当时刘青山、张子善在省公安厅后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关押了67天。为了确保不出问题，父亲从省军区搬到公安厅住，一呆也是67天。开始刘青山、张子善自视对革命有功，抵触情绪很大。父亲怕他俩想不开有过激行为，就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同时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精挑细选政治业务文化素质较高的看守入员，反复叮嘱说，他俩现在是罪犯，也曾对革命做过贡献，不要侮辱歧视。面对不了解情况要求探视的家属，父亲耐心说服他们回家等候中央处理意见。
毛主席决定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后，省检察长代表华北局、河北省委对刘、张俩人宣布了行刑和善后安排：俩人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俩人听了嚎啕大哭，刘青山说:“在我被关押的日子里看管人员没骂过我，也没动我一根指头。是我不好犯了罪，处理我以教育全党，我不求饶，死比活着有价值。”张子善说：“我才37岁，想悔过自新，再好好为党工作几年。但被党判了死刑，我没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上刑场我保证不骂党。”
在查办共和国第一大案的日子里，父亲的心情格外沉重。才两年多的时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的告诫竟然预见成真。“进京赶考”前，毛主席曾讲，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战场上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却会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毛主席的警示在刘青山、张子善身上得到了印证。开国功臣经不起权力金钱的考验蜕化变质以及后来追悔末及的现实，给了父亲强烈的震撼和撞击。他比一般人了解更多的情况，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权力的考验面前，唯有终生坚守毛主席提出的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将军业余合唱团是加油站。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在京陆海空三军众多上将、中将、少将组成了将军业余合唱团。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其实最初动员父亲参加时，他一直没敢答应，父亲确实不擅长唱歌。直到有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把电话打到家里告诉他：“去唱歌就是一场展示军威军容的特殊战斗”，父亲才明白了其中奥秘，勇敢地走上了这个“特殊战场”。把歌唱好，对这些出身农村，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练唱革命歌曲，有时合练、有时分练，人人都十分认真投入。那一阵子父亲在家总是曲不离口，先是常常跑调，后来渐渐地音准了，慢慢地好听了。将军们夜以继日的勤学苦练。
1959年9月28日，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大幕拉开，将军业余合唱团的230位身着礼服、佩戴勋章、将星闪烁的将军分站五列，英姿勃发，军威雄壮，李志民上将的指挥刚劲豪迈，熊伯涛少将的朗诵气壮山河：“我们一群红色老战士，来自农村来自工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教育培养使我们坚强更坚强；不要看我们的身上沾满了征途的冰霜，战场的硝烟熏黑了我们的脸庞，可是我们的思想永远放射着光芒，为了捍卫祖国的建设我们凝聚着无穷的力量；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纵情歌唱，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歌唱英明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在解放军军乐团管弦乐队伴奏下，将军们引吭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在太行山上”、“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上祖国的台湾”。一首首昂扬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将军们战斗般的激情引发了台下观众的共鸣，人们情不自禁跟着唱。最后全场的情绪达到高潮，几乎是全场的大合唱。歌声结束，在场的万余名观众仍然沉浸在激昂的乐曲之中，沉静了几秒钟，突然爆发出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将军们又赴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很高兴，在场的国际友人都深受感动，他们感慨地说：这么多高级将领合唱士兵歌、纪律歌，全世界都没有。
歌咏情、诗言志。从父亲身上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几百名高级将领参加合唱团，其意义在于通过唱革命歌曲来传承革命传统、凝聚革命精神、提振军人斗志、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情怀。向毛主席的汇报演出，就是汇报他们“进京赶考”的阶段性成绩！
父亲在能不能做到心不离群众的考验面前
人民让父亲牵挂终生。父亲很少作诗，但有三句诗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这三句诗都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河北易县易水河有关。
第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为民除害兮手刃奸”。1935年底父亲受党的委派以军事领导人身份到河北冀南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有个姓黄的恶霸地主专门欺压农民并且和游击队为敌，为了除掉他，父亲带领游击队一直追到天津，才将其处决。为摆脱敌人的追捕，父亲他们绕道易县进入太行山时，在易水河畔，父亲作了这句诗。
第二句诗 “风萧萧兮易水寒，保境安民兮擒敌顽”。解放初期，父亲担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兼省公安厅厅长，集一省军权治安权于一身。为了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让人民生活更加安定，他又来到易县，在易水河畔又留下了这句诗。之后，省军区、公安系统剿匪擒魔，卓有成效地维护了地方治安，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第三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助民致富兮进深山”。
1980年父亲再一次来到易水河畔，作了第三句诗。随后，70高龄的他手拄拐杖，肩背氧气袋，义无反顾地走进太行山深处，到易县山区帮助农民养鸡养兔，脱贫致富。
在父亲的三句诗中，每一句都有一个“民”字，先是闹革命时“为民除害”，再是执政做官时“保境安民”，又是离休后“助民致富”，折射出人民群众在他心中沉甸甸的份量。
父亲去世后，我们经常想：他助民致富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易县，难道因为这里是山区农民们更贫穷吗？经过回忆思考，我们发现在父亲的精神世界中有个很重要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献身报恩”情结。或许是河北易水和父亲家乡沂水的读音相似，或许是山东人义薄云天的侠骨与荆轲刺秦王的果敢相近，他们都具有一种舍生取义的勇气。比如1933年父亲在家乡沂水县执行县委任务，单枪匹马击毙了大肆抓捕共产党员的伪教育局长；1935年在上海中央保卫局战斗科随时准备与敌人玉石俱焚。但根本不同的是荆轲为刺秦献身是为了报答燕王之恩，而父亲献身是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教养之恩。从他的三句诗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父亲青年、暮年、顺境、逆境，跟共产党走，报答人民养育之恩的信念不变、初心不改。
1978年父亲平反恢复名誉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经历文革磨难，身体已被整垮，丧失了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的身体条件，在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征求对他工作的安排时，毅然选择了离休，他表示“不能做官，还能做事，还能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晚年支撑他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精神力量。
他放弃了京城的舒适生活，在几年的时间里，深入到河北易县阳谷庄公社，帮助农民利用闲散劳力，进行冬季母鸡产蛋的实验。
他事先在保定新生种兔场，保定畜牧场，河北农业大学畜牧系，河北省畜牧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下，掌握了鸡、兔等家养动物的科学饲养方法和冬季饲养的知识。在阳谷庄公社，又在农民们的质疑声中，通过试点取得了成功，用事实说服了大家，在短时间内打开了局面，让大家尝到了冬季母鸡产蛋卖钱的甜头。
要让鸡多产蛋，母鸡的品种必须优良。优种小鸡要用钱买，可农民手里没有钱，父亲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离休金，买来优种小鸡，分给乡亲们。鸡舍的暖房要用塑料布，农民们也没有钱，父亲又买来一批塑料布，让大家垒鸡窝用。科学养鸡，要懂知识，父亲又买来科普知识发给大家。他把离休金用在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上。
父亲22岁时用自己的微薄收入开展革命工作，走向革命道路；他70岁时又用自己的离休金自费扶贫，重新踏上征程。这是他践行“心不离群众”的最好诠释。
父亲在对待名利地位的考验面前
不摆功，挑重担。父亲红军时期是师级干部， 1948年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就已经是正军级，1950年担任河北军区司令员更是名副其实的正军职。1955年评军衔时，却定为少将副军。这与同时期担任同样级别职务的同志相比偏低。但他却毫不计较，一心想着干好工作。1964年军队套级时，当年评军衔定低了的许多少将都相应调高了职级，高的定为6级、低的定为7级，父亲却定为8级，再次失去了机会。他仍无怨无悔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自觉地以党的事业为重，从大局出发，个人进退听从指挥。他晚年时，我们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向组织上反映一下？他告诉我们：那么多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优秀同志牺牲了，与他们相比，我只能选择不摆功，挑重担。
类似情况、类似想法绝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党内军内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好同志，例如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请辞元帅、徐立清请辞上将、孙毅请辞中将。让衔请辞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优秀品质。
正是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代淡泊名利的共产党人铸就了那个时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那个时代领导干部的政治追求和精神境界。人民群众从领导干部对待职务、地位和荣誉的态度上看出了共产党人的团结和强大，发自内心地敬仰敬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同志，恢复名誉后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有军委领导托人给父亲捎话，告诉父亲想恢复工作就提出来。父亲在感激感动之余，慎重考虑后认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不能与文革后重新安排领导工作的同志攀比，更不能给领导和组织上添麻烦；老同志选择重新工作是为党分忧，自己选择离休也是为党分忧。他坦陈心迹后，得到了领导同志的支持和赞扬。
不因自己立过功，而向组织讲价钱；不因自己蒙受冤屈，而要求组织照顾；领导对自己越关心，就越自觉越自律。这也是父亲对待名利地位的淡然心态。
从父亲“进京赶考”的三张答卷中，我们强烈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革命实践中孕育生成的崇高的革命理想、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不忘初心是他们最鲜明的政治本色，也是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用红色基因砥砺道德品行，坚守和传承“赶考”精神，从中挖掘提炼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是革命后代义不容辞的政治担当和历史责任，也是对父辈最好的纪念。
